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尼托·墨索里尼，意大利政治家，外文名叫做贝尼托·阿米尔卡雷·安德烈亚·墨索里尼，外文名意大利语叫做Benito Amilcare Andrea Mussolini，生卒时间1883年10月27日-1945年4月28日。

　　1922年，庇护十一世被推选为教宗，几个月后，墨索里尼就任意大利总理。一直以来，两人之间的关系被掩盖在罗马教廷从战前即英勇地反抗法西斯党的假象下，而庇护十一世及其继任者也长期被塑造成与墨索里尼为敌的英雄。大卫·I.科泽利用梵蒂冈2006年开放的秘密资料，历时七年，呈现了两人的共谋故事，彻底颠覆了这一既定观点。

　　忧心于教会权威衰落的庇护十一世借助法西斯的力量抵抗共产主义和现代社会的来临，野心家墨索里尼则凭借教宗的祝福提升公信力，进而掌控意大利。两人充满尔虞我诈、最终摇摇欲坠的利益结盟，改变了上百万人的命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梦魇也由此开始。

　　墨索里尼

　　1、置之死地而后生

　　意大利将在1924年4月进行新一轮全国大选，这是墨索里尼掌权后的第一次大选。法西斯暴行在全国肆虐开来。墨索里尼一边指挥法西斯党人对政敌进行殴打乃至动用更加恶劣的手段，却一边又继续引入各种措施为教会谋求利益。新一批官方节日中包括了好几个天主教节日，在此之前，它们从未受到政府的认可。墨索里尼还开始将矛头指向新教组织，因为他知道这样能够讨好教宗：墨索里尼不仅否决了卫理公会在罗马修建大教堂的请求，还驳回了基督教青年会在意大利修建活动中心的提案。天主教神学院的学生不必服兵役。大选三天前，他还大幅增加了国家发给主教和神父的酬金，令他们十分高兴。

　　4月初，梵蒂冈半官方刊物《公教文明》发行了大选之前的最后一期，它为墨索里尼辩护，认为法西斯党内尽管有个别反教会成员行为不端，但这种现象不应该模糊以下事实，即墨索里尼总是不知疲倦地改善政府和教会的关系。杂志提醒读者，法西斯党为教会带来了如此多的利益，相形之下人民党做成的事情简直少得可怜。选举安排在4月6日。“进军罗马事件”四人组之一的伊塔洛·巴尔博，在位于费拉拉市的总部给黑衫军下达命令。他们到每一个投票站抓住第一个上前投票的人，一边殴打他，一边叫道，“混账东西，你竟然给社会党人投票”。当然了，这个可怜的家伙可能原本打算把票投给法西斯党人，要是真是如此，“那也只能算他倒霉了。”巴尔博说道。

　　通过殴打反对党候选人，烧毁反对党报社以及破坏反对党的拉票活动，法西斯一派(包括支持他们的法西斯党外人士)一共赢得了三分之二的选票;法西斯党人赢得了二百七十五席，即便不算他们的同盟，也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多数。在反对党中，人民党占得三十九席，社会党占得四十六席，而共产党占得十九席。余下的少量席位则被共和党、自由党以及其他小党派瓜分了。墨索里尼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选举了。下一次，我的选票将代表所有人的意志。”

　　次日，那些在大选中表现出色的人民党活动家和地方神职人员就遭到了法西斯党人的攻击。在威尼斯城外的一座小镇上，武装的法西斯党在夜里来到了一位教区神父的家中。家里只有他的姐姐，法西斯党对她进行一番殴打后，感觉还不过瘾，又殴打了助理神父。

　　此番对神职人员和天主教组织的攻击激怒了梵蒂冈国务院的某位人士，于是他印制了一批传单，准备寄给意大利的所有主教，告诉他们不要参加法西斯胜利庆典，并尤其禁止他们为了向法西斯党表示感谢而举行特殊的弥撒。然而尽管这些传单都印出来了，但它们还是没能离开梵蒂冈。传单原稿(如今收于档案之中)的边缘写有一行批示：“这份传单不能寄送出去。奉国务卿蒙席之命。”毫无疑问，梵蒂冈国务卿加斯帕里枢机显然跟教宗商讨过这件事情，决定最好不要做任何可能激怒墨索里尼的事情。

　　1924年5月30日，新一届国会会议进行到第三天，贾科莫·马泰奥蒂在法西斯代表的嘲讽和要挟声中大步走向众议院的主席台。两年前，社会党清洗温和派，马泰奥蒂因此被驱逐出党，此后他创建了秉持改良主义的统一社会党。今天他将向众人传达一个信息：刚刚结束的国会选举掺杂了太多暴力因素，其结果应该被推翻。他详细地讲述着发生在全国各地的选民恐吓事件，而法西斯代表则不断地出言打断他。“说谎!”他们喊道，“滚回俄罗斯去!”一位法西斯党人大叫道：“已经够了!我们还待在这里干什么?难道我们还要忍受这番侮辱?”一排怒不可遏的法西斯代表以胁迫的姿态逼近会议厅前部。“你这种人怎么能进国会!”一人叫道，“你这种人应该被软禁起来!”在被打断了几十次后，他只好放弃演说，而法西斯党喝倒彩的声音盖过了反对党的鼓掌声。“现在你们得准备帮我写讣告了。”马泰奥蒂在走出会议厅后，对他的一位同仁说道。

　　墨索里尼也出席了这场会议，他的愤怒有如雷霆。他对新闻秘书切萨雷·罗西说道：“我们不能再让这个人在社会上活动。”

　　墨索里尼

　　6月10日，马泰奥蒂将再度在国会会议上发言，这一次，他要谴责墨索里尼政府的贪污腐败。他家住在人民广场附近，午餐过后，他动身向众议院走去，路上突然冒出两个人，一把抓住他，想要将他拽进旁边的一辆轿车。尽管三十九岁的马泰奥蒂并不高大也不魁梧，但勇敢而敏捷，他将一位来袭者摔倒在地，正要挣脱另一位来袭者时，出现了一个戴着指节铜环的人，一拳正中他的面部。三人将半昏过去的议员拖到汽车里，他又起身挣扎，双拳砸在两排座位间的玻璃隔板上，而那些绑架者则残酷地对他拳脚相加。

　　汽车驶过罗马的街道，司机不断按响喇叭以便盖过马泰奥蒂求救的呼喊。呼救声很快就停止了，因为马泰奥蒂死掉了。他们是否受命将他杀死，这个问题还有待讨论，然而现在倒在他们膝盖上的，已经是一具尸体。这些人立即动身寻找抛尸的地点。他们驶到罗马城外约十五英里处，在离公路不远的一片树林里将他草草埋下。

　　一位杰出的国会议员，只因批评了法西斯党，就在次日遭受暴力劫持，除了那些铁石心肠的法西斯分子外，这一事件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群情激昂之下，墨索里尼试图和这起谋杀案撇清关系。6月14日，他解除了警察部门负责人以及内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众人的疑心又落到了切萨雷·罗西头上，他不仅仅是墨索里尼的新闻秘书，手下还有一帮法西斯秘密打手。罗西只好躲藏起来。其他法西斯高层也很快落入了调查的大网。

　　整个国家顿时陷入了骚乱。因为殴打煽动群情的社会党人、把蓖麻油灌进他们嘴里是一回事，而谋杀国会反对党领导人且所有证据表明幕后黑手来自法西斯政权最高层则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同日而语。而且这起凶案于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在罗马中心地带，这种肆无忌惮令公众怒不可遏。墨索里尼曾小心翼翼地从各方(老一辈民族主义者和自由党，以及大量的实业家和小商店主)获得支持，所有这些即将土崩瓦解。

　　保守派的报纸开始转变方向，将矛头指向了墨索里尼。原先还支持他的《意大利日报》(Il Giornale d’Italia)表示，犯下谋杀罪行的凶手必须被彻底曝光。那些支持墨索里尼的中产阶级多数派也开始转变观念：他们想要的是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府，而不是一个嗜血的独裁者。人们开始撕毁法西斯党员证，而当议会反对派走过罗马街头时，路人开始向他们致以掌声。在部分地区，法西斯民兵曾骄傲地走过街头，如今他们却不敢身穿制服在公众场合露面。政府已到了危急存亡的时刻，它的垮台似乎已经难以挽回。

　　尽管墨索里尼试图和这起谋杀案撇清干系，那些罪犯的身份却将他暴露了出来，因为其中包含他最亲近的人。法西斯政权似乎要走到尽头了。参议院(其成员由国王选择，而非通过选举产生)在谋杀案两周后重新开幕。墨索里尼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表示自己跟所有人一样，迫切地想要将这起案件查个水落石出，他表明一定要将杀人犯绳之以法。他还说对某些政府高层官员非常失望。他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挚与清白。

　　尽管大部分人都认为，这番演说没法替他开脱，却有一个人称赞了他。教宗特使塔基·文图里神父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言辞华丽的信，告诉墨索里尼，这番演讲令他深受触动。他毫不吝惜溢美之词，称赞墨索里尼出色的工作，并祈求天主保佑他在将来取得成功。

　　马泰奥蒂遇害，对教宗来说也是一桩灾难。梵蒂冈原以为墨索里尼的出现，让他们找到了可以合作的意大利领导人，然而现在反对力量正联合起来抵制国会，呼吁让宪法权利回归民众，墨索里尼对权力的把持已经岌岌可危。教宗决定倾尽全力挽救他。他首先从人民党入手，因为该党决定加入反对党联盟，呼吁选举新一届政府。尽管在官方层面上，人民党并不依赖教会高层，但如果教宗公开谴责它，它就不能宣称自己是天主教政党了。

　　6月末，意大利人已经民心涣散，墨索里尼也前途未卜，于是梵蒂冈日报《罗马观察报》针对这场危机刊登了一则社论，提醒天主教徒牢记教会的谆谆教导，要服从政府当局，并且警醒他们不要“跃入黑暗之中”。受梵蒂冈监督的耶稣会刊物《公教文明》则紧跟着刊登了一则由主编罗萨神父撰写的文章，提醒读者牢记教会的教诲，要服从政府当局。他认为任何颠覆当前政府的行为，都可能让整个社会堕入无政府状态。他还特别将矛头指向了人民党反对派，警告说虔诚的天主教徒绝不会和社会党人合作。

　　梵蒂冈向天主教政党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试图颠覆法西斯政权的各种举措为教宗所不喜，然而他们依然和其他反对党合作，试图将意大利重新带回到议会民主制的道路上。

　　墨索里尼

　　庇护也试图振奋墨索里尼日渐低落的精神。7月20日，这个周日上午，教宗让塔基·文图里向这位沮丧的领导人转达，教宗依然支持他。那天下午，这位耶稣会士交给墨索里尼一张纸条：“阁下，今天上午，教宗陛下似乎心情愉悦，他跟我谈起阁下的语气，令我确信这些话语必然会令您高兴、宽慰。”他给最后几个词加了下划线，并告诉墨索里尼，最好能跟他聊聊教宗的想法，希望能尽快同他会面。这些时日是墨索里尼上台后最为灰暗的时日，教宗特使正是在这个时候向他传达了教宗对他的支持。

　　庇护十一世向墨索里尼提供的帮助，不仅限于宽慰的话语，他还让罗萨神父给予帮忙。教宗在书房里会见了耶稣会主编，命他再准备一篇论述当前危机的文章。两天后，也就是在7月末，加斯帕里枢机亲自来到《公教文明》罗马总部，取走了罗萨的稿件。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份稿件会在梵蒂冈和期刊办公室之间来来去去，上面出现了庇护十一世的黑色铅笔字迹。在得到教宗的最终首肯后，这篇不署名的文章将刊登在这份刊物上。

　　在褒奖墨索里尼为教会所做的一切，并且暗示他和马泰奥蒂遇害没有关系之后，这篇文章警告说，任何针对政府的暴力行动都是不正当的。即便是合法手段(比如通过新一轮选举推翻政府)也应该避免，因为它将带来“严重的灾祸”。最重要的是，人民党永远不得和社会党结盟。

　　墨索里尼非常清楚，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中，教宗的支持有多么关键。在危机中，他安排孩子们学习宗教课程。十二岁的埃达、八岁的维托里奥以及六岁的布鲁诺都在同一天举行了首次圣餐礼和坚信礼。

　　墨索里尼最后没有因为马泰奥蒂危机被免职，主要原因在于，反对派的解决方案也无法服众。而教宗不断地出手破坏反对派结盟，阻止他们颠覆法西斯统治，也起了尤为突出的作用。在缺乏合适出路的情况下，无论是国王还是军方都不愿意采取行动。

　　1925年1月3日，在法西斯暴徒杀害马泰奥蒂不到七个月后，墨索里尼又在国会发表演说。这将会是他从政生涯最具戏剧性的一场演讲。

　　“在全体众议员和所有意大利人民面前，我要宣布，”墨索里尼说道，“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我将独自承担所有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历史责任。”

　　“我们与你同在!”法西斯代表叫嚷道。

　　“如果所有这些暴力事件，是特定历史、政治和道德气候的产物，”墨索里尼说道，“那么我将承担起这一份责任，因为正是我造成了这种历史、政治和道德气候。”

　　“各位先生!你们在自欺欺人!你们以为法西斯气数已尽……但是你会发现……各位先生，意大利需要和平，需要安定，需要平稳。我们会给意大利带来这份安定和平稳，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

　　这番宣言之下，法西斯党对意大利残存的民主势力发动了最后的进攻。

　　2、多面的三人同盟

　　墨索里尼的书房里摆着一尊拿破仑的半身像，而于1933年1月登上德国总理宝座的希特勒，则早早地在他的书房里摆上了一尊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半身像。这位意大利领袖是他的榜样。希特勒宣誓就职不久后，就给墨索里尼发去一封公文：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有很多共同点，他希望能增进两国之间的关系。

　　这些奉承虽然令墨索里尼十分受用，但他却对这位跟班抱有疑虑。希特勒是一位“梦想家”，比起统辖一个国家，他更适合做鼓动人心的演讲。至于赫尔曼·戈林，则是个“曾经住过疯人院的精神病患者”。而且墨索里尼相信，这两人都有自卑情结。

　　“希特勒是个煽动群情的天才，”帕切利枢机说道，“但要在管理政府方面给他下个定论，还为时过早。”

　　德国的教会领袖长久以来都对希特勒极端的国家主义保持警惕，他们认为这种思想和异端邪说相去不远，然而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口都是天主教徒，所以这位纳粹领袖迫切想要获得梵蒂冈的支持。正如意大利的天主教人民党曾经妨碍到墨索里尼掌权，德国的天主教中央党如今也成了希特勒面前的拦路虎。希特勒掌权还不到一个月，德国大使就向帕切利保证，新任总理意欲和圣座结成良好的关系。大使明说道，毕竟嘛，希特勒本人便是个天主教徒。

　　教宗也对纳粹分子抱有疑虑。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那个春天，庇护十一世曾经发出疑问：“希特勒一派要是大权在握，我们还能有什么指望?”可希特勒担任总理还没过几周，他就开始看到希望了。“我对希特勒的态度改观了，”他在3月初时对法国大使说道，令大使颇为惊讶，“第一次有政府敢于如此坚定地谴责布尔什维克主义，它与我们站在了同一战线上。”

　　“这些话语态度坚定，颇有些鲁莽，”法国大使夏尔-鲁回忆道，“却向我证实，这位新任德国总理，已然通过宣布同共产主义决一死战而令庇护十一世对他青眼有加。”英国驻梵蒂冈大使也同样记述了教宗对于共产主义的威胁有多么心忧。他认为，不认识到这一点，就根本理解不了庇护的行为。

　　教宗出人意表地开始对希特勒持正面观点，这令德国教会领袖感到惊愕和不解。在1933年3月的竞选活动中，德国天主教会的各位主教纷纷谴责纳粹党，并对中央党予以大力支持。然而在3月12日，教宗会见了慕尼黑大主教，即米夏埃尔·冯·法乌尔哈贝尔枢机，告知他注意调整路线。返回德国之后，大主教知会了他的同仁。“我们需要深思圣父的话语，”法乌尔哈贝尔说道，“他在召开枢机会议时，尽管没有提及那人的姓名，却已经向全世界指明，阿道夫·希特勒乃是继教宗本人之后，第一位出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家。”3月23日，希特勒便报答了教宗的好意，他宣布基督教会“是维系本国国民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他发誓要保护“教会告解在学校和教育中理应享有的影响力”。两天后，教宗与帕切利枢机谈话，表达了他对希特勒发言的赏识，赞扬了他的“好意”。及至月底，德国各位主教宣布他们不再反对纳粹领导人。

　　5月，夏尔-鲁再度言及教宗对希特勒的好感。“教宗天性冲动，且执迷于对共产主义的憎恶，”这位法国大使观察道，“竟一时间对纳粹领导人产生了热忱。”意大利政府的要员明白教会支持的重要意义，他们将自己赢取教会认可的成功“秘诀”分享给纳粹友人。

　　教宗也迫切地想要同纳粹政府达成共识，以便确保教会在德国的影响力。帕切利枢机是一位磋商谈判的能人，他将中央党看作是圣座的一大谈判筹码。他相信，如果教会承诺收回对中央党的支持，梵蒂冈就能够令当局做出保证，保障天主教组织在德国的权利，但是他没有预料到，诸位主教收回支持后，将给中央党本身造成多么严峻的后果。在他同希特勒达成协约之前，中央党就宣布自行瓦解了。

　　7月，帕切利枢机陪同德国副总理弗朗茨·冯·巴本来到国务卿位于梵蒂冈的公寓。他们签订的宗教事务协约保证德国教会有权利管理自身事务，还为牧师、宗教团体以及教会财产提供了诸多保护措施，但其中大部分用语含混，尤其是涉及天主教组织和学校的那些部分。

　　教宗很快就意识到，他“同恶魔的协约”(语出教会历史学家胡贝特·沃尔夫)将不会结出他所希望的果实。就在他们签署宗教事务协约的同时，纳粹党引入了《遗传病病患后代防止法》，这一法律将对特定的遗传病患者进行强制的绝育手术，而这显然与教会的教义相悖。希特勒还采取措施，侵蚀密集的教区学校网络。纳粹党想要的是一个完全受他们掌控的教会。初秋时，梵蒂冈国务院分析了这些举措，并得出了一份令人担忧的报告，其中提到希特勒青年团里传唱的一首歌曲，其歌词将希特勒称作他们的“救世主”。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天主教报纸是《意大利未来报》，10月，这份报纸的编辑向读者发出警告，指出纳粹党正在致力组建“德国国家教会，要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混到一起”。 12月，在教宗的圣诞节讲话中，庇护十一世向各位枢机表达了他对纳粹政府的失望，而帕切利和冯·巴本签署宗教事务协约不过是五个月前的事情。

　　为了让希特勒遵守宗教事务协约，庇护反复求助于墨索里尼。1934年春，领袖正在为他与希特勒的第一次会面做准备，教宗派人传达了他的指示。他希望墨索里尼能够让希特勒保证遵守宗教事务协约。尽管这份协约生效还不到一年，但是纳粹党人已经开始无视它的存在了。所以墨索里尼还须向对方提出警告：如果希特勒令德国主教过分难堪的话，这将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因为“他们一方面能够给他带来很多好处，另一方面尽管不愿意诉诸这样的手段，却也能够给他造成很大的困难，因为天主教徒将会站在他们一边”。

　　元首坐机在1934年6月14日上午降落威尼斯机场，而晒得很黑的领袖在那里迎接他的到来。当元首从飞机里出来时，他遭遇了一件特别难堪的事情。自信满满的领袖大步向他走来，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直臂礼。后来有传言说，希特勒也伸出手臂予以回应，而墨索里尼轻轻地说了声：“Ave imitatore(欢迎你，模仿者)!”希特勒留给墨索里尼的印象增长了他的自信，让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在接待一个仿制品，然而这种错觉会在往后给他带来危机。

　　领袖对自己的德语水平非常自信，坚持要单独同希特勒会面。在会面即将来临的那几周里，他甚至还专门上课学习，提高德语水平。然而墨索里尼发现，要听懂希特勒冗长的话语有点费劲，一方面是因为他语言水平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的谈话空洞无物。在他的印象里，希特勒有点疯疯癫癫的，而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种印象变得愈发强烈。他们的会面地点有很多蚊虫，有人说它们“大得就跟鹌鹑一样”，而希特勒还喜欢自夸，说相比南欧人的“黑人”血统，日耳曼民族具有先天的优越性，这些桥段都让会面的双方不太愉快。

　　“真是个小丑!”当希特勒的飞机起飞时，墨索里尼讥讽道。此人总是大谈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所以墨索里尼喜欢对意大利民众说，当恺撒、西塞罗、维吉尔奥古斯都等先辈建造起罗马的宏伟宫殿时，纳粹党的野人祖先还目不识丁，住在森林中那些污秽不堪的茅屋里。

　　在威尼斯的会面之后，墨索里尼给驻圣座大使切萨雷·德·维基写了封信，将会面的详情向他一一道出。“希特勒说了好多蠢话，比如耶稣基督出身犹太种族，诸如此类，这些我就不跟你细说了。”墨索里尼在几天后告诉德·维基，每当希特勒谈起天主教会，“就好比他为这个话题准备了一张唱片，每逢这种场合就从头到尾播放十分钟”。希特勒责骂教会不过是犹太人的故弄玄虚。“这个犹太人[耶稣基督]”，希特勒说道，用这种方法愚弄了整个西方世界。“谢天谢地，”他跟墨索里尼说道，“你们[意大利人]成功地[给天主教会]注入了不少异教信念，让它把大本营设在罗马，并且受到你们的掌控。”尽管自己是个天主教徒，希特勒进一步说道，但是他认为天主教在德国派不上任何用场。

　　所有这些言论，墨索里尼都没有转达给教宗，而只是含糊地提及希特勒把耶稣基督当作犹太人的无稽之谈。如果教宗得知希特勒的实际想法，局面肯定会变得更糟，于是对此感到担心的墨索里尼便将面谈概况的删节版本交给德·维基，让他向梵蒂冈交差。他想让教宗知道，他已经倾尽全力，未来某一天，他也许可以让这位纳粹领导人接纳更为折中的观点。

　　在这几个月里，教宗常常收到各种报告，详述纳粹的反犹运动。1933年3月初，就在德国大选之前，希特勒向各位主教保证，他会保护教会以及各种教会学校和组织在德国的权利。希特勒显然是想要争取他们的选票，他进一步说道，双方是同一场战役中的同盟，共同的敌人乃是犹太人。“我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也曾遭到指责，”希特勒告诉他们，“一千五百年来，教会都将犹太人看作是有害的民族，并将他们驱逐到犹太人区……我的一切行动都是为基督教效劳。”

　　4月，奥尔塞尼戈给帕切利枢机发了一封电报。纳粹党已经将反犹主义列为政府的官方政策。犹太人因此发起了抵制运动。犹太人名下的店铺都停止营业，所有犹太人医生、律师以及各类专业人士也都发起了罢工。4月7日，一项新通过的法律禁止犹太人持有任何公职。奥尔塞尼戈在报告中提及了所有这些事情，却建议教宗谨慎行事，不要出手干涉。这位教宗大使提醒道：“圣座代表的任何干涉行为都等同于向政府发起抗议。”

　　教宗听取了大使的建议，对这一切保持沉默。所以令我们感到震惊的是，在纳粹统治的最初几个月，敦促希特勒停止迫害犹太人的并不是庇护十一世，反倒是墨索里尼。

　　3月30日，墨索里尼给意大利驻柏林大使发去了一份机密文件，命令他立即面见希特勒，告诉他这场反犹运动是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它会“增加道德压力，并使得国际上的犹太人采取经济报复行为”。他希望希特勒能够明白，他的这个建议是为了给元首帮忙。他表示：“每一个政权不仅仅有权力而且有责任将那些不足以取信的人从他们的岗位上驱走，但是如果将这样的行为立基于犹太人和雅利安人的种族对立之上，只会带来一场灾难。”墨索里尼提醒道，不仅犹太人会反对纳粹政府，如果这场运动愈演愈烈，“那么反犹问题将成为一声集结号，令基督教的政敌都站出来反对希特勒”。第二天，意大利大使面见元首，并将领袖的忠告转达给他。教宗知道这件事情。梵蒂冈国务院文件的一张字条记录道，墨索里尼给希特勒的忠告“被大使带去，并向希特勒和戈培尔宣读。半个小时后，纳粹政府的部长会议通过了前述法律，开除了所有带有犹太血统的政府职员”。

　　希特勒没有理会墨索里尼的建议，继续踏上了这条反人类的道路。1935年，《纽伦堡法案》禁止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通婚，并且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身份。奥尔塞尼戈在报告中谈到了那一年纳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他告诉梵蒂冈，纳粹党人把共产主义怪罪到犹太人头上，由此为自己的迫害正名。“我并不清楚俄国共产党的事迹是否全部出自犹太人之手，”大使在报告里写道，“但是他们想办法让民众相信了这套理论，并且据此采取反犹行动。”他在结尾怀着不祥的预感写道：“现状表明，如果纳粹政府长期把持政权，那么犹太人就注定要从这个国家里消失掉。”

　　德国的天主教众对于犹太阴谋的理论照单全收，这种现象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多年以来，受梵蒂冈审查的《公教文明》以及诸多教会出版物都在提出类似的警告，认为犹太人是一股邪恶力量，他们正在进行一场极为危险的阴谋活动。除开纳粹的伪种族优势论，其反犹理论和天主教只有一处显著区别，即没有提及新教徒。

　　《公教文明》用尽一切办法警醒天主教徒，让他们留意犹太人的阴谋诡计。当希特勒循着自己的计划路线解决犹太威胁的时候，这份耶稣会期刊也考量了基督教应该对这种威胁做出怎样的回应。它刊登了一篇警世文，题作《犹太问题》，其中列出了三种可能性。最好是能令所有犹太人都皈依基督教，但很显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因为犹太人固执地要求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第二种可能性是将欧洲的犹太人转移到巴勒斯坦。然而这片土地却没法容纳这一千六百万人口，即便可以，犹太人也绝不会花费力气做好必要的工作，因为他们“全是天生的寄生虫和破坏者，全然没有体力劳动的天资和品性”。

　　所以只剩下第三种可能性，这一方法已经为教会所用，且几个世纪以来都效果卓著，那便是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