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税之弊指的是明朝时期由于靠矿监和税使征收矿税，导致的一些列民间反抗的事件。
简介
学者分析万历本人爱财如命 ，征税的项目千奇百怪，无物不税、无地不税。为害最大的是“矿税”一项，先后派出内监多批征收矿税，几乎遍布中国各地，虽统名为矿税，实际远不限于矿业，两淮有盐监，广东有珠监，扰得民不聊生。 《明通鉴》记载，万历廿六年(1598年)，“有奸民张礼等，伪为官吏，群小百十人，分据近京要地，税民间杂物，弗予，捶至死。”万历廿三年，御史马经纶直言指斥万历“好货成癖” 。廿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万历廿九年直隶巡按安文璧对万历帝说“皇上以六合为帑藏，视此四万金奚啻太仓之一粒”。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反对意见
在此以前，皇帝的内库主要收入为“金花银”(又名“京库折银”或“折色银”)，即依靠南直隶地区的田赋。不过内库所有收支最终仍由户部负责，并对皇帝的使用进行严格的干预和管理。目前，关于矿税银的多寡存在两种说法，一说自万历二十四年至万历三十二年间，共收银300万两。另说，自廿五年至卅四年，共收银560万两，金一万二千两。根据明光禄寺宫膳底账《宝日堂杂钞》的记载，包括矿税银在内的内库，需要用于皇宫开销的部分，除皇帝、后妃、宫女、太监以外，包括每日翰林院、文华殿、太医院、教习官、起居注官、兵部主事等人的日常工作餐。仅宫廷膳食一项，共需要负责约万人左右的饮食，皆由内库拨银。例如，万历三十九年正月，宫廷膳食开支12000两白银，人均约1两左右。而内宫各类，如宫女、太监等服务人员，日常俸禄则为俸米，并不由矿税银等拨用。
矿税除补贴内帑用于宫廷膳食以外，更多则用于国家开支，尤其是边镇用钱。如万历二十年(1592年)十一月初四日，甘肃巡抚田乐上疏因河西地区边疆用兵需数十万钱粮两，请拨内帑，万历批复同意 。万历廿七年(1599年)十二月十二日，户部因京师库银减少边饷告急请万历拨内帑，神宗虽然责怪户部未提前做好库银储备，并且不要因为有内帑而有恃无恐，但仍迅速拨发内府库银救急 万历卅一年四月，户部更是因北部边疆兵饷告急，请拨内帑百万两银，万历最顾及边情，所以同意招数拨用 。
另外开征矿税的好处在于可以降低农业税税率，含矿税的内帑也用于国家救灾，如万历廿二年(1594年)三月初九日，因河南饥荒，拨内帑三万三千两用于赈灾
清人对此事记载，多以明代言官的言论评论该事，称为明代一大恶政 。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 。而万历帝的生活花销还远不如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水平 。但其实明末与清末的经济亦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明末银两价值高于清末甚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