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1321年8月23日-1367年10月9日)，原名张九四，元末义军领袖。
张士诚永远成不了帝王，因为他的患得患失，决定了他只能是个既得利益者，始终在徘徊中选择。
把张士诚作为明朝的历史人物来记载，我一直以为这是个错误。1353年，张士诚在江苏大丰起事 (那时为泰州辖地) 时，朱元璋只是在郭子兴的红巾军中当差，充其量是个亲兵，后来，朱元璋向郭子兴养女马秀英求婚得成，于是就成了红巾军头领郭子兴的女婿，这才有了郭子兴死后“代领其众”的机遇，弄个与张士诚平起平坐的位置，才有了争霸天下的平台。
张士诚在与朱元璋争霸中丢失了他认为的江山以及一切，包括妻子儿女，甚至是自己的性命，这是1367年9月。而朱元璋则在1368年正月才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也就是说这时才算是明朝的天下。可是，这个时候张士诚的一切均已经结束，怎么就把他放进了明朝的历史?但把他放在元朝，似乎也有点牵强，因为他在元朝算不上个人物，只是一个不安分守己的众多造反者之一，因此，在几次的历史人物记的候选人排名中，我放弃了他。近日读朱巧云的长篇小说《淮调》，书中写到了张士诚，是以新编历史剧《阊门劫》穿插其中的，再现了一位盐民出生的农民起义领袖的生动形象，从另外一个角度解读了张士诚的悲惨命运，挺有见地。感觉不管怎么样，他都与苏北平原特定的地域环境割裂不开来，于是，重又审视起这一特殊的人物。
张士诚
在关于张士诚的研究中，大多数人把重点放在他的人品上，认为他“是个好人，不奸险”;并为他没有能够成就帝业鸣不平，认为是“天之不公”。而把元末明初的那场群雄争霸作为背景，仅仅是从一般战术上去分析，更多的是忽略了结果的必然性这一深层次的映照。好在中国人喜欢把成败得失归为天意，一旦归为天意，人们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客观存在中，都容易接受。但如果换一种角度去想想，是不是这样的研究进入了误区。其实，结果并不重要，关键是他有没有成为帝王的可能，也就是说他是不是一块帝王的料，倒是问题的实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一个帝王，或者能否成为一个帝王，应该放在整个国家利益上去考量。惟有国家利益至上，才能有无疆大爱，这就需要有一部分人为另外一部分人作出牺牲，又允许一部分人投机取巧……成就帝业者，永远是坐着一座山，站着一道梁。而从这一点上说，无论是怎样的情形，张士诚永远成不了帝王，因为他的患得患失，决定了他只能是个既得利益者，始终在徘徊中选择，一旦危机出现，就无力挽狂澜之策，随即便是意志的崩溃，然后就想到了死。
张士诚第一次想到死，是在高邮战役的关键时刻，当时，元朝丞相脱脱率领的百万大军，把高邮城围得水泄不通，此时，张士诚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最为惨痛的是想投降都不行，脱脱已下定决心，要屠城，以显现丞相乃至大元王朝的声威。脱脱之所以欲置张士诚于死地，是因为张士诚举旗反朝廷就已经该杀了。朝廷看他接受了招安，没有杀他，而他却吊儿郎当，不把朝廷当回事，还总是借助朝廷这个平台，专司自己的事，且为所欲为，叫他出兵去打红巾军，他不但借口不去，还趁火打劫，抢占高邮，自封为王，能不杀他?张士诚也看到大势已去，悔恨自己惹是生非，甚至悔恨自己就不该带领盐工起事。贩点私盐，赚点小利，日子一样过得很好，何苦走到这般地步?连搧自己的耳光，准备以死为自己作一了断。但形势逆转得出乎所有人意料，就在这生命攸关的时刻，元顺帝竟然一纸诏书将脱脱就地解职，并押往吐鲁番，高邮城外的硝烟也随之散去。我们不去研究元顺帝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解除了脱脱的丞相之职，只觉得元顺帝给了张士诚喘息的机会，让他有了争霸天下的可能，有了之后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但张士诚没有从第一次危机中看到朝廷的脆弱，以及比朝廷更为脆弱的自己的力量，总以为过了这道坎，就是生存的快乐。他也知道大元王朝的灭亡之日并不遥远，但他想不到大元王朝灭亡后的这个王朝究竟由谁来执掌。他甚至像不入流的小商贩，发着国难财，为自己争得的那点地盘而沾沾自喜。当朝廷把应了招安的他放在一旁去应对其他突发性事件时，他却与朝廷玩深沉，游离在是非之外，把朝廷当个象征，做大一方;而当受到其他反朝廷的力量打击后，就又投靠朝廷，拉虎皮作大旗，扩大地盘;当农民起义军闹得大元不得安宁时，他重又与朝廷翻了脸，以此要挟想封王。元朝不答应，他就自立为“吴王”，从此与元朝彻底闹翻，在平江 (今苏州市) 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尽管后来说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那只是个说法，历次的改朝换代都是这么说，为了说明朝廷的腐败堕落导致的官逼民反。其实，元末有能力与朝廷抗衡，以及又有能力与有能力与朝廷抗衡的力量挤兑的也只有朱元璋、陈友谅与张士诚为首的三股势力。这一点元顺帝及其大臣们十分清楚，他们也知道这三股势力同时存在，对朝廷并不构成威胁，只要朝廷不内讧，只要大臣们还有点责任心，危机还是有可能摆脱的。但如果这三股势力得以整合，由一个人掌控着，那么元王朝就彻底完蛋了。因此，元顺帝一直在积极争取张士诚，可张士诚在接受了招安得到了好处后，屡招屡反，直至官为太尉，还是反。元顺帝知道张士诚是个力量，但绝对不是人物，所以才争取他，可不是人物也不应该患得患失到无赖的地步吧……这个时候的元朝，只能是个象征了，从帝王到将相，都在循着善始的轨迹寻找善终的端点。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有个善终，连整个王朝都没有善终，都会土崩瓦解，树倒猢狲散。但他们仍然坚守着最后的尊严，一样地临朝，一样地跪拜，一样地奏请皇上，一样地议事，一样地领旨听命，然后，在声声叹息中，开始着归宿的盘算，惶惶不可终日。统治这个国家的朝廷，到了这时候，真的算是无可奈何了。
元顺帝
也正如元顺帝所说，张士诚是个力量，但不是个人物。在这三股势力中，有帝王意识的只有朱元璋，朱元璋要的是王位，他的一切战略意图与用人之道，都在向王位逼近。一个“高垒墙、广积粮、缓称王”的谋略，注定了他是取代元顺帝的人。陈友谅想到的只是称霸，帝王要有霸气，但把称霸作为终极目标的就不是帝王了，只能是个霸主。陈友谅要的就是称霸，我的地盘我做主;而张士诚与朱元璋、陈友谅相比，相差甚远。他只是想做大一方，他甚至都不知道做大一方只能是乱世中的土匪行为，而这种土匪是不会长久的。因为任何一个统治集团都不会允许其他势力的存在，更谈不上为所欲为了。虽然说张士诚没有取代元顺帝的可能，但在争霸中，张士诚的力量可以改写历史，无论他走向哪一方，都能赢得这场战争……就是这样，朱元璋也没有把他的力量放在眼里，朱元璋断定张士诚不可能在他进攻陈友谅时去袭击他，但他同样断定在他进攻张士诚时，陈友谅肯定会伺机与张士诚形成东西夹击，一举歼灭他。于是，朱元璋把张士诚放在一边，摆开阵势，与陈友谅进行了最后决战，这就是中国战争史上被称之为百个战例典范之一的“鄱阳湖之战”。我们无须剖析这场战争敌对双方的战略与战术，也不去说这场战争是何等的惨烈，只是想说这个时候的张士诚正在与陈基、张宪、俞思齐等一批文人雅士商议着《通鉴续编》、《金陀萃编》等书刊的选编，被一帮酸腐文人忽悠得不知天高地厚，更谈不上有什么危机感了。如果在“鄱阳湖之战”的三十六天里，他能思考一下自己的前途与命运，他就有可能率部直取南京，然后合围朱元璋，接下来的事一切都有可能，可惜，张士诚想不到这么多，也不可能想到这么多，而与他在一起的那帮不入流的文人，也无知地认定了“吴王”的天下，忙碌着编史修志的事来。当朱元璋剪除了陈友谅的势力后，便向张士诚的地盘逼近，终于在1367年7月，兵临平江城下，10月城陷。“张士诚其妻刘氏及幼子与诸妾自缢身亡”，见此情景，张士诚准备悬梁自尽，这是他第二次想到死。作为一个自封为王的人，张士诚有很多种死法，比如仗剑自裁，让时光凝固在鲜血中;比如战死沙场，我以我血战轩辕;比如跃身齐云楼的火海，让理想在涅槃中实现，唯独不可以选择上吊。我们不是对他的死法有更为苛刻的要求，但他真的是不应该这样死的，我之所以不赞成后来人把一个准备着这样去死的人还说成英雄，是因为一个有担当的人要么不死，要死也应该是壮烈的，让自己痛快，让后来人也觉得痛快。因为除此，没有了任何选择……就在张士诚半空蹬腿挣扎时，寻找他的人推门而进，砍断了绳索，然后就将他绑了，押往南京，在押解的船上，他又想到了死，或许这时他才感到先前的死法是一种错误，可也真的迟了。这个时候他的任何死立决都是不可能的，因为邀功请赏的人怎么能不把个活物带到朱元璋面前呢?不给他死的机会。不让他死，是对他的羞辱。也就在这个时候，张士诚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朱元璋，而他对朱元璋只说了一句话也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天日照尔不照我!”朱元璋本来想跟他聊些什么，可听他这样一说，大失所望，感觉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于是挥了挥手，兵丁们随即把张士诚送进牢房，然后给了他一条绳索，让他自己去死，同样是一种羞辱……
张士诚只能是这样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