孛儿只斤·忽必烈(即元世祖，1215年-1294年2月18日)，监国托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哥弟，蒙古(元朝)政治家、军事家，是元朝的开国皇帝，蒙古尊号“薛禅汗”。
13世纪下半叶，元世祖忽必烈以自己的行动，创造了两个“第一”的纪录：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第一次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五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如此范围广大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出现。
忽必烈
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历史轨迹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忽必烈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诸多举措，“文治”为他的“武功”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创造了两个“第一”的纪录。
金莲川在辽、金二朝已被皇帝选作夏季避暑的地点。它原名曷里浒东川，每年六月，川中开满金黄色七瓣花草，极目望去，一片金浪起伏，所以金世宗完颜雍在大定八年(1168年)五月取金枝玉叶相连之义，改曷里浒东川为金莲川。
由于金莲川在燕山之北的高原上，气候变化很大，夏季夜晚也常常降霜，一天之内寒暑交至，温差很大。对于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民族来说，这里是理想的夏季避暑地点，但是初到草原的汉人却会很不习惯，尤其是不习惯住帐幕。忽必烈身为藩王时，为了照顾汉人幕僚的生活习俗，在此地建造了一座新城，将其命名为开平城(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旗政府所在地黄旗大营子东北)。
统一大业，始于避暑圣地
金莲川在忽必烈的政治生涯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忽必烈原来招揽了一批中原士人，在南驻金莲川之后，又吸收了不少新人，“金莲川幕府”成为当时北方储备人才的大本营，为忽必烈后来的政治革新奠定了基础。“金莲川幕府”中的重要人物，首推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刘秉忠。
刘秉忠博学多艺，尤其精通于易学和天文历算。他曾出家为僧，号“子聪”，受到北方禅宗临济宗领袖海云的赏识，并由海云推荐给忽必烈。刘秉忠一方面向忽必烈陈述“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的道理，提出改革弊政的建议，一方面用自己的知识为新王朝服务，都城的设计，礼仪、官制的制订等，无不与他有关，甚至采用“大元”国号，也是出于他的建议。此外，刘秉忠还极力向忽必烈推荐其他儒士。
他首先把自己的同学和门生介绍给忽必烈。刘秉忠与邢州人张文谦、交城(今属山西)人张易曾同学于邢州南面的紫金山，邢台人郭守敬和唐县(今属河北)人王恂从学于刘秉忠。这五个人的学问各有所长，忽必烈则能利用他们的专长。刘秉忠精通阴阳术数，忽必烈称赞他占卜精确，尤受重视，国家大事无不咨询。秉忠虽然为朝廷效力，仍然身穿僧服，人们常称他为“聪书记”。
至元元年(1264年)八月，忽必烈命秉忠改服，拜为太保，参领中书省事，同议枢密院事，实际上是朝廷的高级顾问。张文谦、张易均以擅长理政而受到忽必烈重用。张文谦历任中书省左丞、大司农卿、御史中丞等职，主要参与民政事务的管理;张易历任燕京行省参政、中书省平章政事，后来任枢密副使多年，主要精力用于军务的处理之上。王恂精于算术，郭守敬习知天文、水利。王恂被忽必烈委派教导太子真金;郭守敬则先被委派管理水利事业，历任河渠副使、都水少监等职，后来则专管天文、历算。这五个人都曾在邢州学习，人们很自然地把他们归为一派，称之为“邢州学派”。
忽必烈能够即大汗位，他的谋士集团功不可没
聚集到金莲川来的，不仅有当时的文人和名士，也有武人。藁城(今属河北)的董氏三兄弟董文炳、董文用、董文忠，很快成为忽必烈的亲信。董文炳后来在外统军作战，地位与阿里海牙等相同;董文忠在宫廷内掌管侍卫亲军。在汉族军官中，忽必烈最信任的就是董文炳、董文忠和史天泽。来自其他民族的文人武士，也受到忽必烈的重视。“金莲川幕府”的人员，在元朝初年大多受到重用，乃是情理中事。
建造“上都”
开平城的建造，用了三年时间。传说刘秉忠选定城址后，因为当地有龙池，无法排干积水，便奏请忽必烈向龙借地。忽必烈同意，当夜三更雷震地动，龙飞腾而去，第二天人们即用土筑成了城基。
忽必烈的登基仪式也是在开平城举行的。在确定以燕京为国都的同时，忽必烈已决意把开平作为陪都，实行两都制。前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起着遵循中原传统制度、固结天下人心、联系中原乃至江南人士的作用;后者则体现“蒙古本位”所在，起着维护蒙古贵族的特殊利益、联系蒙古宗王和贵族的作用。这大体奠定了元朝一代的政制格局。中统四年五月初九(1263年6月16日)，开平改名为“上都”，人们则习称为“上京”或者“滦京”。
作为陪都，开平城原来的规模显然不够，扩建工程很快展开。最重要的工程是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开始修建的上都宫城正殿大安阁。大安阁原是金代故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熙春阁，忽必烈令人将它拆卸，运往草原，在上都内重建起来。全阁分为三层，上层设释迦像，中层是皇帝更衣的地方，忽必烈贮放了一箧衣服，留给后世子孙，使他们能够经常回忆他的俭朴，以此来力戒骄侈。下层是皇帝会集宗王百官和宴饮的场所。
上都城也是由宫城、皇城和外城组成。皇城在全城的东南角，宫城坐落在皇城的中部偏北。外城的北部是皇家的园林，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北苑”。为了保持游牧民族的本色，忽必烈还在上都城外建有蒙古族帐幕式的宫殿失剌斡耳朵。这座帐殿可以拆迁，殿内可以容纳近千人。人们称帐殿为“行宫”。在上都附近，还专门为皇帝“打围”(狩猎)开辟了固定的场所。
《元世祖出猎图》局部
“两都制”的种种细节
自确立两都制的格局后，忽必烈每年来往于大都、上都之间，二月至八月(或三月至九月)在上都度过，其他时间在大都居住。这种例行的北上巡幸活动，被人们称为“纳钵”(意思是皇帝行幸宿营的场所，不管是迁移的帐幕还是固定的营所)。
皇帝每年前往上都，后妃、太子、蒙古宗王以及重要的文武官员都要随行。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机构，只留一两名官员在大都处理一般公务，右丞相、左丞相、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等长官，都跟随在皇帝身边。朝廷大事的决策，这时就要在大都以外进行了。
皇帝出行，有大批卫士扈从。成吉思汗时建立了一万人的护卫军，蒙古语称为“怯薛”(轮流值宿守卫之意，怯薛成员称怯薛歹)。“怯薛”分成四班，由建国时的四大功臣博尔忽、博尔朮、木华黎、赤老温的子弟任长官，轮番护卫于大汗左右。番值的怯薛，三昼夜一换，除了保证大汗及后妃的安全外，大汗的起居饮食、服装佩饰等，都由怯薛长官总管，所以时人称之为“四怯薛太官”。充当“怯薛”的人员大多为勋贵世家、大臣子弟。在“怯薛”中，还设有专掌各种事务的“执事”，均有各自的名号。
忽必烈即位后，保留了这种宿卫组织，将“怯薛”作为皇帝的贴身扈卫，在大都时，以其保卫宫城;出行上都时，则充任大帐的护卫。“四怯薛”轮流值勤，从不间断。除“怯薛”外，忽必烈还在京城设置了侍卫亲军，以适应统治中原的需要。卫军和“怯薛”虽然都是中央宿卫组织，但是职能稍有不同：“怯薛”只负责皇帝的安全，处理宫廷事务和参决朝政，一般不外出作战;侍卫亲军则负责整个京城的安全，同时又是朝廷的常备精锐部队，随时可以派到外地去作战。在攻宋战争中，忽必烈就曾派出一部分卫军参战。皇帝每年出巡上都时，也有一部分侍卫亲军充当护卫军队。
彰显帝王之尊的“象辇”
从大都出发前往上都，开辟了辇路、西路、驿路、东路四条通道。驿路最早开通，长800余里，中间要穿越桑干岭。桑干岭俗称“枪杆岭”，真龙天子自然不能上枪杆，所以皇帝北行时不走此路，一般人来往时多走此道。
辇路和西路上都设有“纳钵”，辇路全长750余里，设18处“纳钵”;西路全长1000余里，设24处“纳钵”。皇帝在每一个“纳钵”一般只停留一夜。东道全长870余里，由古北口北出，是监察官员和军队的专用道路。皇帝每年东出西还，就是从辇路赴上都，经西路返回大都。
皇帝出都之前，供“纳钵”所用的牛羊畜群已经出发。大队人马开出建德门后，场景更为壮观，前有皂纛(黑旗)、驼鼓和马鼓开道，然后是仪仗队，皇帝忽必烈居中，坐在巨大的“象辇”上，徐徐前进;皇后、太子、诸王、大臣乘坐马车或牛车跟进，大队骑兵护持，浩浩荡荡，蜿蜒十数里。
用象来做皇帝的脚力，自古中国少见。忽必烈南征大理，从云南带回了大象，后来南方的缅甸、占城、交趾等国又进贡了驯象，专门设计的象辇即成为皇帝专用的交通工具。象辇是架在四只大象背上的大木轿子，每只象有一名驭者。在狭隘的山路上行走或穿越隘口时，皇帝换乘独象或由两象背搭的象辂。象的力气很大，从者不无担心，后来也确曾发生过象惊事件，但都化险为夷。忽必烈很喜欢这种交通工具，始终没有把它放弃。可以想见，高高地坐在象辇中，环视庞大的扈行队伍在平川及高山峻岭中行进，顾盼自得，也是帝王之尊的忽必烈极好的精神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