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后协约会议，外文名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时间1919年1-6月，性质是讨论战后问题的国际会议，最终结果，签订凡尔赛和约，成立国联。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和平会议上，中国政府试图收山东主权的努力却以失败而告终。本文试图从国势的强弱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主权的作用方面对此进行分析，认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从今天的香港回归的反面说明了一个同样的问题，即中国的积贫积弱是当年没能收回山东权利的最根本因素。
1914年8月至1918年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国的失败和英、美法等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从1919年1月开始，协约国集团的27个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洋政府自1917年8月14日，对德、奥宣战成为协约国成员之一，理所当然地成为战胜国，所以在德国失败大战结束的消息传来之际，举国欢腾，国人纷纷指望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和会上一举改变几十年来受屈辱的历史，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尤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包括外交公开，尊重殖民地人民，要求大小国家互相保证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的《十四条宣言》的发表，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人们寄希望于巴黎和会，对战后格局充满乐观估计，但事实却与愿违。
巴黎和会会议现场
首先，从和会的格局看，中国明显处于劣势。大会主席为法国总统克列孟梭，和会最高机构由美、英、法、意、日五大国各派二名代表组成，称作十人会议或五人会议，而意大利因对阜姆的领土要求未得满足宣布退出巴黎和会后，整个和会的一切问题均由英、美、法三国会议裁决。甚至4月16日最高机构讨论山东问题时，中国代表也被排斥在外未能参加。即使在全体会员国会议上，中国也只能由派出的五名代表中的二名参加，而美、英、法意日则为五名巴西等国三名，比中国还弱小的国冢为一名。这种会议格局明显带有强权政治、排斥弱小国家的特点。中国显然被列入了弱国的行列。中国的利益也就严車地陷入了不被保护的状态。
第二，北洋段褀瑞政府及其代表在对德问题上始终存在依靠欧美势力。通过“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收回山东主权的想法，中国代表顾维钧，在欧战期间密切注视远东国际关系的演变，他环顾中国的国际环境认为：“英之于西藏俄之于蒙古日之于山东葡之于澳门均属未了问题。…而美国对我无阴谋待我以至诚我正可赖以为助，¨因此他力主中国应追随美国参战，”若我助美战，美国宜当还助，且有余力顾我防患未然。“他预料，美国“战后于国际上势力必更见扩充，”因此;“我助彼作战將来国交上获益实属美国宜当还助，且有余力顾我防患未然。”他预料，美国“战后于国际上势力必更见扩充，”因此;“我助彼作战，将来国交上获益实属不浅”。
顾维钧
显然，还在战争期间，顾维钧已确定了战后赖美为助的基本思想、以夷制夷”是贫弱的近代中国惯用的外交手段，这种外交手段在个别的具体事件中也曾起作用，比如“三国干涉还辽”。但这毕竟是弱小国家无法掌握自身命运的体现，它最终取决于列强间的争斗与妥协。在巴黎和会上，由于列强间有更大利益要交换，在1917年2月订立的英日密约中，英国承认日本继承山东及赤道以北各群岛的德国权利，而日本则表示支持英国对赤道以南的德属岛屿的要求。法、俄、意等国也与日本订有同类性质的密约。因此，中国试图借助欧洲各国力量收回山东主权是很艰难的。那么，美国是否就靠得住呢?一次大战中，中国追随美国参战，战后也更主要希望依靠美国力量。在和会上，美国先是提出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交由巴黎和会暂时接管，俟山东开作商埠后，再归还中国被日本拒绝。美国转而提出将山东权益交五国共管，又遭日本反对。尤其意大利退出和会后，日本态度更加强硬起来，声称如不答应其要求将随意大利之后退出和会。在这各种情况下，美国为使和会免遭破产，决定牺牲中国，满足日本要求。此次战争，本为维护条约之神圣……“这次会议之后，山东问题的交涉急转直下，列强为了各国的既得利益，更进一步排斥各弱国小国利益。可见，在帝国主义强权时代，弱国想依靠强国达到外交目的，其结局只能失败。求助于人者，终不能成，而必须谋求自助!
巴黎和会老照片
第三，在巴黎和会期间，中国政府表现虽然惴弱无能，但其代表以个人的才华、智慧和勇气，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在和会上，日本代表提出“德国在山东所享有之各种要利以无条件之手续让与日本”的要求后，中国代表感到问题很棘手，如果说中日之间“二十条”的签订是强力所迫的话，那么，1918年9月的胶济铁路协约则是段祺瑞政府为向日本借款而自愿的行为。所以这两个条约，尤其后约对争回山东主权的谈判极为不利，在此情况下，中国代表顾维钧避开中日密约束缚，从山东的历史、文化等方面阐述中国对于山东的不容争辩的主权，顾的争辩引起了国际的同情，美国等要求公布中日密约，顾深知，要借助欧美力量破除密约，首先必须公布密约，他不失时机地立即表示中国政府愿公布。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代表表示：日本愿将山东交还中国，但须先由德国交日本，在由日本交还中国，顶立即表示对日本这一姿态尤为喜悦，但对于交还手，“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一步所能答，自较分二步为直捷。”他指出德国没有将山东“转交他国之权”。顾维钧的发言，立即引起列强的关注，为中国收回山东主权奠定了法理依据。这一发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极力维护了民族的利益，但是尽管有中国代表据理力争，巴黎和会最高会议决定，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处置山东问题的其它文件所获得的一切权利，声明放弃并转给日。
由于国内外人民群众、爱国华侨、留学生的英勇斗争，巴黎代表团最终拒绝在合约上签字，这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是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外交开始冲破近代以来始争终让的惯例，开创了一个敢于抗争的先例。这一抗争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使世人不能不刮目相看中国这个东亚病夫，这对以后的中国外交产生了明显的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