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遗址-元大都平面图

2021-10-26 14:37:02

　　元大都，简称大都，是元朝的首都。

　　简介

　　自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四年(1267年)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为元代京师。其城址位于今北京市市区，北至元大都土城遗址，南至长安街，东西至二环路。元大都城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城市名称

　　元代大都的名称，在源自汉语的“大都”之外，还大概源自畏兀儿语的Khanbaliq，khan是汗，baliq是城市，Khanbaliq就是汗之城，音译为“汗八里”或“汗八里克”。这个词在《马可·波罗游记》的各种西文译本里有两种拼写形式，Cambuluc和Kanbalu，所以这两种形式都常见于当时的西文文献。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蒙古人只说“大都”、“上都”，Khanbaliq这个词可能并不为蒙古人所用，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蒙古语词汇。汗八里是包括畏兀儿在内的突厥语和伊朗语各分支语言人群所使用的，他们甚至到明代还用汗八里称呼北京。

　　后来元朝北撤，蒙古人仍然保留着对大都的记忆和怀念，并继续用“大都合托”(Dayidu Qota)一词来称呼明朝都城北京。

　　历史沿革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国，到1215年5月31日，成吉思汗率大军攻克金中都(今北京市)。1217年，太师、国王木华黎改中都为燕京。

　　自1260年忽必烈即位以来，因为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各汗国纷纷自立，蒙古帝国实际上已分裂，演变成为忽必烈的元朝(大元帝国)以及位于其西部的四大汗国，忽必烈仅获得其中的伊儿汗国的承认，直到1303年元成宗在位时，西北四大汗国才名义上重新承认元朝皇帝的宗主地位。

　　其中元朝统一全国后的疆域包括今天的蒙古国(外蒙古)本土和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等地。忽必烈登基之后，以元上都(今内蒙古多伦县)为帝都。但是上都位置偏北，对控制中原不利，因此忽必烈在1264年解决了与其弟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后，决定迁都至燕京地区。

　　燕京地区当时尚有金中都故城，然而此城历经金朝末年的战争，自1215年5月31日被蒙古军队攻陷之后，其城内宫殿多被拆毁或失火焚毁，而且其城市供水来源——莲花河水系已经出现水量不足的情况，无法满足都城日常生活所需用水。

　　1263年6月16日，忽必烈下诏升开平府为上都(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多伦县西北闪电河畔)。1264年9月5日，忽必烈发布《建国都诏》，改燕京(今北京市)为中都，定为陪都，两都制正式形成。

　　1267年2月25日，元世祖忽必烈由上都迁都到位于中原的中都，定中都为首都，将上都作为陪都。

　　1267年忽必烈迁都中都后，乃居住于城外的金代离宫——大宁宫内。并于1267年在中都的东北部，以大宁宫所在的琼华岛(金朝琼林苑)，为中心开始了新宫殿和都城的规划兴建工作。中书省官员刘秉忠为营建都城的总负责人，阿拉伯人也黑迭儿负责设计新宫殿。郭守敬担任都水监，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并以京郊西北各泉作为通惠河上游水源。

　　1272年3月28日，忽必烈将中都改名为大都(突厥语称汗八里，帝都之意)，并建中书省署在此。元大都和南城(金中都旧城)，两者的城墙“仅隔一水”，新城营建以后,命旧城之人徙居新城之中。

　　至元十一年正月初一(1274年2月9日)，宫阙告成，元世祖忽必烈首次在大都皇宫正殿大明殿举行朝会，接受皇太子、诸王、百官以及高丽国王王禃所派使节的朝贺。

　　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时，大都的大内宫殿、宫城城墙、太液池西岸的太子府(隆福宫)、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官署，以及都城城墙、金水河、钟鼓楼、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等重要建筑陆续竣工。

　　至元二十二年，发布了令旧城(金中都故城)居民迁入新都的诏书：“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份，其地过八亩或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

　　从至元二十二年到三十一年(1294年)，有四十至五十万居民自旧城(金中都故城)迁入大都。此时期还陆续完成了宫内各处便殿、社稷坛、通惠河河道、漕粮仓库等建筑工程。元大都的营建工作至此基本完毕。此后元代各帝陆续又有添建，如孔庙、国子监、郊祭坛庙和佛寺等，但对元大都总体布局没有变动。

　　废弃和改建

　　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历1368年)夏，朱元璋遣将领徐达、常遇春率军北征，七月抵达通州，至正二十八年闰七月二十八日(1368年9月10日)，元惠宗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携后妃、太子、公主自健德门出城北逃，前往上都避难。至正二十八年八月初二日(1368年9月14日)，明军攻陷大都齐化门，由此入城。明朝洪武元年八月十四日(1368年9月26日)，明太祖将大都改名为北平。

　　由于至正年间饥荒与黑死病等瘟疫为害，元大都故城居民稀少，明君入城时，居民仅剩万余人，山西元军由王保保率军反扑大都而来，为避免至正十七年，宋军刘福通攻克大都一带，又复为元军夺回，徐达、常遇春等人留下三万余将士，即开往山西迎战，硕大一个城，军民不到五万，再由于元大都故城北居民稀少、地势空旷，在防守时城上军人无可依托，因此于洪武元年(1368年)在城中偏北部增建一道土垣，将城垣变为“日”字形布局，使北段城墙靠近居民密集区，战时守城士兵可以从容筹画衣食。

　　由于新筑城墙西端正值河床，因此自今德胜门以西处向西南倾斜，造成明清北京城池西北缺角的格局。洪武四年(1371年)将此段新城墙以北的元大都城垣废弃，原来北城墙上的安贞门和健德门，以及东、西城墙上最北边的光熙门和肃清门也一并废弃。这四门的城楼，以及被划在城外的官署、住宅尽被拆除。

　　但是，元大都北城垣虽被废弃，但并未被拆除，而是仍然起到拱卫城池的作用。直至嘉靖朝俺答之变时，在土城(尤其是改名“德胜门外土关”的健德门附近)仍有明军驻守。

　　北平此后为燕王朱棣驻地，其城市格局在明初的五十余年中没有变化。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后，将北京城南墙南移二里，原元大都南城垣亦未完全拆除，而是任其自行湮灭。至明朝末年，元大都南城垣已经被剥蚀为数座土丘，并被称以“下岗”、“上岗”之名。至清朝，大都南城垣遗迹已完全消失。

　　人口

　　史料记载

　　元朝时期关于元大都人口的史料记载如下：“京畿居民繁盛”，“京师乃天下之都会，人物繁辏”，“户口之伙”，“当倍秦汉而参隋唐也”。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赞元大都“户口繁盛”，“城内外人户繁多”，“居民之众”，“百物之输入”，“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中都路(1272年改称大都路，辖区包括中都城以及附近的二十五个州县)一共有十四万七千五百九十户，四十万一千三百五十人(《元史·地理志》)，平均每户人口只有2.72人，明显不符合古代的实际情况，按照史学界目前通用的每户平均五口计算(通常这个数字要比实际每户人口低一些)，实际人口大约七十五万人。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大都城中有十万户(《大元仓库记》记载)，实际人口大约五十万人。

　　生活在元朝前期的诗人王恽(1227年-1304年)，也在他的诗中提到，“都城十万家”。虽然诗人的“十万家”只是一个大约数值，比如说城中如果有十一万户，在诗中一样会被称作“十万家”，但是结合《大元仓库记》提到的1293年大都城中有十万户，综合一下可以推断出，在1304年之前大都城中实际人口有十万户，大约五十万人是可以采信的。

　　元惠宗至元六年(1340年)，大都城中有大约一百万人。

　　这个数字出自《庚申外史》记载，1340年，右丞相益都忽、左丞相脱脱上朝时对元惠宗提到“京师人烟百万” ，益都忽和脱脱二人作为丞相，自然能掌握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资料，他们对于大都城中实际有多少人应该会有一个准确的判断，这个数字是可以采信的。

　　大都作为元朝首都一百多年(1267年-1368年)，会有大量外来人口移居，再加上城中本身人口的增长，从1293年到1340年，大约50年的时间，大都人口从50万增长到100万，从实际情况而言，也是完全可能的。

　　现代学者周继中的观点

　　现代学者周继中在论文《元大都人口考》中认为，元朝中后期元大都城中的人口超过一百一十万。

　　周继中的依据如下：

　　一，根据《元史·地理志》和《马可波罗行纪》，元大都包括南城(旧城)和北城(新城)，两者的城墙“仅隔一水”;

　　二，根据《元史》《元典章》等一系列史料记载，推断出元朝中后期大都城中不同类型的人口数量如下：(一)工匠六万七千六百一十五户，按照每户五口计算，工匠和家属一共三十三万八千余人，(二)宿卫诸军十万余人，(三)佛教寺院七万余人，基督教徒(天主教)一万余人，(四)乐工、回回人、巨商、富户及其家属等二万三千余人，此外，还有“贡献异物之外国人”四万人，(五)吃“赈粜粮”和“红帖粮”的下层市民二十七万余人，在城中活动的农业人口十四万人，(六)城中的官员及其家属，皇宫中的皇室成员以及宫女、太监、仆役等共计十一万余人。

　　所有人口合计超过一百一十万人，周继中认为元大都的实际人口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因为以下人口缺少资料无法统计：居住大都的巨商、富户、中产市民、累朝官吏占有大量的奴婢、仆人;“诸王、驸马及有分地的功臣户”，在京的“蒙古饥民”和贫民，还有大都周围“城市二百”，“每城皆有商人来此买卖货物”，当时“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还有信奉道教的人，等等。这些人均因为缺少具体史料记载而无法统计，未列入一百一十万的大都城人口数内。

　　三，根据食盐供应来推断大都人口，元惠宗至元四年到至正三年(1338年-1344年)，每年运至大都京廒的“官盐二万引”，付各局发卖的每年一万五千引，每引四百斤，一共六百万斤，按照每人每年食盐六斤的标准推算，六百万斤可供大都每年一百万人的食用盐。

　　此外，在大都管办盐局出售期间，允许盐商经批准也可售盐，此外因为官员巡查不是很严，有不少盐商在大都私自售盐，1340年三月到1342年七月，就查获私贩盐到大都的案例“将及百起”，再加上食盐“在船则有侵盗渗溺之患，入局则有和杂灰土之奸”，可见大都“民食之盐”可供一百万人，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宫廷、内府必用的常白盐，由河间盐运司专门生产，每年运至大都的“常白盐为一千五百引”，折合六十万斤，可供宫廷内府十万人食盐。

　　以上民食之盐供一百万人，宫廷内府常白盐供十万人，共供大都一百一十万人食盐，这个和根据一系列史料推断的大都人口完全相符。

　　现代学者韩光辉的观点

　　现代学者韩光辉在他的著作《北京历史人口地理》中，对元朝不同时期的元大都人口进行了推断。

　　韩光辉认为，元朝时期的人口划分包括以下四类：州县赋役户口、军战户口、匠役户口、僧道人口等。《元史·地理志》记载的1270年户口数只是当时社会总户口的一部分，即州县赋役户口。

　　韩光辉认为，元大都从1272年起，包括南城(金中都旧城)和北城(元大都新城)，两者的城墙“仅隔一水”。

　　韩光辉根据如下的史料：苏天爵《元文类》卷41《弓手》，《元史·地理志》，《元史·本纪》，《元史·兵志》，《永乐大典》等资料的分析，史料中记载，元大都城中设有一定数量的弓手，每一名弓手负责维护一百户居民的治安，元大都每设一名弓手的百户居民包括了军户、站户、匠户在内的各类人户。

　　韩光辉认为，根据不同时期元大都城中弓手的数量，元大都在不同时间段的人口户数随之可以推断出来，计算大都城的实际人口按照目前史学界平均每户人口5人的标准进行计算，而且通常这个数字要比实际每户人口低一些。

　　以下是根据史料推断出的元大都在不同时期的户数和实际人口数：

　　中统五年(1264年)，中都城弓手400名，城中有居民4万户，按平均每户5口人计算，共有20万人。

　　至元八年(1271年)，大都城弓手1195名，城中有11.95万户，按平均每户5口人计算，共有59.75万人。

　　至元十八年(1281年)，大都城弓手2195名，其中南城1400名，北城795名，城中有21.95万户，其中南城14万户，北城7.95万户，按平均每户5口人计算，南城和北城共有109.75万人，其中南城70万人，北城39.75万人。

　　至正九年(1349年)，大都城弓手2085名，南城和北城均1000名，关厢85名，城中有20.85万户，其中南城10万户，北城10万户，关厢8500户，按平均每户5口人计算，南城和北城共有104.25万人，其中南城和北城均为50万人，关厢4.25万人。

　　城市布局

　　元大都平面呈东西短、南北长的矩形，城墙全长60里又240步，辟十一门，南、东、西三面各三门，北面二门，被附会为哪吒“三头六臂两足”。

　　营建大都时，先在全城的几何中心位置建“中心之阁”，然后以此为基准向四面拓勘城址。

　　中心之阁以南为皇城。皇城四周建红墙，又称“萧墙”，其正门称棂星门，左右有千步廊。萧墙的东墙外为漕运河道。皇城并非以大内宫城轴线为基准、东西对称，而是以太液池为中心，四周布置三座宫殿——大内、隆福宫和兴圣宫，这种布局反映了蒙古人“逐水而居”的特点。大内共计六门，南垣正中为正门崇天门，是左右骈立三出阙的五凤楼阙门，崇天门左右又有云从、星拱二门;大内北垣有厚载门，东垣有东华门，西垣有西华门。

　　崇天门前有金水河，河上有周桥(相传今北京故宫内之断虹桥)。大内正殿为大明殿，是元帝理政和居住的场所，面阔十一间，后有廊庑连接后殿。大明殿之后为延春阁，为皇后居所。此外还有玉德殿、内藏库、鹰房、羊圈等建筑。

　　皇城外，南面和东南为官署区，北面积水潭一带为闹市，东面为太庙，西面为太社稷，加之城垣每面各开三门(北垣例外)，城中更有纵横各九条干道，均符合《周礼·考工记》中“九经九轨”、“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相关记载，是中国京城中最接近《考工记》营国制度的。

　　在中心之阁西面，为鼓楼、钟楼，是全城的报时机构。钟鼓楼之西为积水潭，是元代漕运终点，也是全城最繁华的商业区，有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金银珠宝市、铁器市、鹅鸭市等市廛，还有望湖亭、万春园等园亭。

　　在元大都中，设有专为宫廷供水的河道——金水河，该河从玉泉山引流，与其他河道交会之处都架渠跨越，金水河内禁止百姓洗濯、饮马，以保证宫廷用水的洁净。

　　元大都的道路为土路，在建城时在城市主干道两侧设置了排水明沟，用条石砌筑。明朝之后，许多明沟被加盖覆盖，变为暗沟。

　　设计特点

　　50坊

　　元大都因系择址新建，城市规划不受旧格局约束，所以其居民区与金中都新旧坊制混合形式不同，全部为开放形式的街巷。按照方位，元廷将大都街道分为50坊：

　　福田坊，在西白塔寺，即今北京白塔寺一带。

　　阜财坊，在顺承门内金玉局巷口，即今北京民族文化宫以北。

　　金城坊，在平则门内，即今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以南之大水车胡同一带。

　　玉铉坊，在中书省前相近，即今北京故宫午门以东。

　　保大坊，在枢密院北，即今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带。

　　灵椿坊，在大都路总管府北，即今北京安定门内大街之西灵光胡同一带。

　　丹桂坊，在灵椿坊北。

　　明时坊，在太史院东，即今北京建国门内观象台一带。

　　凤池坊，在斜街北，地近海子，即今北京鼓楼西大街以北。

　　安富坊，在顺承门羊角市，即今西皇城根南街以西、甘石桥东北。

　　怀远坊，在大都城西北隅。

　　太平坊，有大承华普庆寺，在今北京西直门内宝产胡同一带。

　　大同坊、文德坊，以其取义，或在元大都国子学和宣圣庙，即今北京国子监一带。

　　金台坊，有齐政楼，即今北京旧鼓楼大街一带。

　　穆清坊，地近太庙，在今北京朝阳门内以北。

　　五福坊，坊在中地，或在中心阁附近，即今北京鼓楼一带。

　　泰亨坊，地在大都城东北。

　　八政坊，地近万斯仓、八作司。

　　时雍坊，有庆寿寺，即今北京电报大楼西侧一带。

　　乾宁坊，在大都城西北。

　　咸宁坊、同乐坊、寿域坊、宜民坊、析津坊、地近海子，即今北京积水潭东北、鼓楼西大街一带。

　　康衢坊、进贤坊、嘉会坊，在大都城南部。

　　平在坊，在大都城北部。

　　和宁坊、智乐坊、邻德坊、有庆坊、清远坊，在大都城西北隅。

　　日中坊，在今地安门西北。

　　寅宾坊，在大都城东部。

　　西城坊，在大都城西部。

　　由义坊，在今北京阜成门内北三里。

　　居仁坊，在大都城东市。睦亲坊，地近诸王府。仁寿坊，地近御药院，在今北京隆福寺一带。

　　万宝坊，大内前右千步廊之西，在今北京故宫午门以西。

　　豫顺坊，有福寿兴元观，即今北京西直门内桦皮厂胡同一带。

　　五云坊，大内前左千步廊之东，即今北京故宫午门以东。

　　湛露坊，近官酒库，在大都城东部。

　　乐善坊，地近诸王府，与睦亲坊相近。

　　澄清坊，地近御史台，在今北京米市大街甘雨胡同一带。

　　元大都的坊皆以街道为界线，虽有坊门，但无坊墙，坊门只不过是标志而已。《析津志》称元大都有50坊，但《日下旧闻考》引《元一统志》只列49坊，或有遗漏。《析津志》又载有里仁坊、发祥坊、善利坊、乐道坊、好德坊、招贤坊、善俗坊、昭回坊、居贤坊、鸣玉坊、展亲坊、惠文坊、请茶坊、训礼坊、咸宜坊、思诚坊、东皇华坊、明照坊、蓬莱坊、南薰坊、迁善坊、可封坊、丰储坊等坊名，均为《元一统志》所不载。《析津志》著于元末，其所记坊名当即旧坊所改，或元末所增设。

　　中心台

　　元大都城有中心台，是城市东西南北的中心，这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尚属首创。实际情况是，中心台距元大都南北城垣相等，但距城东垣比西垣略近些。中心台占地一亩，其旁有中心阁。《析津志》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

　　在中心台正南有石碑，刻“中心之台”四字。中心阁在中心台之东，正位于大都城的中轴线上。《析津志》又载“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齐政楼即元大都城的鼓楼，其在中心阁西，亦即大都中轴线西，位于今北京旧鼓楼大街。

　　明代，始将鼓楼和其北的钟楼向东移至今北京鼓楼、钟楼位置，亦即城市中轴线上。元大都鼓楼上置有壶漏、鼓角等计时、报时工具;钟楼上有阁楼，飞檐三重，内置大钟，声响洪亮，全城遍闻。钟、鼓楼是元朝统治者控制大都的工具之一。《马可·波罗游记》述云：“新都的中央，耸立着一座高楼，上面悬着一口大钟，每夜鸣钟报时。

　　第三次钟响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除非遇有紧急事务，如孕妇分娩或有人生病，非出外请医生不可者可以例外。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外出的人必须提灯。”“夜间，有三四十人一队的巡逻兵，在街头不断巡逻，随时查看有没有人在宵禁时间——即第三次钟响后——离家外出。被查获者立即逮捕监禁。”

　　商业分区

　　元朝统治疆域十分广阔，作为京师的元大都城，因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所以人烟茂盛，商业经济十分繁荣。仅《析津志》所载，元大都城内外的商业行市即达30余种。其中，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帽子市、穷汉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剌市(即珍宝市)、柴炭市、铁器市，皆在今北京积水潭北的钟、鼓楼一带，这是因为南方来的漕运船只皆停泊在积水潭上的缘故。

　　《析津志》描述其地盛况云：“钟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今北京积水潭东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又云：“钟楼……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大都钟、鼓楼一带是元大都最繁华的商业区，因这里沿积水潭北岸是一条斜街(今北京鼓楼西大街)，所以又称斜街市。

　　顺承门内羊角市也是大都城内繁华之地，有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穷汉市，买卖奴隶的人市也在此处，其址大约在今北京西城区甘石桥至西四一带。此外，和义门、顺承门、安贞门外各有果市，中书省前(今北京南河沿大街以东)有文籍市、纸札市，翰林院东(今北京旧鼓楼大街东北)有靴市，丽正门外三桥、文明门丁字街、和义门外各有菜市，等等。

　　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除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为当地产品外，很多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当时，海运大开，河运通畅，“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为大都城提供了丰富商品。

　　当然，这些商品中，更多的是供达官显贵享用的氀毷貂豽等珍贵皮毛，珠瑁香犀等奇珍异宝，锦纨罗氎等高贵纺织品。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在大都市场上做生意的不但有中国境内南北的豪商巨贾，而且还有远自中亚、南亚的商人，“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元大都城和境内外其他地区的这种经济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作为封建社会都城的经济特点。

　　城市用水

　　水资源短缺一直是北京地区，特别是城市生活面临的一个难题，金中都时期如此，元大都时期也是如此。大都城市用水有四种：一是居民饮用水，主要依靠井水;二是宫苑用水，由西郊引山泉经水渠导入太液池，因水从西方来，故称金水;三是城濠用水，也由西郊引泉水供给;四是漕渠用水，此渠即大都至通州的运粮河通惠河。由于地形落差较大，沿河设闸通船，所需水量很大。

　　四者之中以漕渠用水最难解决，金朝曾引京西的卢沟水(即今永定河)入注漕渠未成，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1230～1310年)改用京北和京西众多泉水汇集于高梁河，再经海子而注入漕渠，曾一度使江南的粮食与物资直达大都城中，因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嘉奖。但由于上游各支流被权势和寺观私决堤堰浇灌水田、园圃，使水源日见减少，漕运不畅，朝廷虽然严申禁令，也未见效。纵观金元两朝百余年的治漕史实，从京城至通州的漕渠用水始终没有找到满意的解决办法。

　　城防体系

　　元大都城防体系包括城墙、城门、护城河。城墙是夯土筑成，周长60里240步(28.6公里)，高约10至12米，基宽20至24米，顶宽10至15米。筑城时采用宋代旧法，即在墙内先设永定木，然后再加横向的纴木，然后加土夯筑。

　　由于大都夏季多雨，土城墙容易被雨水冲刷浸泡、导致倒塌，因此在建城之初曾议以砖石包覆，但因财力不足而作罢。后元廷专门抽调军队，负责收割芦苇、编织苇席，每年入夏以苇席覆盖城墙墙体，称为“苇城”，民间俗称“蓑衣披城”。但是元文宗时天下动乱，惧怕起义百姓放火焚烧苇席，因此终止“苇城”之举，改为每有墙体松垮塌方时临时征调民夫修补。

　　元大都城城墙走向取直线，东西向城墙7400米，南北城墙长6650米。南城墙西段顺承门与丽正门之间有一处城墙呈向外凸出的弧形。据《析津志》记载，修筑南城墙时，该段城墙走向正值庆寿寺西的海云、可庵二大师塔，“时相奏，世祖(忽必烈)有旨，命圈裹入城内”。

　　元大都共有十一门。各城门的命名都与《周易》卦象相关，详解如下：

　　南垣正中为丽正门，正南为离位，故取《彖·离》“日月丽乎天，重明以丽乎正”之意;

　　南垣东为文明门，南属火象，先天八卦中又为乾位，故取天火同人卦、火天大有卦之象，合《彖·同人》“文明以健”、《彖·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之意;

　　南垣西为顺承门，西南为坤位，故取《彖·坤》“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之意。

　　东垣正中为崇仁门，取东方属春、属仁之义;

　　东垣南为齐化门，东南为巽位，合《说卦传》“齐乎巽，巽东南也”之义;

　　东垣北为光熙门，东北为艮位，取《彖·艮》“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之意。

　　西垣正中为和义门，取西方属秋、属义之理;

　　西垣南为平则门，西南位坤位，坤为土象，取土象复卦谦卦，合《象·谦》“称物平施”“不违则也”之义;

　　西垣北为肃清门，西偏北为乾戌之位，对应晚秋，晚秋之气清而肃，故名。

　　北垣东为安贞门，北为先天坤位，此处又为东北方，故取《彖·坤》“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之意;北亦为水象，故亦合水象讼卦“复命喻，安贞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