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王尔德，英国作家、诗人、散文家，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之一，以其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唯美主义代表人物，生卒时间1854年10月16日—1900年11月30日。
博尔赫斯曾这样盛赞王尔德：“千年文学产生了远比王尔德复杂或更有想象力的作者，但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魅力。无论是随意交谈还是和朋友相处，无论是在幸福的年月还是身处逆境，王尔德同样富有魅力。他留下的一行行文字至今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王尔德
在我看来，这是所有对王尔德的评价中最高、最准确的评价，但这样的评价只反映了王尔德辉煌的一面，其不幸、悲惨的一面并未提及，王尔德的二儿子(大儿子在一战中阵亡)维维安·贺兰曾为其父立传，今天看来亦不过流水帐，理查德·艾尔曼的《奥斯卡·王尔德传》与其相比则丰富、翔实得多，理查德·艾尔曼熟读王尔德作品，使王尔德与其作品互为解读成为可能。
理查德·艾尔曼的《奥斯卡·王尔德传》扬扬洒洒70余万言之巨，可谓关于王尔德的一切，从王尔德的成长历程到衣食住行，从严重时刻到风流八卦，从时代风貌到个人恩怨可谓事无巨细，但其实只说了两件事，一个是他无人能及的文学成就、极速上升而又极速下坠的一生，一个是围绕着王尔德的十九世纪末欧美文坛、英国社会众生百态。在王尔德过山车般的一生中，那些文学青年所熟悉的文学大师(诸如惠特曼、叶芝、萧伯纳、纪徳、普鲁斯特、柯南·道尔、马拉美、魏尔伦等)、那些文学青年所不熟悉的王尔德的亲朋好友等纷纷登台亮相，人性的卑劣与崇高、虚伪与真诚、冷漠与善良得以尽情展示。
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
在王尔德众多的文学成就中，他著名的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可以说是最代表其创作风格及价值观的作品，理查德·艾尔曼称：“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唯美主义缺少范例，《道林·格雷的画像》满足了这种要求。它以哪些无礼的格言，那些迷人的习语，交谈式话题，还有它的满不在乎和乖张癖性，宣布了道林时代的到来。”这本小说可以看作王尔德艺术化了的自传，也可以看作他关于艺术、关于爱情、关于人生的宣言书，当然也是他的不幸命运的前奏。
1970年版 电影《道连·格雷的画像》剧照
《道连·格雷的画像》除了精妙的构思，丰富的想像，里面到处充满了王尔德式的惊世妙言，比如：“除了感官，什么也不能治愈灵魂的创痛，同样，感官的饥渴也只有灵魂解除得了。”“一生中因为只恋爱一次的人才真正是浅薄的。他们称做忠诚、坚贞的品质，我认为是习惯的昏睡病或缺乏想象力。情感生活中的忠实就同理性生活中的一贯性一样，无非是承认失败。”这样的妙语还有很多，让我奇怪的是，如果这些话真的也是王尔德的想法的话，那这么通透的他，为什么还能让那个花花公子弄得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关于《道连·格雷的画像》，法国诗人、文学评论家马拉美曾赞口不绝：“我读完了这本书，很少有什么书能够这样吸引我，因为它在内心幻想和灵魂的最奇特芬芳中激起了一阵风暴……你创造了一个奇迹，它必然汲取了一切作家的艺术。”马拉美的眼睛果然很毒，据理查德·艾尔曼考证：“《道林·格雷的画像》有许多出处，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的《驴皮记》、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歌德的《浮士德》和迈因霍德的《西多妮亚》。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地增加下去。就像叶芝说的那样，‘艺术作品促生了艺术作品’”。但就是这样一本受到大师们的称赞、今天已经成为经典的小说，对于刻板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却是一种严重的冒犯，日后，王尔德面临审判时，也成为他“有伤风化”的重要罪证之一。《道连·格雷的画像》出版后几乎赢得了英国报业的同声遣责，有报纸批评道：“这本书是法国颓废派文学这个麻疯怪物的产物，是一本有毒的书，充满了道德与精神沦丧的臭气。”王尔德给当时的社会带来的自然不只是冒犯，当然还有欢笑，不然就解释不了他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上演时为何会一票难求。象他的《道连·格雷的画像》一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在赢得人民群众喜欢的同时，也受到了他同时代大师的称赞，萧伯纳称这出戏剧“渗透了一种诗意的魅力，观众没法不全心投入。”王尔德创作上的辉煌在十九世纪初的几年达到了顶峰。1891年他出版了童话《石榴屋》，故事集《萨维尔勋爵的罪行与其他故事》，小说《道连·格雷的画像》，评论集《意图》。1892年，王尔德的剧本《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上演。这出戏大受当时新潮派观众的欢迎。同时写出剧本《莎乐美》，但因为其中涉及圣经体裁而无法上演。1893年，《无足轻重的女人》上演，并一炮走红。同年，诗作《人面狮身像》面世。1894年，王尔德创作出了他的最后两个剧本《理想丈夫》和《不可儿戏》。萧伯纳称《理想丈夫》剧中三个最佳的讽刺语将永远是王尔德与少数人之间的秘密。正当王尔德几乎红遍了英国的整个天空时，噩运也在慢慢向他逼近。1895年3月份的一天，如日中天的王尔德收到一个卡片，卡片上称王尔德是“装腔作势的鸡奸客”，这几字的作者是王尔德的同性恋伙伴阿弗雷德·道格拉斯之父——昆斯伯端侯爵。他随后控告侯爵诽谤，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控告的结果是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两年的监狱生活对于王尔德的身体与精神上的打击怎么形容都不过份，其实王尔德的苦难当然不是开始于他进监狱的那天，而要从他认识阿弗雷德·道格拉斯的那一天算起。王尔德在他《狱中记》中详细描述了阿弗雷德·道格拉斯灾难性的影响，当然《狱中记》说的远不止于这些。《狱中记》如果你不知道是王尔德写的，你会觉得是一个怨妇写的怨书，虽然没几个人能把一本怨书写得如此优美。在《狱中记》中王尔德不停地抱怨，说那个曾经是他的宝贝的人花了他的钱，占用了他的时间，浪费了他的天才。说“与你的友谊是我思想的堕落”，“你的粗俗玷污了我的高贵”，王尔德在监狱中无疑是孤独和痛苦的，与此同时阿弗雷德·道格拉斯却对王尔德特别冷漠，并且只知在狱外利用他和王尔德的特殊关系大捞一笔，这自然更放大了王尔德的痛苦。但只有王尔德超越了自己的苦难，进而把他正在经历的苦难转变为对人生、艺术的思索时，他的苦难才对别人、对后人有了意义。他发现了痛苦后面深刻的意义，他窥见了艺术与苦难的必然联系，他说，只有痛苦，人们才能发现自己以前从未发现的东西，才能以一种不同的出发点来接近历史的全部，他说，悲哀是人所能表现出的最高贵的感情，同时也是一切伟大艺术的典型和试金石。他说，在欢乐和欢笑的后面，或许还有粗暴、生硬和无感觉的东西，但悲哀之后只有悲哀，痛苦和欢乐不同，它不戴面具，这与他在辉煌及享乐人生时说的那些俏皮话简直像出自两个人。1897年，王尔德出狱，但他的辉煌早已不在，人们似乎已经把他遗忘。1900年，王尔德在巴黎的一家小旅馆里与世长辞，年仅46岁。即使在狱中，王尔德也一点不谦虚，在《狱中记》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神祇几乎将所有的东西都赐给了我。我有天才、名声、社会地位、才气、并富于挑战知识。我让艺术成为一种哲学，让哲学成为一种艺术。我改变了人们的心灵与事物的色彩，我的一言一行无不让人费思猜疑。”而理查德·艾尔曼则这样写道：“王尔德是我们中间的一员。他的才智是一种革新的媒介，在一百年前就跟在今天一样切题。他的艺术和人生都提出了问题，它们为他的艺术增添了一种真诚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