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中兴，是明朝在明孝宗朱佑樘是我治理下出现了短暂而辉煌的“治世”。
简介
明孝宗是明代中期的一位仁君，由于他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现了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明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成化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
背景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宪宗驾崩。太子朱祐樘于九月壬寅日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弘治”，是为明孝宗，又称弘治皇帝。
事实上，明宪宗留给儿子的朝政局面并不乐观。首先就是财政的亏空，为了镇压成化年间声势浩大的荆襄流民起义和大藤峡地区瑶族和壮族起义，财政支出日益增加，国库储蓄减少。内乱同时，且有外忧。自成化初年起，蒙古鞑靼部首领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骚扰延绥、大同等地。明廷派兵征伐，鞑靼各部则去而复来，迄无宁岁。还有就是行政效率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是混日子。最后就是自然灾害多，四川、河南、陕西等地相继闹灾，各类问题成堆。
对于这些情况，明孝宗在宫中为太子时应该是已经有所了解的。
政治
明孝宗即位之初，就着手改革弊政。先着手人事安排，后改革政策。他力改成化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不过，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
整顿吏治
清除佞臣
成化时期，许多佞幸小人混入朝中，李孜省以方术、房中术进献皇帝得到宠幸，然后与太监梁芳狼狈为奸祸乱朝政，打击忠臣，扶植朋党。明孝宗即位之后立即逮捕了两人，使文武百官皆感高兴。
接着，明孝宗开始整顿吏制，将成化朝通过贿赂，溜须拍马发迹的官员一律撤换，改革首先从内阁开始，罢免了以外戚万安为首的“纸糊三阁老”。万安遇事除了喊“万岁”，没有半点主张，明孝宗罢免他不久后，和万安一起混日子的尹直也黯然离职回乡，只留下了刘吉。明孝宗看得出来刘吉除了混事，也会干事，接替内阁首辅的刘吉，在弘治年间一反常态，不但时常建言国事，更是对工作极其负责出力。特别是西北的哈密战事，正是在他的统筹下得以圆满解决的。
明孝宗还罢免了大批的“传奉官”，明宪宗时期的得宠的诸多僧道门徒，也都被赶走，少数罪大恶极的，依法惩治。比如成化年间的和尚继晓，由于仗着明宪宗的宠信，作恶多端，于弘治元年被斩首示众。
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给成化后期混乱的朝廷打了一针兴奋剂，使明朝有了中兴的希望。后来又去掉佞臣李广。明孝宗对于文臣极其礼敬，特别是对待王恕等老臣以及谢迁、刘健、李东阳几位阁臣，更是体贴备至。
重用贤能
在清洗了诸多混日子的大臣同时，明孝宗大量起用正直贤能之士。像王恕、怀恩、马文升等在成化朝由于直言被贬的官吏;徐溥、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贤臣。为于谦建旌功祠，使得无论是朝中还是宫中都为之一新，时称朝序清宁。
明孝宗登基后马上召回了王恕，王恕上任后没有辜负明孝宗的期望，在他的主持下开展了官场考察，考察的标准也极其严格：不但经济有问题的要被追查，就连身体不健康不能胜任工作的，也要一概被罢免。仅弘治元年(1488年)从中央到地方经过吏部考察被罢免的官员就多达一百多人。和王恕一样，马文升在部队里面也开展了整顿。除了罢免大批不合格的武馆外，还清理屯田，整顿地方武备，明军的战斗力，一度焕然振作。
正是在王恕和马文升的强力行动下，基层的一批慵懒官员被清除，诸多的才俊良臣得以提拔。
而治水有功的刘大夏成为明孝宗身边最受倚重之臣。弘治十五年(1502年)，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刘大夏是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刘大夏更被认为是“弘治三杰”之一。
尽管许多官员都有直言上谏，但是刘大夏更能具体细致地道出种种弊端，恐不多见。明孝宗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之后，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其结果涉及的不仅有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等主张。
当时人称：“上优礼大臣，无大故未尝斥辱。如尚书刘大夏、都御史戴珊辈，往往召至幄中，从容讲论，天颜和悦，真如家人父子。内阁诸臣，皆称为先生。李西涯有诗云：‘近臣尝造膝，阁老不呼名。’盖实录也。”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均为正人，明孝宗身边多正人，佞幸小人便难以得逞。这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这一年冬天，明孝宗采纳刘大夏建议，将保定班军万人发回原卫团操，引起以私役班军为利的内臣不满，于是有人制造流言蜚语，贴于宫门，诬陷刘大夏。明孝宗对此中因由是非常清楚的，也知内臣贪弊之甚。而刘大夏提及镇守太监一事，也使他想到宫中弊端，此后明孝宗命兵部侍郎同给事中、御史清理裁革，岁省光禄寺金钱八十余万。但是内臣们从此对刘大夏心怀忌恨，这便为他到正德中遭受迫害埋下了伏笔。
限制宦官
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明孝宗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再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卫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这是明中后期其他朝代所罕见的现象。
对于宦官的限制，执之最厉者并不止刘大夏。谢迁亦曾言内府宦官索贿之事，明孝宗令撰旨禁约时，谢迁道：“虚言设禁，无益也。须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开奏，而后严立条禁，有犯必诛，庶民困可苏。”由此诸内府宿弊，多有革除。故嫉之者少。刘大夏虽非阁臣，明孝宗对他的倚靠则不仅限于兵部，甚至有密帖之谕。
官员考核
明朝官员考核分两种，一种是京察，考核在京的五品以下各级官吏，六年一次;一种是外察，三年一次，考核各地的地方官吏，也被称为“大计”。“大计”起初是由各省的按察司负责，但后来御史权力大增，在永乐时期就逐步变为巡按御史和按察司一起负责考核。但是巡按御史毕竟是中央官员，按察司是地方官员，一旦地方上相互勾结，巡按御史也是捉襟见肘。弘治八年(1495年)这条规矩被改了，变为各省的巡按御史和巡抚一起来主持考核，以往有地方司法大权的按察司，彻底靠边站。
为防止地方官员勾结徇私舞弊，而“大计”制度也有变革，一是巡按的考察内容经吏部判定后，方可允许科道言官进行弹劾。二是考核中不合格的官员，可以上书自辩陈述。这样确保中央威权，也防止冤假错案，官员管理审查力度大大加强。
明孝宗还出现了类似今天“内退”的规定，凡主动提出退休的官员，没有年龄限制，即使40岁提出退休也会被批准。
提高办公效率
明孝宗在位期间还大大加强了办公效率，明孝宗规定，凡是交给大臣讨论的奏章，普通内容的，复奏处理不能超过两天;如果事关多个部门，不能超过十天;如果是涉及战争等重大事务的，最多不能超过十五天。也就是说十五天里，一件奏章必须处理完毕。
这个规矩定下后，明朝的行政效率大大提高，同时期的几个重要经济决策和改革，也从此快速完成。
勤政廉政
明孝宗勤于政事，同时，他又重开了经筵侍讲，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他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商议政事。
弘治元年(1488年)，他采纳大臣的建议，开设大小经筵，向群臣咨询治国之道。这一制度是在正统初年制定的，大经筵，每月逢二、十二、廿二日举行，主要是一种礼仪;小经筵又称日讲，君臣之间不拘礼节，从容问答，是重要的辅政方式。大小经筵制度，在明宪宗朝时一度废置。明孝宗开始坚持日讲，不仅早朝每天必到，又在早朝之外，另设午朝，每天两次视朝，接受百官面陈国事。使得大臣有更多的机会协助皇帝办理政务。孝宗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其作用是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与内阁共同切磋治国之道，商议政事。
明孝宗每日清晨视朝，遇雨免朝，仍令有事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
由于明孝宗锐意求治，朝廷上下，文武百官纷纷上言，或痛陈时弊，或广进方略。马文升上时政十五事，包括选贤能、禁贪污、正刑狱、广储积、恤士人、节费用、抚四裔、整武备等诸多方面，明孝宗无不大为赞赏，一一付诸实施，这对弘治朝兴利除弊起了积极的作用。
力求节俭
明孝宗力求节俭，减少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仅皇宫的太监、宫女等各色人员，比明宪宗时期减少了一大半，宫廷开支最俭约的时候，只有成化年间的六成。还停止各类奢靡活动，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各色的民间采办也都叫停，缓解人民负担。他屡次下诏，禁止宗室、勋戚侵占民田，鱼肉百姓;还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这些都十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正统、成化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有几次声势还相当大，而弘治一朝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明孝宗
明孝宗在生活上也注意节俭，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曾对朝鲜的国王说：“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明孝宗)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
明宪宗生前爱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红细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里加派上千匹。而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明孝宗当时还是太子，内侍给他送来新裁制的衣服。他说：“用这种布缝制的衣服，抵得上几件锦锻衣服。穿它，太浪费了。”遂谢而不用。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停止为皇宫织造此布。
明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
注重司法
明孝宗重视司法，他令天下诸司审录重囚，慎重处理刑事案件。弘治十三年(1500年)，制定《问刑条例》。弘治十五年(1502年)，编成《大明会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暴的法令，倡导宽仁治国，减轻刑罚。他命内外慎刑狱，任用的执法官吏比较贤明公正。
《问刑条例》正对《大明律》中与现实不符的状态，增补二百七十多条条例。作为大明法律的重要补充，从此律例并行更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由明至清的一个重要特点。
任用官员
内阁
刘吉、徐溥、刘健、丘濬、李东阳、谢迁
文臣
吏部尚书：王恕、耿裕、屠滽、倪岳、马文升
户部尚书：周洪谟、韩文、周经、佀钟、叶淇
礼部尚书：傅瀚、徐琼、张升
兵部尚书：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夏
刑部尚书：闵珪、白昂、彭韶、何乔新
工部尚书：徐贯、刘璋、曾鉴
两都御史：史琳、戴珊、李蕙、王宗彝
宦官
何鼎、蒋琮、李广
军事
在武功方面，明孝宗也有所建树。此时期击败吐鲁番，收复嘉峪关以西的土地，经营哈密。明孝宗还修缮长城，抵御蒙古。
明孝宗重视军事，极力维护国家统一。他在位时期，明军先后三次收复哈密，其中第三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武力收复。羽奴思统治吐鲁番地区后，开始与明朝争夺对哈密地区的控制权。1488年，明孝宗令罕慎袭封哈密忠顺王，“给金印，冠服”，对新疆的实际控制。同年，羽奴思之子阿黑麻躬至哈密城下，诱罕慎盟，执杀之，复据其城，而遣使到明朝入贡。明朝识破其诡计，只得献还哈密金印。1493年，阿黑麻再次攻占哈密，令其尊长牙兰守护哈密，并不时抢掠沙州等地威胁各卫归顺，为患不已。1497年，马文升前往平抚，汇同河西诸卫及诸部落族数千人，袭哈密城，牙兰等人逃跑，哈密收复。当时朝廷中有人主张放弃哈密，但明孝宗主张坚决出兵收复哈密，并立即委派马文升为元帅，大败吐鲁番军，收复了哈密。
他爱护武将，如马文升在兵部尚书任上，一次就罢免了三十多名不合格的军将，得罪了许多人，明孝宗坚定地支持马文升整军，甚至还特地派一些大内侍卫保护马文升。他下令命任何人不得役使团营军士。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的反复多次入侵，均进行有效打击，使其败走。最著名的战役有：1488年都指挥廖冰击败小王子于兰州。1497年甘肃总兵官刘宁败小王子于凉州、1500年甘肃参将杨翥败小王子于黑山、1503年朱晖袭小王子于河套。
弘治七年(1494年)明朝颁布《佥民壮法》。正统、景泰年间，曾召募丁壮训练，以备战事，但未定佥法。弘治七年(1494)十月，应礼科给事中孙鼐之奏定佥民壮法，今州县七八百里以上里佥二人，五百里以上里三人，三百里以上里四人，百里以下里五人，俱于丁众粮多之家选年力强者，加以训练，遇有调拨给粮以行。富民不愿者，纳银于官，官府如募。
这部法律规定，各州县要征发民兵，这些民兵平时有官府进行训练，战时补充到军队。这个民兵制度的最大影响就是，为明朝中后期大规模的募兵准备了充足的兵源，后来明朝几个战斗力强大的募兵部队，都是以“民壮”为单位。
经济
减免赋税
明孝宗体恤民生，善待百姓，他常常减免地方的赋税。地方官奏报因灾情免赋的要求，他都无一例外地下旨同意。免税粮之外，他还给贫民麦种、牛种。他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有一次，明孝宗特地派遣手下人送羊送酒到黄河工地上，犒劳治理黄河的刘大夏及河工人员。
经济改革
实征册制
经济方面的第一个改革就是征收制度。明朝开国以来，赋税征收的一个难题就是欠税的人太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来自明朝的一个福利政策：如果一个地区出现欠税，那么欠到第二年，就可以酌情打折，甚至大大减免。当初定下这个政策是为了回顾百姓。
但是到了后来，贪官污吏从中作梗，能交上税的，故意拖欠不交，到了第二年可以申请打折和减免，免出的这部分都被贪官拿走了。面对这种局面，明孝宗实施实征册制。
实征制度就是计划手册，每年秋粮征收，地方上八月出预算九月造花户实征册，填写通知单，十一月起开始征粮，十二月征收结束。对照实征册一分出入，只好等着追责。
这样一来，贪官的漏洞就被堵上了，以往那种钻空子的发财招数，彻底没用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大大增加。
开中法
让明朝财政好转的还有另一个改革：开中法。
开中法是明朝初期建立的旧制度，主要是商人们只要在边境屯田，给国家输入粮食，就可以换取食盐贸易资格，即“盐引”。这个办法长期以来，即充实了边境粮食储备，又活跃了经济。
但是到了明中期，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外加粮食价格和食盐价格的比价早已改变，正规的商人拿粮食换食盐，成本已经亏损了。外交腐败加剧，盐引流失，不法商贩反而大肆利用盐引，谋取暴利。这样一来，愿意送粮的商人越来越少，食盐业更混乱不堪。
弘治五年(1492年)起，在户部尚书叶琪的主持下，明朝又重新调整开中法。最大的改变就是：商人如果要拿盐引，不必再辛苦的运量，只要按照比价缴纳白银就好。这样一来，利润也变，原先输送粮食，成本本身就高，这下换成白银，成本大减，食盐贸易利润大涨，商人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争相前来送钱。如果折合成货币收入的话，开中法这一项收益，弘治年间每年是之前永乐年间的八倍。
收入与人口增加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0户增至10100279户，至十四年(1501)更增至10408831户，十七年(1504)达10508935户，口数则由元年的5020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60105835口。
弘治通宝
但是，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感到疑惑。主要原因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
治灾
治理黄河
自洪武建国以来，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一在永乐间，一在景泰间。成化中，河患又厉，屡决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
治理水患是弘治朝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弘治二年(1489)五月，黄河于开封及荆隆口决堤，由北道入山东张秋，汇于运河，淹及山西郡县，中原大地一片泽国。这是明朝开国以来，黄河发生的最大规模水灾。因为开封城受灾尤甚，有人建议迁徙开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坚决反对，才得以不迁。于是朝廷以户部侍郎白昂，会同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三地巡抚相机修治河道。白昂荐举郎中娄性协治，调动民夫二十五万，筑长堤，修减水闸，疏月河(泄水之河)，塞决口，引黄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达黄海。同时修筑山东鱼台、德州及吴桥古堤，又开凿东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与黄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启闭，为日后黄河复北道有所准备。
弘治六年(1493年)，淮河又闹灾，这次黄河又于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漕运中绝，明代漕运，自永乐浚通后，一直为南粮北运的倚靠，黄河水患往往危及运河，也就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朝廷下诏命百官荐选才臣治水。吏部尚书王恕等人便推荐了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刘大夏在听取水利专家建议之后，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治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明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治理江南
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明孝宗派遣徐贯前去治理江南的苏松河。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1495)，这一年二月，明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堤坝、河道二百五十多所，彻底解决了江南水运的淤泥堵塞，经过此次治理后，以往水患多发的江南大地，从此水灾顿渐，在之后的二百多年里，几乎是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
民族
穆斯林
明孝宗实行积极的民族政策。在弘治年间，他对回族聚居区进行开明的扶持政策，兴建了不少的寺庙，将其命名为“清真寺”，以供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对北京广安门内牛街清真寺礼拜堂的重新装修，使其成为北京地区回族人士进行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清真”一词在明孝宗的推动下，很快影响全国，对回族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甫一开始时，“清真”一词的内涵时常被人混淆，如弘治二年(1489)重修的河南开封犹太教堂也被命名为“清真寺”，但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弘治中兴”对回族文化的形成意义。
西藩
明孝宗时期还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
外交
明孝宗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采取积极防御抗战的战略。特别是鞑靼小王子，时战时和，不时侵扰明境。明孝宗统治期间，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等的多次入侵只是采取抗战驱赶之策，没有劳师远征，没有深入沙漠主动出攻击小王子、火筛老巢，更没有主动对邻国发动大规模征战。但其他邻邦或属国如安南、暹罗、琉球、占城、撒马儿罕、火剌札、爪哇、日本等，则不定期来明朝入贡。
文化
明孝宗个人生活节俭，忙于政事，似乎在器用方面并无特殊嗜好，也没有什么闲情逸致去欣赏陶瓷，更无暇顾及孰好孰坏。据史籍记载，景德镇御窑厂曾数度停止烧制或减产瓷器，因此，这个时间虽不算短暂的王朝，官窑传世品的品种和数量却都很少。弘治青花延续成化的工艺和风貌，因此有“成弘不分”之说。近来，海内外考古成果和传世品陆续有新发现，特别是民窑青花瓷，品种多样，装饰新颖，反映出在此时官窑处于低谷时期，民窑却十分兴盛，对此古陶瓷界和收藏界逐渐都有了新的认识。
有迹象表明，明孝宗喜爱素色，反映于瓷器上是传世实物绝大多数色泽素净，宫中的器用主要以皇帝的活动为轴心，任何事物必须以皇帝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因皇帝嗜素，嗜素之结果导致对素净器皿的广泛使用的需求，这是弘治朝瓷器色泽普遍较素的重大原因。
评价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他重用李东阳，谢迁，刘建等名臣，采取种种措施减轻老百姓的徭役赋税，把本已经衰败的明朝再度复兴起来。
由于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政治清明。
后世史家在论及有明一代政事时，认为：“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易》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洪、永开国，姑可不论;仁、宣之治，国力强盛，至正统以后，外有瓦剌之扰，内有民变之忧，交困之势，堪为疲敝。至成化朝，后宫干政，宦官当道，朝臣多小人，似颓势已定，而明孝宗登极之后，挽定局面，清宁朝序，一时间内外无忧，后世史家称之为“中兴令主”，以弘治朝为“中兴之世”。
这是一个被历史所遗忘的时代，却最符合对于盛世评判的所有公共标准。可以把一切属于盛世的公共定语都套用在关于这个时代的评价上，虽然那样显得有些枯燥。但却足够说明这个时代让人神往之处。弘治十八年的故事，并不仅仅简单的是一个好皇帝开创一个盛世的故事，它更多的是属于一个群体的力量，这是一个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生命力重新勃兴的繁荣景象。
争议
清朝的学者对弘治中兴一直争论不休，褒扬者有之，怀疑者亦有之。弘治朝的功过是非，有人认为所谓的弘治中兴名不副实，它只是一个短暂、勉强的“治世”。
但受传统思想及自身经历的影响，明孝宗仍有一些弊政：如宠信权臣、宦官，偏袒外戚、宗亲，沉迷佛道、宫廷娱乐等。而这些弊政，不仅对当朝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为后来明武宗的腐败埋下了伏笔。
尽管存在诸多弊政，但是明孝宗宽厚仁和的政治品行、弘治朝君子众多、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却为这一朝带来了美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