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英国女性小说家，外文名Jane Austen，生卒时间1775年12月16日—1817年7月18日，代表作品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等。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著名的女作家，以描写英国乡间日常生活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奥斯汀以其不朽之作在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和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之间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些成就使她与勃朗蒂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艾略特等女性作家一起构成了英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独特群体而跻身于英国文坛之列。
简·奥斯汀一生共创作了六部完整的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1795)、《傲慢与偏见》(1796)、《诺桑觉修道院》(1798)、《曼斯菲尔德庄园》(1812)、《爱玛》(1814)、《劝导》(1816)。这些作品大都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家的看来平凡而琐碎的生活与交往。关于简·奥斯汀，著名英国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夫有句名言：“在所有伟大作家当中，简·奥斯汀是最难在伟大的那一瞬间捉住的。”她的作品题材内容显得平凡而零碎，这是奥斯汀在艺术上自觉的选择。在她生活的年代，重大历史事件层出不穷：美国独立战争、拿破仑军队在欧洲战场驰骋、英国与法国的交战……这些在她的作品中，我们似乎看不到一点历史的影子。当代英国著名批评家杰克逊认为，在当时“许多有学问的人，心理上都同情法国大革命，可是却不愿意当众宣布，简很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她所以在她的小说里特别小心，一字不提，也不过是为了免得惹是招非罢了”。
简·奥斯汀
一
对于简·奥斯汀，要想捕捉她的“伟大”之所在，不可避免地要涉及题材问题。奥斯汀是写小题材的。奥斯汀终生未婚，她把一位女性对婚姻爱情的渴望和理解都倾诉在她的作品中。纵观她的六部作品可看出，她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写乡镇中产阶级妇女的婚姻与爱情。在她生活的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即将开始，贵族阶层趋于衰败，资产阶级崛起初露端倪，日益增长的金钱势力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产阶级的婚姻与爱情。可以说金钱是人们追逐的目標，是指使人们的魔杖。奥斯汀以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敏锐捕捉到了这一点。在她的小说中，乡绅社会大厦之所以稳定，是因为金钱给予了他们社会、心理、财富等诸方面的安全保证;那些青年男女的婚姻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金钱打下了扎实的经济基础。英国马克思主义评论家阿诺德凯特尔在论《爱玛》文章中开头第一句写道：“《爱玛》是关于婚姻的。”其实，所有奥斯汀小说都是描写婚姻的，她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尤其如此。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写道：“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虽然完全不了解他们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人们总是把他看作是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小说中两位男主人公正是这样“有钱的单身汉”。
贵族子弟达西，出身名门，家资丰厚，拥有祖上传下来的富丽堂皇的彭柏里庄园。他初次露面在舞会上，“立即引起了全场的注意”，“男宾们都称赞他的一表人才，女宾们都说他比彬格莱先生漂亮得多，人们差不多有半个晚上都带着爱慕的目光看着他”，这在于“他进场不到五分钟，大家都在传说他每年有一万镑的收入”。显然，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小说中另一位“阔少爷”是开篇即被纷纷传说的彬格莱先生，他从他父亲那承继了一笔近十万镑的遗产，又租下了当地最有名的尼日斐花园，这就难怪班纳特太太要说：“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真是女儿们的福气!……他要是挑中我们的一个女儿做老婆，可多好!”
这两位有钱又有德行的单身汉自然获得了幸福姻缘，而那些不怎么有钱或者根本没钱的单身汉也是要结婚的，他们也自有他们的办法。
班纳特先生的表亲柯林斯先生仰贵夫人咖苔林·德·包尔夫人鼻息而生存，实质上是她的仆役一般。柯林斯没有任何财产，可是他有班纳特先生家财的继承权，这就使得这位庸俗、乏味的柯林斯先生有了在班纳特先生的五个女儿中任意挑选配偶的权利。他看中了班家的二小姐伊丽莎白，可高傲的伊丽莎白拒绝了他。但他第二天就获得了另一位美丽小姐夏绿蒂的婚约，这让班纳特太太还直觉得可惜呢。
这样的故事情节在奥斯汀小说中比比皆是。这里所说的婚姻不涉及感情，纯粹是个经济问题、生存问题。人们通常认为奥斯汀的小说专门描写爱情与婚姻，其实她首先和主要描写的不是作为爱情结果的婚姻，而是作为经济需要的婚姻。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傲慢与偏见》等小说中，真正的“举世公认的真理”，不是“有财产的单身汉需要娶位太太”，而是“没有财产的妇女需要嫁有财产的丈夫”。奥斯汀小说中无论是那些衣冠楚楚的绅士，还是那些有教养、懂礼貌的姑娘，他们求婚择偶的基础只有一个，就是金钱，金钱的多寡决定了他们婚姻选择的方式、胆气和姻缘的满意程度。
《成为简·奥斯汀》的剧照
二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简·奥斯汀对笔下的女性主人公在爱情上的选择是有一定倾向性的。她天性中对爱情的渴望不可抑制地在作品中表露出对金钱的抵制。几乎所有年轻貌美、教养良好的有德行的小姐都有自己的理想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因为种种原因仍然走进了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
《傲慢与偏见》里描写了人们对婚姻的不同追求与看法，小说中的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卢卡斯小姐的结合就是个典型。柯林斯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又受到咖苔琳·德·包尔夫人的提拔，获得了教区牧师的职位，他有了房子，有了很不错的收入，就缺个会理家又会陪伴他的驯服的太太。从夏绿蒂方面来说之所以愿意答应他，完全是为了财产，她从这桩婚姻中得到了房子、小园子、家具陈设等一个舒服的小家。至于那笔财产何年何月可以拿到手，她倒不在乎，因为“大凡家境不好而又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总是把结婚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尽管结婚并不一定会让人幸福，但总算给她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她现在就获得这样一个储藏室。她今年二十七岁，人长得又不标致，这个储藏室当然会使她觉得无限幸运”。夏绿蒂后来对伊丽莎白当面解释说：“你知道我不是个罗曼蒂克的人，我绝不是那样的人。我只希望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家。论柯林斯先生的性格、社会关系和身份地位，我觉得跟他结了婚，也能够获得幸福，并不下于一般人结婚时所夸耀的那种幸福。”她在这里一点也没有提到柯林斯先生的“爱情”。在这种婚姻关系中，有趣的是没有财产的妇女的确嫁了有财产的单身汉，但在婚姻带给她的乐趣中，恰恰没有了丈夫的地位。在奥斯汀笔下，柯林斯牧师与夏绿蒂小姐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这种标准化的婚姻关系，这件婚事办得那样快速仓促，采取的完全是纯粹的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形式。
小说《理智与情感》中的玛丽安自称是一个罗曼谛克的理想主义者，她一直反对姐姐埃丽诺的“财富同幸福有很大关系”的观点，可是当轮到考虑自己姻缘时，她却认为：“如果一个家庭一年少于两千镑，是不能维持起码的体面的。”她的这个“起码的体面的”数字是她姐姐认为可以达到幸福的数字的两倍。后来玛丽安果然和一位年收入两千镑的上校结了婚。关于资产阶级婚姻，恩格斯曾说：“在每个新教国家中，通例是允许资产阶级的儿子有或多或少的自由去从本阶级选择妻子;因此，恋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成为结婚的基础，而且根据新教伪善的精神，为了体面，也经常以此为前提。”
《傲慢与偏见》中的班纳特家二小姐伊丽莎白是奥斯汀笔下最具有反抗性的人物，她一心要追求自己真正的爱情。对日后可能会继承她家财产的柯林斯先生求婚的拒绝，是从心里嘲笑他的庸俗与愚蠢;对拥有万贯家财的达西先生求婚的拒绝，是因为厌恶他的傲慢和居高临下。就是这样一个有追求、有傲骨的女子在参观了达西先生豪华富丽的彭伯里庄园之后，不禁也心中暗忖“做一位达西夫人倒也不错呢”。后来当姐姐吉英问到她怎么会爱上达西先生的，伊丽莎白回答说：“应该从我看见彭伯里庄园上美丽的园林那一天算起。”虽然这句双关语除了指具体的庄园外，还指在彭伯里园林里见到了一个新的达西，但他们两人基本上属于同一个阶级，即伊丽莎白所说的：“他(达西)是绅士，我是绅士的女儿，在这点上我们是平等的。”奥斯汀以达西和伊丽莎白的婚姻诠释了自己对资产阶级婚姻本质的理解，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婚姻自由是“从本阶级的选择”。
在以上形形色色的婚姻关系和婚姻观念上，作者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使整个故事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透彻地从经济关系方面抓住资产阶级婚姻制度的本质。从她塑造的女性形象上不难看出，奥斯汀是抓住了当时中产阶级妇女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这种婚姻的实质无非是金钱交易和自身利益的结合。由于作者出身、经历等的限制，她无法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女性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几乎没有工作和参政的权利，妇女的道德标准只是被要求做贤妻良母，如果没有在年轻貌美的时候把自己嫁出去，那就只好终老家中。我们所熟悉的简·奥斯汀及勃朗蒂姐妹都是终生未嫁的。此外，没有财产而受过教育的女性，除了結婚，能用劳动来养活自己的法子只有去做家庭教师，而终生在他人家里做教师则无异于自我禁锢。奥斯汀的笔下正有这样一位悲惨的女性。
《爱玛》中的吉英·费尔法克斯小姐，聪明美丽、品行端庄，但除去做家庭教师谋生外她别无出路，因为她没有足够的钱，没有足以把自己嫁出去的财产。在百无聊赖的静思中，她甚至闪现过做奴隶贩子这个行当的念头，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最终，“她以一个虔诚的见习修女的意志，在二十一岁就下定决心完成这场自我献祭，退出一切生之欢乐、合理的交际与自己对等的社会圈子，退出平安和希望，永远忍受赎罪的苦刑和屈辱”。在这里，我们看到金钱不仅仅控制了女性的婚姻和爱情，它还控制了一个女人的一生。奥斯汀甚至突破了描写婚姻、爱情的局限，把笔触深入到金钱对社会侵蚀的各个角度中。咖若琳夫人出身尊贵、家资惊人，是奥斯汀小说中地位较高的女性，在《傲慢与偏见》中她俨然以一方保护神自居，“伊丽莎白立刻就发觉，这位贵妇人虽然没有担任郡里的司法职使，可是事实上她等于是她自己这个教区里最积极的法官，一点点芝麻大的事都由柯林斯报告给她;只要哪一个穷苦人在吵架、闹意气，或是穷得活不下去，她总是亲自到村里去调解处理、镇压制服，又骂得他们一个个相安无事，不再叫苦叹穷”。这哪像一个尊贵的贵夫人，纯粹就是一个爱管闲事的霸道的妇女，是谁给了她这种颐指气使的权力呢?毫无疑问，是金钱。
1799年奥斯汀的亲笔信
三
十九世纪的英国正面临深刻的社会变革，简·奥斯汀以其女性的敏锐直觉，以其现实主义作家的秉直天性，表现了那一时代的婚姻关系，反映出一个社会阶层的真实面貌。从积极意义上说，奥斯汀作品的可贵，在于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她所熟悉的人和事，即乡镇中产阶级的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她自己曾说：“我的作品好比是一件三英寸大小的象牙雕刻品。”她笔下的人虽无传奇色彩，却也有荡气回肠之举;事虽不震古铄今，却也有耐人寻味之处。司各特说：“这位年轻的小姐在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内心情感，以及许多错综复杂的琐事方面，确实具有才能，这种才能极其可贵，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这种高度成熟的现实描写手法、真实凸显的现实主义内容，使得她在英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都占有永久的一席之地。而这正是奥斯汀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对英国小说发展的主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