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雷特，威廉·莎士比亚创作戏剧，该作品有名王子复仇记，哈姆莱特，汉姆雷特，外文名叫做The Tragedy of Hamlet, Prince of Denmark，创作于1599年至1602年间。
14世纪到17世纪,随着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作为欧洲文学两大源头之一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成为一股显流重新浮出了历史地表。另一方面，中世纪以来的希伯来——基督教的宗教人文传统并未因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而斩断筋脉。自此，两种文化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为当时的欧洲社会提供了重新构筑文化模式的契机，而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也因此成为西方现代社会与现代文化的肇始阶段。
莎翁所处的16世纪到17世纪的英国，较晚受到文艺复兴浪潮的冲击，然而它却是文化转型最彻底的国家。当时的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晚期，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念日益被世俗价值观冲淡，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个性解放不可避免的造物。这既是充满激情与创造力的时代,也是一个欲望膨胀、充满贪婪、滋生邪恶的时代;既是人文主义对在基督教传统文化高奏凯歌的时代,又是一个旧信仰解体、新信仰脆弱的道德失范的时代。面对这样的历史境况，后期的人文主义者不再盲从早期的人文主义准则，而是企图用基督教文化重构文化价值体系，而莎翁就是这样一位“处在欧洲文化发展十字路口”的剧作家。时值1600年，莎翁创作风格激变。从此，一部部以“时代的灵魂”冠名的悲剧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在“上帝之光”的照耀下，莎翁这一阶段的创作呈现出充满激情却不失典雅，浪漫却又节制的审美格调。
《哈姆雷特》剧照
值得注意的是，文艺复兴的狂澜并没能阻断人与神的联系。换言之，自罗马时代以来，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的演进与巩固，基督教已从最初一个关注犹太民族救赎的狭隘信仰弥散成了普世性的宗教，而基督教文化则成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权威。在文学领域，《圣经》作为文化的元典，影响了几乎所有西方作家的创作思维，也观照着文学创作的构架题材，精神能指和发展向度。《哈姆雷特》作为文化转型时期的经典之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基督文化的时代印记。
以下从三个层面解析基督教文化对《哈姆雷特》的影响。
一、作品对《圣经》文学母题的援引或化用
同一文学母题在时空中的复现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圣经》中的故事原型更是被广泛使用，作为犹太民族的集大成之作，《圣经》杂糅了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民间习俗和基督教本身的福音故事、使徒圣迹，其中丰富的创作素材和文学母题在后来的作品中具象化为丰富的戏剧情节和个性化的人物性格。作为考察基督教文化对《哈姆雷特》影响的重要依据，这种对创作素材的援引或化用是最易辨认的显在形式。
在《圣经旧约·创世纪》中,人类始祖亚当的大儿子该隐和小儿子亚伯向主耶和华献祭，主偏爱亚伯和他的供物而引发了该隐的妨忌，于是，二人在田间时，该隐杀死了亚伯并遭受了主的诅咒和惩罚。这是西方有记载的第一宗杀人案。与之相仿，在《哈姆雷特》中，克劳狄斯因为私欲杀死了自己的同胞兄弟，忏悔时他提到“它负带着元古最初的诅咒：一桩杀害兄弟之暴行。”(第三幕第三场)作品与《圣经》的渊源关系可见一斑。
无论是老王的鬼魂还是哈姆雷特在提到奸王克劳狄斯时，都用了代指物—蛇。“但是,你要知道,咬死你父亲的毒蛇,此刻正戴着他的皇冠呢!”(第一幕第五场)，而《哈姆雷特》哀叹世间“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第一幕第二场)，蛇与花园以及王后被克劳狄斯诱惑而堕落不难使人联想到《圣经旧约·创世纪》中的记载，上帝在创世之初把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岁月静好。直到有一天，夏娃被蛇引诱，偷吃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又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也吃了”。于是上帝将他们逐出伊甸园，并且“受诅咒，长出荆棘和蒺藜来”。这同哈姆雷特所言“荒芜不治，长满了恶毒的莠草”相似，易见《哈姆雷特》对《圣经》化用的痕迹。
《哈姆雷特》译本宣传海报
在基督教文化中，对罪恶的惩罚包括三个方面：现世之罚、永生之罚和诛心之罚。这些惩罚均在《哈姆雷特》有所表现：在现世生活中因为自身罪过而导致的因果报应即现实之罚的体现，哈姆雷特的复仇行为可看作对奸王的现世之罚。这种惩罚会在短时间内生效，却不是最严厉的惩罚，另一种形式的惩罚被认为超越于现实之罚，即永生之罚。在第三幕第三场中，为了让克劳狄斯“幽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哈姆雷特错失复仇的绝佳时机。诛心之罚作为一种独特的惩戒方式，因为灵魂的拷问而在有生之日得不到心灵的平静，甚为严厉。它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在《哈姆雷特》中，无论克劳狄斯，哈姆雷特，还是王后，都因为自己的罪过而遭到心灵的惩罚。对于王后的诛心之罚在文中几次提及，第一幕第五场中，老王的鬼魂对哈姆雷特说：“……可是无论你怎样进行复仇，你的行事必须光明磊落，更不可对你母亲有什么不利的图谋，她自会受到上天的裁判和她自己内心中荆棘的刺戳。”而遭到哈姆雷特责问的王后，因为内心激起的狂澜而苦不堪言：“啊，哈姆雷特!不要说下去了，你使我的眼睛看进了自己灵魂的深处，看见我灵魂里那些洗拭不去的黑色的污点。”“啊，哈姆雷特，你把我的心劈为两半了!”从中，可见基督教的影响。
二、基督教文化中超现实意象在作品中的呈现
作为一种宗教，基督教表现为一种信仰，相信上帝和耶稣，相信天堂和地狱的，相信人死灵魂不灭等。在无神论者看来，上帝、天国、鬼魂的意象只是一种超现实的宗教臆想，然而构筑于其上的基督教文化却因这些意象而拥有了超验的寓意，这些超现实的意象在作品中也得到了深层的呈现。
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人的理性外化和宇宙秩序与自然法则的象征，是独立自足的精神实体，是全知全能的超验存在。对于上帝，人类永不能及，只能服从。在《哈姆雷特》中，诸如“以上帝的名义”“对上帝起誓”“看在上帝的份上”此类的话不胜枚举。而哈姆雷特认为自己是“为造化所玩弄的愚人”，“唉，倒霉的我却要担起这重整乾坤的重任”(第一幕第五场)。在误杀了波洛涅斯后，哈姆雷特又说：“至于这位老人家，我很后悔自己一时鲁莽把他杀死，可是这是上天的意思……使我一方面自己受到天谴，一方面又成为代天行刑的使者。”(第三幕第四场)而在第五幕第二场中，哈姆雷特直接说道：“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无论我们怎样辛苦图谋，我们的结果却早已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把它布置好了。”
《哈姆雷特》海报
基督教神学的彼岸之国是自信徒们至高无上的精神家园，现世的存在只是人生旅程的一部分，人死后灵魂不灭，要等待上帝“末日的审判”来裁定人魂归天堂还是地狱。哈姆雷特为“摆脱这具腐朽的皮囊后的睡眠”而心存惶惑，“惧怕那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不曾有一个旅人回来的神秘之国”(第三幕第一场)。另外，哈姆雷特没有果断杀死正在祷告中的克劳狄斯，也是因为担心正在他“洗涤他的心灵，天堂之路敞开着的时候”送其入天堂。在《哈姆雷特》中出现的鬼魂意象表明了基督文化中灵魂不灭的来世观。早在古希腊时期，先哲柏拉图的思想体系中的神秘论、灵魂不死说等成为基督教思想的武库。长期以来酿就了西方人对灵魂独立存在现实性的认可，这就使得灵魂成为人们观念中超实体的存在。在《哈姆雷特》中，鬼魂的出现就显得不合理却合情。鬼魂因有更多的经历，能洞悉更多的真相变得神秘，它不可抗拒，氤氲四周，督导哈姆雷特的复仇，惩恶扬善的主题在鬼魂的参与下昭然若揭，而王子只是一个执行者。
三、基督教文化对剧中人物意识形态的潜在统摄
基督教文化秉承希伯来文化的六大宗教观：创世观、救世观、平等观、博爱观、原罪观和弥赛亚观。忏悔、禁欲、博爱、宽恕等精神作为教义随《圣经》的普及流传，逐渐形成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另外，借由一套完备的神学理论体系逻辑方法，基督教这种高度理性化的文化形态已扎根人们生活、价值准则和伦理观念中，实现了对西方人意识形态的潜在统摄。
基督教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罪感文化，在《圣经》中人类被赶出伊甸园时身上已负原罪。随着文明的发展，私欲恶性膨胀后出现的罪行花样繁复，在《哈姆雷特》中莎翁为我们描绘了许多恶欲践踏仁慈的图画，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贪婪、纵欲、乱伦、暴怒等在剧中多次出现，几乎覆盖了基督教义的所有罪恶，但是所有背负这些罪孽的人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忏悔意识。比如恶毒的克劳狄斯清楚自己的罪行而害怕上帝惩罚，另一方面又乞求通过忏悔渴望得到上帝宽恕：“啊!我的罪恶的戾气已经上达于天……要是这一只可诅咒的手上染满了一层比它本身还厚的兄弟的鲜血，难道天上所有的甘霖都不能把它洗涤的像血一样洁白吗?……试一试忏悔的力量吧，什么事情是忏悔所不能做到的?……”(第三幕第三场)
在第一幕第三场中，雷欧提斯即将去往法国之前，剧中出现了两段父亲对儿子，兄长对妹妹的说教。雷欧提斯对奥菲利亚的说教带有中世纪克己复礼的禁欲主义遗风：“留心，奥菲利亚，留心，我的妹妹，不要放纵你的爱情，不要让欲望的利剑把你射中……”波洛涅斯对雷欧提斯的说教尽管显得世俗圆滑：“对人要和气，可是不要过分狎昵……不要向人告贷，也不要借钱给别人，因为贷款放了出去，往往不但丢了本钱，还丢了朋友……”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在英国盛行的加尔文教思想。作为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分支，加尔文教在教会的布道活动中反复申明只有上帝是人类唯一的朋友，不要相信朋友之间出自友谊的援助。两段说教使得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的人物充满个性，剧情极富感染力。
关于哈姆雷特复仇的延宕，也可在宗教语境中找到解释。《圣经新约·罗马书》中写道：“亲爱的兄弟，不要自己伸冤，宁可听凭主怒，因为经上已经写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可见，基督教文化是明确反对冤冤相报的复仇的，罪人“自会受到上天的裁判”，任何人都无权越俎代庖。处在基督文化与世俗文化夹缝中的哈姆雷特面对的是一个进退两难的选择：“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默默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无涯的苦痛，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是更高贵的?……”(第三幕第一场)尽管他用世俗化的观念为自己申辩：“你想，我是不是应该——他杀死了我的父王，奸污了我的母亲……上天会不会嘉许我替世上剪除这一个戕害天性的蟊贼，不让他继续为非作恶?”但仍囿于基督文化中，放慢复仇脚步。复仇被认为是一种罪恶，是因其本身必然会招致苦痛或屠戮，哈姆雷特的复仇活动是以恶抗恶的。其中，波洛涅斯和雷欧提斯直接毙命于哈姆雷特的剑下，哈姆雷特通过伪造国书，又借刀杀死了罗森格兰茨和吉尔登斯吞，还通过语言的伤害，带给王后和奥菲利亚精神上巨大的折磨。这些行动罪恶，尽管哈姆雷特个性鲜明，富有悲剧色彩，然而难逃惩戒。全剧则收尾于所有罪人的倾灭，这是一种世代为公众认可的结局，是符合基督文化意识形态标准的。
在基督教文化中，自杀如杀人，亦为罪孽。根据《圣经·旧约》，上帝作为创始之神，是生的源头，离开他就无从享有生命，是上帝而非人能赐予并取回生命，自杀的行为违背上帝意志。人生来就带有原罪，因而不能善始，但应有善终，这是信徒义务所在。哈姆雷特受此影响，即使在厌世的抑郁情绪中，也只能喊出：“或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剧中唯一涉嫌自杀的，是奥菲利亚，作为一个善与美的化身，莎翁并未安排她投水自尽，而是在意外落水后平静溺亡。尽管“验尸官已验明其死状，宣布应按照基督徒的仪式把她下葬”，但通过两个小丑的对话，我们已经知道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奥菲利亚显然应算作自杀而亡。“说一句老实话，要是这个死的不是一位贵家女子，他们绝不会按照基督徒的仪式把她下葬的”(第五幕第一场)。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循着潜意识中基督文化的规约草率为其举行了仪式。连毫不知情的哈姆雷特都能仅从仪式中看出端倪：“瞧上去好像他们所送葬的那个人是自杀而死的，同时又是个很有身份的人。”教士看来，能以基督徒的礼遇对待奥菲利亚“依然超过了她所应得的名分”，为了不亵渎教规，不肯为其奏安魂乐。雷欧提斯显然希望妹妹能有一个善终，因而被教士触怒，这也反映了他的观念中基督文化的统摄。
另外，在《哈姆雷特》中，也体现了基督教文化中的平等观，即王公贵族和平民百姓，在上帝面前平等。莎翁受此影响，以一种疯癫的语言表达道：“胖胖的国王和瘦瘦的乞丐是同一个桌子上的两道菜，不过是这么回事。”“一个人能用一条吃过国王的蛆虫去饵钓鱼,然后把这条吃过蛆虫的鱼吃入肚内。”在他看来，所有的人最后都会在泥土中没有分别地腐朽，在终极意义上毫无高低贫贱之分，在看似非理性的调侃中,世俗血统的等级观被哈姆雷特彻底消解。
四、结语
基督教文化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已渗透到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领域。了解文学中的宗教文化背景是我们了解异质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处在西方文化转型与西方现代化进程起始阶段中的莎翁，不仅继承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人本主义精神，更在宗教语境中向我们呈现出了基督教文化中人性向绝对精神的提升和超越。“人欲+人智+上帝”的构思框架和基督教悲剧精神的传统，使得哈姆雷特成为西方文本模式的典范，并跨越时空的藩篱，影响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