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奥威尔，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生卒时间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代表作品动物庄园，1984。

　　尽管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逝世66年之久，但在世界文学圈内，他仍是读者人数最多、最被广泛引用的作家之一。他的两部名著《动物庄园》(Animal Farm，1945)、《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 Four，1949)仍为畅销书籍，销售量已超过三千万册。“老大哥”(Big Brother)、“模棱两可的政治语言”(“新话”Newspeak)、“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等经典语言都源自于这两部作品。1996年，英国水石书店进行“20世纪最具影响力书籍”的民意测验，《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位列第二和第三，仅次于托尔金(J. R. Tolkien)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

　　关于奥威尔的传记以及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传记作家杰弗瑞·米亚斯(Jeffrey Meyers)所著的《奥威尔生平》于2000年出版。新闻作家克利斯多夫·西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则认为，奥威尔对于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美国总统和议员们常常引用奥威尔来抨击政治之黑幕。

　　那么，奥威尔的魅力何在?为何其影响力经久不衰?本文将按照时间顺序，逐一梳理奥威尔的创作题材和主题思想。

　　乔治·奥威尔

　　其实，无论作为作家还是个人，奥威尔都魅力非凡。他的文学作品主要包括影响深远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以及20世纪上半叶创作的著名散文。

　　奥威尔的政治著作，尤其是揭露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作品，似乎稍显过时，因为奥威尔所批判的这些主义的社会背景已消亡。但细细品味和斟酌，就能察觉奥威尔具有惊人的洞察力。他恐惧极权主义给社会带来毁灭性影响，忧心极权恣意扭曲真相，使得真理难觅。奥威尔忧心忡忡，担心极权国家的权力不断膨胀，必将威胁个人自由。因此，奥威尔在西方政界大受欢迎。右翼分子宣称奥威尔是首位“冷战战士”。早在1945年10月，他就首创了“冷战”(Cold War)一词。对于左派人士而言，他是“平等主义”的捍卫者，“特权主义”的敌对者，“人性社会主义”的典范代言人。

　　奥威尔出身于英国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对个人的社会阶层定位精确，称自己是中产阶级里的下层人士。小学就读于知名的圣·塞浦路斯(St. Cyprians)预备学校，之后获得名校伊顿公学的奖学金，入校学习。在此他并未循规蹈矩地考入牛津或剑桥，而是子从父业，就职于缅甸的印度帝国警署。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殖民者”体验，五年时光激起了他个人对英帝国主义的深恶痛绝。奥威尔对英殖民政府机构不信任，厌恶白种人的特权优越感。同时，奥威尔与其他反帝国主义者不同，他从不美化接触的印度人和缅甸人。在《缅甸岁月》(Burmese Days)一书中，奥威尔塑造了一个缅甸恶人吴波金(U PO Kyin)，这个东方恶棍可以和臭名昭著的傅满洲(Fu Manchu)相提并论。

　　1927年，奥威尔辞去缅甸警察的职务，重返英国，立志成为一名作家。大约十五年后，他才第一次凭借写作赚取收入，而这份收入不过是他做警察一年的工资。

　　尽管先后做过教师、商店店主、书店伙计等各色工作，奥威尔依然笔耕不辍，虽然那时他的作品少人问津。自1933年伊始后的七年间，奥威尔在工作之余完成了三部小说的创作，包括半自传性作品《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1933)、文笔犀利的报告文学《通往威冈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1936)、描写西班牙内战的佳作《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同时，他还为许多英国刊物撰写书评，砥砺散文写作技巧，最终术业有成，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为杰出的散文作家。《行刑》(A Hanging)和《射象》(Shooting an Elephant)皆为此时期的杰出作品，成为现代散文的典范。这两篇作品简洁、有力、率直，多年来，深受读者的喜爱。

　　在《行刑》中，奥威尔以莎翁般的敏锐洞察力和强烈笔触，捕捉人类生命的脆弱。一个将要被执行绞刑的印度人，被从牢房带到了绞刑架处。奥威尔写道：“我看着死囚从我面前走过，褐色的脊背赤裸着，他每走一步，肌肉抽搐不止，几缕头发上下乱舞，脚印留在湿滑的碎石路上。突然，他身子微微一侧，灵活地避开路上的水坑。刹那间，我猛然意识到摧毁一个身体健康、神志清醒的人意味着什么。看着死囚避开水坑的一瞬间，我顿然警醒，那是无法言喻的扼杀他人生命的错误行径。”没有任何作家能够比拟这段奥威尔反对死刑的精彩表述。

　　《射象》语言生动，多年来一直被收入典范英文散文集。同时，它也对帝国主义两面性进行了血淋淋的控诉。该散文是奥威尔根据自己在缅甸当警察时的一次捕杀大象的经历创作的，抽丝剥茧地指出压迫者对殖民者无意识的牵制和影响。文中的警察，可能正是奥威尔本人，被迫去射杀一头发疯误伤平民的大象，即便它不再会构成任何威胁。

　　乔治·奥威尔

　　“就在这一刻，我深切体会到白人对东方的统治是无力且徒劳的。我站在一群手无寸铁的当地居民跟前，貌似人群中的主角。但事实上，我不过是被身后这些黄色面孔牵制的提线木偶罢了。这一刻，我意识到：白人成为暴君之时，正是毁灭自我自由之时。”《射象》确实为奥威尔控诉帝国主义的佳作。它既不是恶意谩骂，也不是咆哮演讲，只是一篇伤感地表述个人观点的作品，写出了统治阶层对被统治者的难以言说的矛盾心理。

　　尽管奥威尔的早期作品大多得到了正面评价，但畅销的只有《通往威冈码头之路》。这本书被知名出版商维克多·格兰兹(Victor Gollancz)相中，由其子公司“左翼图书俱乐部”(Left Book Club)出版，前后共发行四万七千册，该销量在当时堪称天文数字。《通往威冈码头之路》使得奥威尔饱受争议。奥威尔形象、犀利地描绘了大萧条期间，英国煤矿业资本家的恶行，书中的描述令读者震惊。

　　奥威尔曾认为社会主义运动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中产阶级运动。受工人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吸引，他从缅甸回国后，曾试图融入到工人阶级中，却以失败告终。多年来，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融合一直是他钟爱的主题。他认为在英国打破阶级障碍几乎不可能，因此，只有当共产主义者抛弃阶级优越感，与工人阶级融为一体，共产主义运动才能取得成功。在《通往威冈码头之路》的结尾处，他揶揄地写道：“毕竟除了地位，我们什么也不能丢。”尽管在威冈(Wigan)，某些读者仇视这本书，但威冈码头却因此名声大噪，成为旅游胜地。威冈花费四百万英镑重建了威冈码头，旅途劳顿的游客还可到奥威尔酒吧休息。

　　《通往威冈码头》一书完成后，奥威尔继而开始揭露西班牙内战中对革命理念的背叛。在这次内战中，他是左派中的杰出代表，并且亲自参与战斗。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1938)中，他认为斯大林和其盟友并不是真心期望共产主义取得胜利，而是希望通过延长内战达到削弱西方民主的目的。现在，这一观点已被大多数学者接纳，但在当时，奥威尔却因阐述这一观点受到左派的排挤。例如，格兰兹就拒绝出版《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同时，肯斯利·马丁(Kinsley Martain)作为英国首屈一指的左翼政治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主编，曾请求奥威尔给一本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新书撰写书评。但由于奥威尔的评论反对“左翼没有敌人”这一当时流行认可的观点，马丁随后就拒绝发表奥威尔的书评。此后奥威尔再未和马丁和解，并谴责他“态度如娼妓，朝秦暮楚”。多年之后，马格里奇·蒙格瑞奇(Malcolm Muggeridge，1903—1990)回忆与奥威尔共进午餐时，奥威尔要求更换座位。问及原因，奥威尔说马丁就坐在旁边，他难以容忍马丁那副厌恶的嘴脸。

　　尽管奥威尔与他的社会主义朋友存在诸多矛盾，但发生在威冈和西班牙的事件，完全改变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离开西班牙后，他写了一部政治小说《游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1939)。小说描写了二战前夕的英国，这也是一部弥漫着政治色彩的经典之作，受到好评。在散文《我为何写作》(Why I Write)中，奥威尔写道：“自1936年起(从《通往威冈码头之路》到西班牙内战)，我一直想将政治写作变成一门艺术。”而事实上，他确实成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发了他的创作。1940年的那个危险之夏，英国的命运处于风雨漂浮之中，奥威尔重新发现了他内心深藏的爱国之情。他还尝试应征入伍，却因健康问题被拒之门外。他患有严重的肺病，之后发展成肺结核，最终不幸于46岁英年早逝。

　　乔治·奥威尔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奥威尔热爱战争，它危机四伏、残酷危险。他曾表示，战争为社会主义改革胜利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他认为，在战争中，无论中产阶级还是下层阶级都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并且左右两翼都意识到了拯救英国的重要性。他在著名的长篇散文《狮子和独角兽》(The Lion and Unicorn，1941)中阐述了这一思想。奥威尔写到，爱国主义会像粘合剂一样联结英国各个阶级，使他们上下一心。他反对莎士比亚将英国比作遍布珍珠的岛屿，而将英国类比为一个大家庭，一个拘谨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家庭。这个家庭里有高高在上的富亲戚，也有饱受嫌弃的穷亲戚，年轻人被缚住了手脚，不负责任的叔叔和身体抱恙的阿姨大权在握。但它仍然是一个大家庭，拥有共同的语言和记忆，当外敌入侵时，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直到1942年，奥威尔终于意识到通过战争实现大变革的希望太过渺茫。在他生命最后几年的时光里，两种恐惧梦魇般地占领了他，让他焦虑不已。第一种是奥威尔对未来的担忧——某些国家会被极权主义政府控制，并长久处于战争中。正是这一恐惧激发他创作出《一九八四》，这部小说预言了不久的将来，人民将难以选择地步入恐怖的被监视和洗脑的战后生活。

　　他的另一种恐惧更是具有前瞻意义。奥威尔一直忧心忡忡，他担心迫于国家战争和政府宣传的压力，真理将逐渐消失。在西班牙内战中，奥威尔耳闻目睹到国家极权意识的强大和恐怖——扭曲历史的事件处处可见。奥威尔回忆道：“我看见报纸上的虚假新闻，我看见和平地区屡传战报，而对于成百上千人的杀戮置若罔闻;我看见历史书写从未真实地记录真相，而是根据党派路线的指示，肆意杜撰、捏造事件。”因此，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都表达了这一思想：革命胜利后，极权主义者运用种种肮脏手段——语言被扭曲，史实被篡改，皆为巩固极权主义的堡垒。事实上，奥威尔的恐惧不无道理。

　　遗憾的是，奥威尔在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冷战对抗的巅峰时期去世，年仅46岁。然而，他的真知灼见仍适用于今日。他针对极权主义倾向提出的警告，时时警醒着读者。随着当今政治攻击和党派宣传愈发频繁，他对语言生命力的衰退和真理难寻的忧心显得更加有理有据。因此，奥威尔不仅活在他的时代，同时也活在我们的时代，奥威尔精神将在二十一世纪继续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