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太伯让出皇位的背后，隐藏了什么样的真相？

2022-11-09 09:51:11

　　吴太伯，又称泰伯，吴国第一代君主，东吴文化的宗祖。各位一定都有所耳闻吧。

　　如果没有“吴国”的“定语”，光看“开国帝泰伯”以及“让皇位”这些“标题关键词”，猛一下子，还真未必就悟出讲的是三千多年前的那一段。

　　首先，“开国”不“开国”的，故事发生的历史时期，“帝”这个字，都只属于一个人，就是商国(又称“殷”、殷商帝国)的君主;同期任何人，无论多么伟大，在所有史籍中，都不会被称为“帝”。

　　其次，“泰伯”之称，也基本属于文章作者的创造。也正是因为这个创造，笔者没能一下子就领悟到文章讲的到底是哪段。因为，在被今人认定具有较高权威性的相关史籍《史记》(又名《太史公书》)中，对那个历史人物，在不同篇章里，都称“太伯”。

　　太伯、泰伯，虽只一字之差，却完全是不同的!按照笔者对与古籍述说习惯和针对相关历史的有限追溯、考证，“太伯”之称，蕴含两层含义——伯，是指“老大”、长子;太，是尊称或者人名。不管是尊称还是人名，字不同了，所指也肯定会不同。

　　再有，就是“皇位”——皇位，大概指的是“皇帝大位”。皇帝，作为专有指代性名词，最早的出现是在公元前221年，被武力统一“天下”的秦国国王嬴政“自冠”，传诸后世，直至公元1912年清帝国最后的君主爱新觉罗·溥仪“逊皇帝位”而止。三千多年前“太伯”那时候，肯定是没有“皇帝”之称的。

　　所谓“三皇五帝”，是后世史家(以《史记》主要作者司马迁为最主要代表)对于只有传说没有记载的“远古圣君”的假想式尊称。三皇，说的是女娲氏、伏羲氏、神农氏(又称“炎帝”);五帝，则指——黄帝、颛顼、喾(又称“帝喾”)、尧(又称“唐尧”)、舜(又称“虞舜”)。“三皇”不多说了，名称中都带“氏”字，基本可以理解为“氏族公社”，更可能是指将若干氏族公社联合起来或在若干氏族公社中突现出领导地位的某个氏族公社，指代的是群体，而非唯一排他的生命个体。“五帝”就算个个能对应具体的“个人”，也都比“太伯”早了很多;而且，就算叫做了“帝”，也跟“皇”不搭边，更别说“皇位”。

　　总之，“太伯”那时候，没有“皇位”这一说。根本没有!不管怎么“娱乐”，都不能那么说。同期，“帝”，也是唯一排他的称谓，任何其他人都不会使用、被使用。

　　那篇标题就最起码三个“本质性”错误的文章，讲到故事当时“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拥地称王……其中有个周部落相当昌盛，有鹤立鸡群之势。”这说法，大有“三国杀”味道，几乎完全跟“可能的事实”不搭边!而且，存在着表达上的逻辑混淆——都“各霸一方拥地称王”了，怎么“相当昌盛”、“鹤立鸡群”的“周”还叫做“部落”呢?!

　　军阀，是现代词汇，非要往前追溯的话，最早也就能到东汉末年(三国)那时候。具体解说，是另外的话题。

　　称王，对不起，在那时候，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那时候，“王”这个字，还是动词，现代读音为四声，同“旺”，不是用来“称”的。这也是另外的话题。

　　“各霸一方”、“拥地”，也基本不“靠谱”。那时候，殷商帝国虽已日暮西山，却铁定是仍然牢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军事、经济、疆域、人口，几乎所有方面，都强于、大大强于周边其他政治势力!之所以从史籍上看“仿佛”是“一触即溃”，是有着方方面面深层次诸多因由的;非要概括的话，可以借助易中天先生用来形容“大清之亡”的话——亡于“制”而非亡于“政”。即：强大的殷商帝国的灭亡，根本上，是制度的原因，制度腐朽了，所以“一触即溃”。其“制度”及其“腐朽”，又是另外的话题。

　　相当昌盛、鹤立鸡群，这样的形容，也肯定夸大。周部族，具体讲，是殷商帝国册封的叫做“西岐”的国家，在太伯那个时代，的确属于殷商帝国的“属国”中发展较平稳的，但肯定谈不到“昌盛”，更毋论“鹤立鸡群”——如果真的是“相当昌盛”、“鹤立鸡群”，到不了“后来”，当时，就会被强大的殷商帝国严酷打压，甚至干脆灭国。

　　事实上，在以今河南省为核心地域的殷商帝国的主流统治时代，西岐、后来的“周”，地处相当于“边疆”的“岐下”(岐山脚下，今山西省宝鸡、凤翔、扶风一带)，是一个人口和“综合国力”都跟殷商帝国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的“边陲蕞尔小国”。先秦奇书《山海经》中，这个国家，被归入《大荒西经》——在周王朝已经成为“天下共主”的时代，其发祥的“西岐”，仍被“权威”地列入“大荒”范围。

　　再是那文章中说的什么“带了三千多随从”之类，就更形同笑话——大概是受了大几百年后战国时期“门客三千”说法的熏染吧。“门客三千”是早期的“门阀”，形成于远比还叫“西岐”的“周”强大(疆域、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完整(高度国家化)的“称王”的诸侯国，在三千多年前(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后期)的“太伯”时代，别说三千，能带走三十个随从(无论男女老幼)“出走”、“不告而走”，都很难说能实现。因为，那时候，就是国君，也就是“太伯”的父亲“古公亶父”，身边都未必会有几十个随从;整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只能说“武装力量”而不能说“军队”，因为还没有真正完成“国家化”进程，“军队”尚不具备完整构成和专项发展的内外条件)加在一起，有没有两个到四个“三千”，都是大大问号!

　　(二)回溯史籍看故事

　　“让皇位”文章所讲的“故事”，主要是被称“太王”的“古公亶父”(“公”为惯例的尊称，“亶父”是对这个人的专有尊称，可合称“公亶父”，而“古”，很可能是名字)有三个儿子;本应立老大“太伯”为“储”，而却立了最年幼的老三“季历”这段事情;提出疑问的是这样的“非常规”因何原由，是老大“让”的结果，还是“被逼”。

　　关于此，不妨拜读一下有关经典史籍：

　　先看《史记·周本纪》相关叙述——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这段里，老二也就是太伯的二弟、季历的二哥，被称“虞仲”。仲，老二的意思，虞，应该是名字。讲清楚的是“让”字。但存在可以琢磨琢磨的“疑点”。主要三个：

　　一是，“皆贤妇人”，说季历的母亲(太姜，“太”为尊称，姜是名字或姓)、妻子(太任，又作“太壬”，“太”是尊称，“任”或“壬”是名字或姓)都“贤”，“生昌，有圣瑞”。是说因为母亲和祖母的“贤”，才生下了“有圣瑞”的“昌”(姬昌，及周文王)，还是怎么?结合上下文和史籍呈现给后人的“结果”，似乎表达出这样的意味——立老三季历为“储”，是因为他有个“有圣瑞”的儿子“昌”，而这个就算那时真就就已然存在、肯定还是“小屁孩”的“昌”，之所以“有圣瑞”，更取决于母亲乃至祖母的“贤”。亦即：决定“太伯”这辈人继承权的最本质因由，在于他们兄弟谁有“贤”的母亲和妻子!引申：国家的前途，取决于贵族女性的“贤”。这在父系绝对主导的当时，对于最晚也是在“成事”紧后就严格推行基于父系血缘的“宗法制”的“周王朝”来讲，是不是有点儿离经叛道的“前位”啊!

　　二是，所谓“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倒是把“让”字讲清楚了，可不清楚的是，长子“让”，次子跟着起什么哄啊?难道是因为长子“让”了，次子就“法定顺序”地变成了“法律意义”上新的长子，所以也得跟着一块儿“让”?还是，次子跟长子“同气连枝”(比如是同一个母亲所生)，所以成了“连体兄弟”?再有，无论长子还是次子，肯定比老三要年长的哥哥们，有没有后代?哪怕是没呈现“圣瑞”的?《史记》为突出“昌”也就是伟大的周文王的“天授真命”，就只提了他小人家而没提堂兄弟(有还是没有、都有谁、都有什么问题)，咱今人，只要还有一丝丝思考、怀疑、思考着怀疑的精神，大抵，还是应该想想吧。

　　三是，所谓“让”的方式——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亡，逃亡、逃跑的意思;荆蛮，在这里概念性指代“荆”类植物茂盛的“蛮”地，可以理解为长江流域。就当时条件而言，从“岐下”的陕西关中地区，去到长江流域(不管哪段)，都是“有去无回”的“绝尘之旅”;而如史籍表明的那样，他们是到了长江下游的“吴地”，这距离，就算今天，靠脚底板走，也差不多可以算“壮举”了!干嘛跑出那么远?是为了“安全”还是什么?别告诉我是循着“江南”的富裕发达去的，像“让皇位”文章明里暗里表示的那样。“江南”的“崛起”，最早也是他们之后一千多年的隋朝，是“粟作文明”向“稻作文明”转变的“划时代”。如果他们那时候“江南”就很发达富庶，就不用——天哪——文身断发，扮作“蛮野之人”啦!综合来讲，这不仅是逃亡，更是不准备丝毫回首的“自我流放”!有去无回、自我流放，跟“让”字怎么对接?或者说，叫我们这些后人，怎么理解“让”这个字?!

　　《史记》中另外提到同一事件的篇章，是《吴太伯世家》，这样叙述的：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佰、仲雍二人乃饹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饹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是为吴仲雍。仲雍卒，子季简立。季简卒，子叔达立。叔达卒，子周章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是为虞仲，列为诸侯。

　　相比《周本纪》，《吴太伯世家》讲得细致了很多，其中老二也就是“太伯”的二弟的称谓，出现了不同，谓之“仲雍”。这个称谓，相比“虞仲”，跟“太伯”更“搭”——仲，老二的意思，雍，可能是名字。“虞仲”之称，大概——如果不是“传袭录误”或者简单“重名”，就更应该是对于“仲雍”这一支再分封后的通称，即“虞”国之“仲”。

　　这段中，也存有很多疑点，比《周本纪》还多、还耐琢磨。限于篇幅和本文主题，旁的且先搁置，单提一处——于是太佰、仲雍二人乃饹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对比看看：

　　周本纪：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吴太伯世家：二人乃饹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乃二人”、“二人乃”，是一个意思——俩人于是。

　　去往“荆蛮”的“姿态”，“亡如”变成了“饹”，逃跑般去往，似乎变成了“欣然而至”。而对应这番区别，同样的“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却变成了“示不可用，以避季历”!不仅“让”成了“避”，还要“示不可用”!

　　两厢对照下来，似乎，前者的“让”字，就掺进了“要不怎么说，只能这么说”的苦涩。逃跑、避让、谦让。怎么都带着点儿“迫不得已”的意思吧。

　　而后者却更趋于表达“有计划甚至是‘欣然’前往，为的就是‘避’，而且是‘示不可用’地‘本质’的、‘永久性’的——避!”衍射出来的，还是、还只是“迫不得已”吗?能不能品出点儿“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了，不跟你们玩了”的味道?

　　所有上述，不仅是想为“讲故事”寻根觅据，也是“怀疑式思考”。从中不难看出，就是《史记》这样经典的著述，也还有意无意留下了供后人思辨的“疑点”;今人不示所惑，不作“或然”之想就直通通换成想当然的背景去讲故事，就算揭示出“疑惑”，也未免太过生动，欠缺敬畏之心。

　　(三)瞻前顾后看看这段故事

　　所谓“瞻前顾后”，说的是讲一段历史故事时对故事发生年代“紧前”和“紧后”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的综合考虑。事实上，在笔者创作历史小说时，对于资料、史籍的参照、理解，都是循着这般“套路”的。如果不瞻前顾后，故事就可能显出“断层”般的突兀、苍白，或者为弥补突兀、苍白而“演义”，而容易脱离“当时的现实”;再要是要讲的故事绵延年代较长(通常在长篇历史小说中容易遭遇此类情形)，各个段落都没瞻前顾后得“适当”或说“妥帖”，很容易就“讲乱”或者彻底湮没于“自说自话”的“瞎编”。

　　由于“历史原因”，笔者有幸参研了“周”的崛起这段历史，并就其做小说式著述(已成全作)。相关的“瞻前顾后”，简言之，大致如下：

　　太伯的父亲“古公亶父”治政早期，也就是太伯还没出生或者只是“小屁孩”的那个时期，主流政权殷商帝国，正经历由“极盛”骤然衰败的阶段，短短二三十年间五易国主(帝)并迁都，曾经因为垄断青铜铸造技术及其所有产业而无比强大的帝国，如同跌倒的巨人;试图挽回颓势、复兴国家的统治者，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始终还是在既有格局和顽固的巫鬼崇拜中徘徊，导致错招连连、不进反退、天下涂炭、怨声载道。

　　同期，因为务农和“先天不足”的周邦前身的政权(史册上一概称“周”，并不严谨)，由于弱小、农业性格(不好战、缺乏侵略性)等原因，愈发“边缘化”;但由于农耕生产方式的“稳定性”和“必须”的属性，这个还不能算是“国家”的族邦，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下，本着求存意志(只是“求存”)，却呈现缓慢而平稳的发展壮大趋势。如果她更弱小，或许还可以通过迁徙这样的原始方式，避开、更加避开日益颓废、狰狞、残暴的殷商帝国的打压;可具有了一定规模(人口过万甚至打数万、人口结构稳定且合理、治政体系日趋完善)的现状，迫切需要地域上的稳固;因而，在古公亶父这代，“永久定居”和“合理应对中心政权(殷商帝国)”，就成了最核心的政治任务。

　　他们通过“最后一次迁徙”，定居在了相对更加远离殷商帝国中心地带(今河南省)的“岐下”(今陕西关中地区)，与“帝国”隔着包括岐山、黄河这样的天然屏障在内的相当遥远的距离，呈“轻易打不着”姿态，再以农业部族性格中的温善，积极地、平和地，吸引、凝聚周遭更弱小的部族、邦国，形成松散的类似政治联盟的关系。

　　然后——注意，关键的、天才的、划时代的步骤来了——为这个松散的政治联盟，寻求一个“老大”。

　　你“周”不就是老大么?

　　不!不是!因为，她还不够格!远远不够!!

　　她得带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周边小邦，寻求一个够分量的靠山。这个靠山，不能是将他们视作奴隶、仆从和“耗材”的殷商帝国，但须得具有让殷商帝国顾忌甚至大大顾忌的实力、地位。这样，之于青面獠牙、侵略性极强的殷商帝国，她才能安全地存在、悄然地发展。

　　哪有那样的靠山?殷商帝国强大如彼，会有什么势力可以让其顾忌，还大大顾忌?

　　还真有!而且，有两股!就是殷商的“师国”，莘、挚。

　　何谓“师国”，是另外的话题。当时，古公亶父那时候，这两个“帝师之国”其中的“莘”，只剩下了名义上的政治地位，当仍不是殷商帝国“想动就能动”的;而“挚”，虽综合国力远不如殷商，却传统地保有着足以令殷商帝国“大大顾忌”的强悍武力。

　　有些未必多“真”却表达“合理”的资料，或明或暗地表明：“周”在岐下定居后，跟举国迁徙的“莘”，相距不远，因而借助其所掌握的比较先进的农耕技术，给予了因迁徙而百废待兴的莘国很大帮助，以至于被允许向其“称臣”，甚至在后来，还构成了“联姻”关系——周文王姬昌的“正妻”太姒(“太”是尊称，“姒”是名字惑姓)，就是莘国人。《诗经》开篇的《关雎》，所形容的，就是姬昌与太姒的爱情故事。

　　类似资料还“透析”出一个挺重要的信息，就是——姬昌的父亲季历(王历)的妻子太任，来自比莘国更有分量的“帝师之国”挚。季历的母亲“太姜”，则很可能与“羌戎”有关，甚至可能就来自“羌戎”。而“羌戎”，则是对殷商帝国只是“半臣服”的“戎狄之邦”，具有很强的侵略性和相当的军事实力，是为“姜”姓的最本源。

　　如果这些都多少有影儿，那简直可以认为，古公亶父为自己的族邦“找靠山”的政治动作，结果是相当理想的!

　　当然，作为弱小的“求人”一方，“周”及其古公亶父，肯定不可能“万事如意”。其中有可能一个很“不舒服”的地方，就是“联姻”的“被动性”——联姻可以，但你蕞尔小国跟我帝师之国联姻，肯定是“高攀”，得是我们挑你们，就算我们是嫁去女孩子，也得由着我们的女孩挑你们的男孩。这个，如果算是“条件”的话，对急于促成“高攀”的“联姻”的古公亶父及其“领导集体”来说，很可能会被接受。甚至可能是被“欣然接受”。

　　于是，问题来了——按照“周”的农业部族自我定义的传统，君主之“储”，当为“嫡长子”。太伯，算不算“嫡”不知道，但应该是“长子”;甚至可能，因为这个“长子”的“长”，在其父“联姻”的时候，他已然有了妻室家小，很容易被强大的、高高在上的联姻对方pass掉，就便他当时尚未成家、没有妻小，被pass掉的可能性，理论上，仍至少是三分之一。

　　关于“昌”也就是周文王姬昌的出生，自古以来，就有两说：一是说他是季历、太任婚后所生的独子;二是说他是季历和太任的“非婚生子”;极大可能出身于“帝师之国”挚的太任，因为这个非婚生，而唯一排他地被挚国索性嫁去了“周”，完成联姻;而之所以构成“非婚生”的事实，是因为季历很年轻(甚至是少年时)就因为某种“天然特质”(在故事发生时代，天然特质，包括今天共识的各种“天赋”，也包括巫鬼文化中占卜等方式被“神示”的才具、因缘之类)，而被殷商帝国征召为神职人员(祝师)。在巫鬼崇拜的殷商帝国，祝师、神职人员，地位很高，但并没有后来某些宗教界定的“禁欲”之类的约束;甚至某种意义上，在两性方面，比普通人甚至世俗的贵族，还更有特权、“便利”。

　　当然，这些都不足据，只是根据一些未必靠谱的资料并加以了演绎、补充而得出的“推测”。但不管怎样，有一点可能还是比较靠谱，就是选择季历为“储”，跟旨在找靠山的政治联姻有关。

　　基于此，甚至可以认为，打破“嫡长为储”的规则，是古公亶父向政治联姻的妥协。

　　如是，不妨想想看——你们“周”是长子为储，而我却选了你的幼子联姻;我们联姻的结果、所生的“嫡长子”，就必须是接下去的“储”，所以，你“周”邦须得自己“搞定”个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隐患。

　　如此情境下，设想这样的“故事”：

　　为确保联姻的季历成为“储”，比季历年长(肯定更成熟，甚至更有势力)的大哥二哥，你“周”邦“处理”不好，就来我这里吧。

　　那不成人质了?!

　　人质的话，一个搞不好，岂不就玩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