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迪斯雷利，英国保守党领袖、三届内阁财政大臣。英国首相，第一代比肯斯菲尔德伯爵，外文名Benjamin Disraeli，生卒时间1804年12月21日–1881年4月19日。
早年
童年
1804年12月21日，迪斯雷利于伦敦布卢姆茨伯里贝福德街(Bedford Row)国王街(King's Road)6号出生。 他在家中排行第二，在男丁中排行第一。他的父亲是艾萨克·迪斯雷利(Isaac D'Israeli)，是一个文学批评家，也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他的母亲则是玛利亚·巴塞维(Maria Basevi) 迪斯雷利一家是经营生意的意大利塞法迪犹太人。迪斯雷利的祖父母、曾祖父母都生于意大利。迪斯雷利的祖父本杰明(Benjamin)在1748年离开威尼斯，迁居英国。 迪斯雷利后来为自己的家世加上了浪漫色彩，称自己的父系祖先是西班牙和威尼斯的显赫人物。实际上，他父亲的家族并不显赫，而他母亲的家族却有不少重要人物，不过他本人并没有因此得益。 对于迪斯雷利改写家史的动机，史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伯纳德·格拉斯曼(Bernard Glassman)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和英国统治阶层精英平起平坐。 莎拉·布拉德福德(Sarah Bradford)认为，“他厌恶平凡，不能接受自己出身平淡无奇的中产阶级这个事实”。
迪斯雷利的兄弟姊妹有：莎拉(Sarah，1802 - 1859)，拿弗他利(Naphtali，1807)，拉尔夫(Ralph，1809 - 1898)和詹姆斯(James，1813 - 1868)。他与姊妹的关系比较亲密，与兄弟的关系则比较疏远。 与他求学时期有关的资料并不多。 他在六岁开始，以走读生身份入读伊斯林顿的妇孺学校(Dame School)，记载他生平的作家写道，“在当时而言这是上流社会才能享有的教育”。 约两年之后，他以寄宿生身份入读布莱克希斯(Blackheath)的约翰·波特加里神父学校(Rev John Potticary's School)。 他在这间学校读书时，家中发生了改变他教育历程和毕生命运的事情：他的父亲脱离犹太教，并且在1817年7月开始，将四名子女陆续送到英国国教会受洗。
艾萨克·迪斯雷利从来没有认真对待对待宗教，不过他仍然是贝维斯马克斯犹太教堂(Bevis Marks Synagogue)一个守规的教友。 艾萨克的父亲老迪斯雷利是教堂的重要教友，相当虔诚;艾萨克在1813年和教堂管理人员发生争执时没有放弃信仰，大概就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 老本杰明在1816年逝世后，已经没有束缚的艾萨克又再和教友发生争端。这一次他随即退出了教会。 艾萨克的事务律师朋友雪伦·特纳(Sharon Turner)说服了艾萨克改宗，因为他和他的子女如果没有正式的宗教信仰就会遇到很多困难。1817年7月31日，时年12岁的小本杰明受洗时特纳就是他的教父。
改信基督教后，迪斯雷利得以发展政治事业。19世纪初的英国反犹程度不深，自1770年萨姆森·吉迪恩(Samson Gideon)入选下院以来，一直有不少犹太人成为议员。但是，在1858年之前议员都要以“基督徒的真正信仰”起誓，因此犹太人至少要在表面上改宗。 没有证据显示他在受洗时已经产生了有了进入下院的雄心，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怨恨父母没有将他送到温彻斯特公学。 温彻斯特是英国最显赫的公学之一，不断为政治精英提供生力军。 他两个幼弟都在此处就读，而他父亲不将他送到这里的原因就不太清楚。 迪斯雷利认为他的母亲作出了如此决定。布拉德福德估计“本杰明脆弱的健康和明显的犹太特征可能有一些影响。” 迪斯雷利的父母为他选了埃利泽·科根(Eliezer Cogan)在沃尔瑟姆斯托(Walthamstow)海厄姆希尔(Highham Hill)开办的学校。1817年秋季，他入读这间学校。 后来他回忆道：
19世纪20年代
1821年11月，迪斯雷利在19岁生日前到伦敦市事务律师行斯温、史蒂文斯、梅普尔斯、皮尔斯和亨特公司(Swain, Stevens, Maples, Pearse and Hunt)签约担任做学徒。 艾萨克的朋友T·F·梅普尔斯(T F Maples)不但是本杰明的雇主，也是他预期中的岳父：艾萨克和梅普尔斯考虑过后者的独女和本杰明结为连理的可能性。 不过，本杰明和梅普尔斯的女儿最终只发展出友情，没有发展出爱情。律师行生意的规模可观，获利颇丰，为迪斯雷利作传的R·W·戴维斯(R W Davis)观察到，“许多父亲都梦想自己的子弟能在此处担任这种既稳定又体面的职位”。 虽然，按照罗伯特·布莱克(Robert Blake)、布拉德福德等人的说法，这一职位并不合符迪斯雷利浪漫、充满雄心的性格，但是，迪斯雷利的表现据说仍然令人满意。他声称自己在这段时间获益良多。 他回忆道，“我虽然想进入议会，但我仍然有所顾忌。我父亲一直不想我成为他童年时最著名的事务律师兼议员菲利普·卡尔特雷·韦勃(Philip Carteret Webb)。认为我在朋友的律师行里面任职两三年是浪费时间，是错误的想法。我经常这样想：虽然我也想进入大学，但是我在律师行的那段时间也是有价值的。”
绘于1852年的想象图 - 青年迪斯雷利
进入律师行工作那一年，迪斯雷利将姓氏的拼写方法由“D'Israeli”改为“Disraeli”。传记作家伯纳德·格拉斯曼(Bernard Glassman)猜测他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他人混淆他和他父亲。 迪斯雷利的兄弟姊妹都改用这种姓氏拼写方法，而他的父母的名字则保持原样。
1824年夏季，迪斯雷利与父亲一起游览比利时和莱恩河峡谷(Rheintal)。他后来写道，就在这时，他萌生了退出律师行的想法：“顺着河水而下时，我下定决心不做律师。” 返国后他离开了事务律师行，接纳梅普尔斯的建议，以取得讼务律师资格为未来的目标。他入读林肯律师学院，先后于舅父Nathaniel Basevy和本杰明·奥斯丁(Benjamin Austen)的办公室任职。后者说服了迪斯雷利的父亲，让他相信迪斯雷利永远都做不了讼务律师，并且允许迪斯雷利发展文学事业。 迪斯雷利起初试探了一下：1824年5月，他将一份手稿交给父亲的朋友 - 出版商约翰·默里(John Murray)。不过，他在默里决定是否出版他的著作之前就取回了手稿。 退出法律界后，迪斯雷利曾为默里工作，不过，他的精神主要集中在股票交易而不是文学创作上面。
当时的股票市场出现了投资南美采矿公司的热潮。西班牙南美殖民地在发动叛乱后取得了独立。英国政府在乔治·坎宁的敦促之下，相继承认了这些新国家。 迪斯雷利在举债投资时结识了牵起热潮的重要人物 - 金融家J·D·波尔斯(J D Powles)。迪斯雷利匿名编写了三份小册子，以宣传他的公司。 小册子由同样加入热潮的默里出版。
默里在前些时间起，就想办一份晨报与《泰晤士报》竞争。 1825年，他受迪斯雷利说服决定将之付诸现实。结果，《代表报》(The Representative)就此诞生。新报既宣传南美采矿公司，也宣传支持投资活动的政治家，特别是坎宁。迪斯雷利的投入震撼了默里，不过他未能说服著名作家约翰·吉本森·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担任报社的编辑。迪斯雷利失败后，默里出于不满，不再允许他插手报社的事务。 报社在六个月后就宣告结业。一部分原因是1825年末股票市场泡沫破灭，另一部分原因是“编辑差劣”。
市场泡沫破灭给迪斯雷利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到了1825年6月，他和他的生意伙伴已经损失了7,000英镑。他的债务到了1849年才还清。 因为贫穷、渴望向默里等轻视自己的人复仇等等原因，他重新开始写作。 当时有一种十分流行的小说体裁，称为“银叉小说”(Sliver-fork fiction)，这种小说通常匿名出版，内容以描绘贵族生活为主，非常受渴望高攀的中产阶级欢迎。 而迪斯雷利在1826年至1827年间匿名出版的作品《维维安·格雷》( Vivian Grey )就是这种小说。这是他第一部小说，分为四卷，几乎不加掩饰地重述了代表报的故事。 小说的销量甚佳，不过，它冒犯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的作品出现了不少错误，令他的真实身份 - 仍未进入上流社会的23岁青年表露无遗。评论家就这些错误，对作品和作者本人作出了尖锐的批评。而默里和洛克哈特这两个文坛的重要人物也感到迪斯雷利利用了他们对他的信任。迪斯雷利否认他们的说法，不过，众多后世的传记作家也持有和默里、洛克哈特一样的观点。 迪斯雷利在小说的后继版本中修改了自己的措辞，避免作出太过尖锐的讽刺。不过，这个事件对他声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为他作传的乔纳森·帕里(Jonathan Parry)称，他在贫穷、批评的双重打击下，出现了四年的精神问题：“他以往一直都是易怒、敏感、孤僻的人，现在变得抑郁而迟钝。” 这时迪斯雷利仍然和家人一起住在伦敦。不过，他父亲艾萨克后来接受了家庭医生的建议，将一家人先后带到乡间和海边居住。迪斯雷利一直和家人居住到他想拓宽眼界为止。
19世纪30年代
1830年，迪斯雷利与妹妹的未婚夫威廉·梅雷迪特(William Meredith)一起到南欧旅游。前一年他出版了另一部描绘上流社会生活的小说《年轻的公爵》(The Young Duke)，得到了部分旅费。旅行还未结束，1831年7月，梅雷迪特就突然在开罗感染天花病逝。
虽然在旅程中遇到如此悲剧，并且染上了性病，但是迪斯雷利仍然觉得自己增长了见识。用帕里的话来说，他变得“重视狭窄国人不接受的价值。在行程中，他的自我意识变强，也变得更加认同道德相对主义，并且对东方种族和宗教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布莱克认为游历南欧是迪斯雷利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旅程给迪斯雷利留下的印象终其一生都没有磨灭。这个印象影响了他日后对许多问题 - 尤其是东方问题所持的态度。这一印象也给他的许多部小说增添了色彩。”
回国后，迪斯雷利写了两部小说。第一部小说《孔塔里尼·弗莱明》( Contarini Fleming )几乎就是他的自传，其副标题就是“一部精神自传”。书中的英雄，性格有互相冲突的元素：既有北欧的血统，也有南欧的血统;既是一个浪漫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大胆行动的人。如帕里所述的那样，小说以政治注脚结尾， 展现了欧洲“原则由封建到联邦”的进步过程。 次年出版的第二部小说《阿尔洛伊历险记》( The Wondrous Tale of Alroy )则描绘了一个中世纪犹太人在小犹太国家和大多族群国家之间进行抉择时所遇到的困难。
两本小说出版后，迪斯雷利宣布“不再写有关自己的作品”。 1832年，他在《改革法令》掀起巨大政治危机时，将注意力转向政治界。他撰写了一份反辉格党的小册子《英国和法国：或内阁恋法病的疗法》( England and France: or a cure for Ministerial Gallomania )，由约翰·威尔逊·克罗克(John Wilson Croker)编辑，默里出版。迪斯雷利加入托利党(Tory)的决定，令他的亲属朋友都感到奇怪，因为他们都以为他是激进分子(Radical)。不过，他的确向默里表示过，他反对克罗克的极端托利派(High Tory)观点，表示“我不会写出不利改革总体措施的文字。” 而且，在小册子出版时，他还在参加海威科姆激进分子的竞选活动。
迪斯雷利当时的政治观点受到他叛逆的倾向和成名的欲望所影响。 那时英国的政坛由贵族阶层成员主宰，只有少数几个平民挤入权力核心。辉格党衍生至推动国会通过《1689年权利法令》的贵族联盟，有部分辉格党党员不但是联盟成员的精神继承者，也是他们的后嗣。托利党支持国王与教会，阻碍政治改革。主要来自北部选区的一小群激进分子是持续改革的最坚定推动者。 19世纪30年代初，托利党和他们所维护的利益似乎必将失败。但是，另一大党辉格党对迪斯雷利来说又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组织：“托利主义日薄西山，但我又不能屈尊加入辉格党。” 1832年，他两次在大选中都以激进分子身份参选海威科姆国会议员均未获成功。
迪斯雷利既接受了一些激进份子的政策 - 如改革选举制度，也接受了部分托利党的观点 - 如实行保护主义政策。他开始进入托利党的圈子。1834年，弗朗西斯·赛克斯爵士(Sir Francis Sykes)的妻子亨利埃塔·赛克斯(Henrietta Sykes)向前任大法官林德赫斯特勋爵(Lord Lyndhurst)介绍了迪斯雷利。当时已经与林德赫斯特有一段恋情的亨利埃塔与迪斯雷利开始了另一段感情。 迪斯雷利和林德赫斯特马上对对方产生了好感。林德赫斯特喜欢毫无顾忌地讲闲话，参与阴谋，与迪斯雷利意气相投。后者成为了他的秘书兼中间人。1835年，迪斯雷利最后一次以激进分子身份在海威科姆参选议员，再次遇到失败。
1835年4月，迪斯雷利以托利党党员身份参加汤顿(Taunton)议员补选。 爱尔兰议员丹尼尔·奥康奈尔(Daniel O'Connell)受媒体误导，误以为迪斯雷利在竞选时诋毁了他，向迪斯雷利展开了直接的攻击，称迪斯雷利：
《泰晤士报》详尽报道了迪斯雷利的还击 - 他既要求与奥康奈尔的儿子决斗，又说他会铭记这股不可磨灭的仇恨。他甚至称奥康奈尔的支持者“如王侯一样压榨狂热饥饿的奴隶以取得收入”。 因为这场纷争，公众首次注意到迪斯雷利，这令他非常满足。 时任议员亨利·拉布歇雷(Henry Labouchere)最终保住了议席，不过，即使是在汤顿这么一个倾向辉格党的选区，他得票也只比迪斯雷利多170票。 迪斯雷利的优秀表现令他踏入通往议会的道路。
迪斯雷利受林德赫斯特鼓励，开始挥笔宣传托利党。1835年12月，他出版了《英国政制辩护》( Vindicatio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小册子以公开信的形式撰写，在布拉德福德的眼中，概括了他终生坚持的政治思想。 他说明了仁慈贵族政府的价值、政治教条的可恶和托利主义进行现代化的需要。 次年，他在《泰晤士报》上以拉尼米德(Runnymede)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以讽刺当时的政治。他讽刺的包括整体的辉格党、单独的辉格党党员、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和政治舞弊的现象。其中一篇文章以此结尾：
迪斯雷利完全进入了托利党阵型。1836年，他入选托利党卡尔顿会(Carlton Club)，并且为托利党社交活动首要女主持人伦敦德里勋爵夫人(Lady Londonderry)所接受。 1837年6月，威廉四世驾崩，由年仅18岁的侄女维多利亚继位，国会解散。 迪斯雷利接受卡尔顿会的建议，在接下来的大选里以托利党党员身份竞逐议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