究竟安禄山为何叛乱，其原因当然是复杂而多样的，然安禄山本人最初所打的旗号，则是诛杀杨国忠，并严惩杨贵妃及其姐妹的罪过。那么，杨国忠及杨家究竟何人?安禄山和杨家究竟关系如何，有打过什么样的交道呢?
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5)，正值国家隆富日久的之季，时任身兼多地节度使的安禄山起兵幽州(今北京一带)，率蕃汉千万大军，浩荡南下，直捣两京，声势极为劲猛，战事延绵七余年，给建国已逾百年的李唐王朝以重创，国力受到极大削弱。
天宝十一载(751)，玄宗天宝年间著名权倾一时的宰相李林甫去世，接替其位的是杨国忠是唐玄宗的外戚，他的升任与杨贵妃后宫势力的崛起紧密相连。当时，贵妃家姊妹都被加封，分别是著名的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都有美色，出入宫掖，并承恩泽，势倾天下。以杨贵妃姐妹为核心的杨家在京城之中可谓炙手可热，不仅各级官僚千方百计贿赂巴结，连皇家子嗣也让其三分，皇子诸王婚嫁，总是向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献上巨金请其前往。皇帝每每赏赐，也是几家如一，宏富异常。
其时杨家集中居住于长安宣阳里，第舍连排，极其壮丽，土木被绨绣，栋宇之盛，两都莫比，一堂之费，动踰千万。不仅自家极尽奢华，一旦看到别家住所有甚于己者，便拆毁重新修装。
当时的宰相李林甫，住在平康坊，紧邻宣阳坊，在其北边。在宣阳坊中，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的豪宅东西相邻，昼夜往来，无复期度，或并辔走马入朝，不施障幕(妇人出必有障幕以自蔽)，道路为之掩目。
那段时间，杨氏几家经常一起从驾华清宫，气势浩荡，奢华无度。贵妃姊妹在服装车马的装饰上，饰以金翠，间以珠玉，可谓花尽心思，往往一车之费，不下数十万贯。于是，他们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笼，以组绣为障泥，每次随驾华清池，总是先在国忠宅见面会和，然后再一同入禁中见唐玄宗。每次出行，车马仆从，充溢数坊，锦绣珠玉，鲜华夺目，杨氏五家，队各为一色衣以相别，五家合队，粲若云锦;杨国忠每每很招摇地在最前面。
每隔一段时间，长安的老百姓就能目睹一次这种豪华出行的气派，史籍称：“炳炳照灼，观者如堵。”也正是因为这份笼罩在皇权之下的声威，杨国忠得以趁机上位，掌控大权。
史籍中记载的杨国忠，人强辩而轻躁，无甚威仪。当了宰相以后，以天下为己任，裁决机务，果敢不疑;对于级别低于自己的官员，总是颐指气使，所有的人都对此敬畏三分，除了宰相的身份，杨国忠身上的各种兼职差事，还有四十余项。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时唐玄宗已为皇帝三十余年，精力不济不说，早期那种“及杨国忠以宰相倾文部尚书，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先于私第密定名阕”。因为杨国忠的得势，其私宅也成为“中外饷遗辐辏”之所。
但是，杨国忠虽然气派很大，但他与此前的宰相却有着一个非常大的不同，以前的宰相都有关中附近边镇的军事权，但经过李林甫的改革，到杨国忠的时候，他已经丧失了这项权力，这意味着他失去了对京师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边镇的控制。而与此同时，边将权力日益扩大，安禄山便是其中之一，且他所控制的，正是唐朝事故不断却一直属于控制的东北地区。
开元末年，安禄山在东北地区已有一定基础。天宝之后，他设法交好于李林甫等当朝实权派人物，因而在宫廷内与朝廷中都有了升进的基础。
天宝二载(742)，安禄山初入长安，这次就得以见到玄宗，并被加封骠骑大将军，当时安禄山在长安的宅邸在道政坊，该坊位于玄宗的兴庆宫南边，此后安禄山每次到京城，都会到兴庆宫见玄宗、杨贵妃，且认杨贵妃作义母，往来密切。
随着安禄山地位的提高，天宝九载(749)，唐玄宗于城东亲仁坊选宽爽之地，出御库钱为安禄山另起新宅，是当时有着“京城第一”之称的甲第。当时为修造安禄山的这套居所，可谓穷极华丽，不限财物，修成后，院宇堂皇，窗牅绮疏，高台曲池，帏帐幔幕，充轫其中宛若天造。
亲仁坊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地界，这里是玄宗父亲唐睿宗登基前的府邸所在，玄宗也由这里登上皇位，因而这里在玄宗朝具有特殊意义。在这里筑宅，表明玄宗对安禄山的恩宠之深。可想而知，安禄山在当时长安朝廷中必定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亲仁坊的位置，不在别处，正在杨家所住的宣阳坊的南边。
安禄山同杨贵妃关系密切，自然也设法同杨家交好，并最终同杨国忠一起诬告李林甫同阿布思谋反，因此在李林甫过世之后，杨国忠由此取而代之，安禄山则掌控了阿布思的部落兵，自是兵精天下。
天宝末年，安禄山有边功，深得唐玄宗的信任，玄宗还让安禄山与杨家人拜为兄弟，每次来长安，必是合欢共宴。
可以想见的是，同样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俗话称“一山难容二虎”，安禄山和杨国忠并不会因为表面这份热络就真的了无芥蒂，杨国忠指使骞昂、何盈等人私下埋伏安禄山宅左右，秘访其谋反罪证，甚至扬言当时京兆尹李岘(即主管长安事务的官员)搜捕了安宅，并得到安岱、李方来等与安禄山谋反的证据。这些消息，当然很快传到了身在东北的安禄山耳朵里。
他的恼怒不在话下，且随即上书玄宗，唐玄宗无奈之下，恐其有变，只能流放李岘，以息安禄山之不平。
不过，梁子易结不易解。安禄山与杨国忠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他对杨家在京城的种种嚣张行径了如指掌，因而，待他各种军事准备做足之后，以“诛国忠”为幌子起兵也就成了最顺水推舟不过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