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运动一般指的是英国圈地运动，发生时期是在封建制度时期，类型是散地集中，公荒地圈占，议会圈地，其影响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

　　圈地运动是英国16世纪兴起的土地运动，至1850年基本结束。其中16世纪的圈地运动一直备受关注，且一直戴着“暴力圈地论”的帽子。根据孙立田教授的《英国都铎时期圈地运动考察》，16世纪圈地运动参与者从富农到贵族，阶层广泛。形式有暴力，也有和平协议。规模不大，流离失所的小农人数有限，不应过分夸大对农民的剥夺。但为什么都铎时期的圈地运动那么受人关注?除了圈地运动确实使一些农民流离失所，还应该与时代大背景联系。16世纪是圈地运动肇始之时，革故鼎新，自然被推上风口浪尖。此外，都铎王朝正处于英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风起云涌。

　　圈地运动中，来自城市的资本家正在农村视察土地

　　一、广泛阶层的牵涉

　　圈地运动牵涉多方利益，是都铎时期圈地运动受人关注的一个原因。在圈地运动兴起之前，英国农村广泛实行的是敞田制。琼·瑟斯克将敞田制归纳为四要素：第一，耕地和草地划分为条田，每个农户占有若干分散的条田;第二，在收获后和休耕期，耕地和草地要敞开用于公共放牧;第三，有公共牧场和荒地，条田占有者享有在那里放牧以及拾柴火、泥炭等物的权利;第四，上述活动由庄园法庭或村民会议统一规定并管理。其中第二点最为重要。可见在敞田制下，土地个人占有权和公共使用权结合。这符合当时英国农牧结合的耕作制;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因为弱者可以优先在休耕地上放牧和拾捡麦穗。在敞田制下，最大的受益者是小农。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敞田制的弊端也日渐显露。首先，农民的条田分散在不同的地块，极度零散。耕地的分散，使农民的日常劳作非常不便，浪费时间和精力。其次，敞田制下，个人耕作受乡村共同体的约束，难以发挥个人的自主性，也不利于生产技术的改良。第三，敞田制的纠纷多，在《英国庄园生活》中，会出现自己的地突然没了的现象，因为每个人的地交错分布，没有篱笆分隔。当权限不明确时，人人都想使个人利益最大化。所以在16世纪圈地运动兴起之前就已经有圈地的现象了。圈地先是废除敞田制，将分散的条田集中;再将占有权和使用权结合，取消公共使用耕地的权利，当然也包括圈占公地和荒地。圈地运动是将土地的私有产权更加明晰化。

　　到了16世纪，因为新的形势，圈地成为一场普遍的社会运动。随着佛兰德尔和英国国内毛纺织业的兴盛，羊毛的需求上升，加之养羊的成本比种粮低，想圈地养羊的人增多。乡绅和约曼等上层农民积极圈地，他们希望将土地集中，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生产，有些人成为租地农场主。领主希望将租给公簿持有农的土地收回，再租给租地农场主，获得更高的地租。除他们之外，许多市民也参与了圈地。从圈地的背景来看，圈地运动实质是一场确权运动，上层农民也参与圈地，但对依靠公共使用权的小农是不利的。

　　圈地的形式因地区不同而不同，瑟斯克认为并不是所有地区都伴随着暴力。有些地区有暴力现象，但有些地区则是以和平的方式。在北部高地，人少地多，圈地多通过协议进行，总体上不会引发大的抗议。而中部米德兰地区由于人多地少，敞田制结构完备，个人的圈地往往会损害他人利益，引发暴力冲突。

　　关于圈地的规模，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看。先看16世纪圈地面积占总圈地面积的比例。根据沃迪的《英国圈地编年》统计，1550年以前的圈地占总圈地的45%，而1500-1599年的圈地才占2%。第三阶段1600到1750年，圈地约占22%。第四阶段从1750年到1850年，即议会圈地阶段，约占28%。可见16 世纪圈地运动的圈地规模是远远不及其他时期的。橫向上看，圈地较多的是中部和东部，尤其是中部。马丁统计在1485-1607年，米德兰有21.1%的耕地脱离了敞田制。一些小农被迫离开土地，或另谋生计，或成为流民。所以这里的反圈地抗议势头最猛。在1607年，中部六郡爆发了农民起义，反对圈地。但16世纪因圈地而流离失所的小农人数应不超过7万。从黑死病发生到亨利八世在位，英国人口增长基本上停滞不前。1525年之后，其人口增长的曲线走出低谷，从1525年的226万增长到1601年的410万。

　　19世纪英国棉花工厂林立

　　二、流民引起的动荡及政府应对措施

　　小农阶层失去了敞田制下的公共使用权，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失去土地的农民有的留在需要劳动力的圈地区，成为雇工。由于圈地养羊使耕地变成牧场，使用的劳动力较少，使大量雇农失业。有的小农从已经圈地的地区流到未圈地的地区。还有的流向城市，进入其他行业。最严重的是成为流民。流民指的是失去土地又不能转化为雇工的农民。随着“价格革命”到来，物价上涨，流民的谋生愈加艰难，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和动乱的来源。

　　有的流民，最终沦落为盗贼和小偷，甚至参与叛乱。16世纪中叶，英国各地相继发生了一些以下层贫民为主的反抗运动。1536年农民起义爆发于林肯郡和约克郡，对圈地的不满使得大批流民加入了叛乱队伍。1549年的诺福克农民起义，就是因为领主过度圈占公地导致土地紧缺。1607年圈地最严重的中部六郡爆发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样的反抗虽没到摧枯拉朽的地步，也足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

　　因为圈地确实存在暴力的现象，造成部分农民流离失所。都铎政府为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兵源等，从1489-1595年先后颁布了6次法令，限制暴力圈地和变耕地为牧场的行为。与此同时，于1517-1607年先后派出4次圈地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具体可参见吉喆《论都铎时期的反圈地法令》。但因为圈地运动顺应了经济发展的潮流，政府的干预收效甚微，转而承认圈地的合法性。后来的议会圈地就是政府主导的。

　　除了限制圈地，政府还不断完善济贫法。都铎时期解决贫困和流民的方法没有那么人性化，宗旨是惩治和阻止贫民流浪，救济“应该受到救济的穷人”。伊丽莎白女王在原有的基础上制定了著名的“1601年济贫法”。所以都铎时期的政府济贫范围是有限的，很多应被救济的人实际上受到了惩治。这加剧了人民对圈地的关注。

　　三、社会舆论的谴责

　　15世纪以来，随着出版印刷业的发展，信息的传播变得更便捷，社会舆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16世纪，正值英国的文艺复兴运动高潮之时，人文主义者提倡人文关怀，社会舆论关注弱者。

　　最早谴责圈地运动对农民的侵害的是托马斯·莫尔(1478—1535)。作为人文主义者，莫尔站在同情农民的立场上，在《乌托邦》中把圈地运动比作“羊吃人”。在他的笔下，贵族、主教、紳士就是那贪婪的羊的主人，既是圈地的发起者，更是圈地的最大利益获得者。书中描述了小农的悲惨境遇：有些佃农在欺诈和暴力手段之下被剥夺了自己的所有，或是受尽冤屈损害而不得不卖掉本人的一切。他们离开熟悉的家乡，却找不到安身的去处。莫尔身为大法官，他不愿农民离开土地，这不利于社会稳定。但莫尔的言论有夸张之处，是站在一个人文主义者的立场，缺乏严肃性。但他是同时代的见证者，加上其权威地位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圈地运动的看法。

　　除了莫尔，当时的社会舆论也纷纷谴责圈地给小农带来的痛苦。那时英格兰很多地方都流传一首叫做《现在》的民谣：“公地全被圈占，城镇变为牧场，穷人流泪哭泣，这就是现在。”柯迪勒则认为当时的作家夸大了圈地带给农民的痛苦。

　　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

　　四、马克思对圈地运动的论述

　　《乌托邦》中“羊吃人”的控诉深刻影响着马克思对圈地运动的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中较深刻地批判了圈地运动。他认为圈地运动构成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指出“所谓原始积累，不外就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被剥夺，是整个过程的基础”。

　　马克思在“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一节中最后总结：“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以上被后世学者归结为对农民的“暴力”掠夺论。马克思也确实多次强调“暴力”的手段。“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变耕地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十五世纪末，在十六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150年而毫无效果。”马克思关于圈地运动的论述被前苏联史家用来展现资本主义的“血和肮脏”，后来在中国广泛传播。但据研究，从16世纪后半叶起，暴力圈地减少，按照协议进行和平式的圈地成为主要形式。虽然马克思强调暴力，但马克思并不认为都铎时期的圈地运动对自耕农有致命影响，指出“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有学者统计在17世纪的最后30年，英国仍有五分之四的人务农，这一比例是非常高的。在克伦威尔(1599—1658)的自立军中自耕农是主体，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可见马克思的论述还是留下了令人深思的空间。

　　16世纪圈地运动一直备受关注。从当时来看，小农、约曼和乡绅、贵族、市民等多方利益牵涉其中。确实有小农流离失所的现象，政府颁布反圈地法令并完善济贫法，收效不大，却也到了规范圈地的作用。社会舆论同情小农的遭遇，但有夸张之嫌。后世学者关注圈地运动，主要从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圈地运动的真正作用不是剥削农民，而是打破敞田制，实现占有权和使用权的结合，为之后的农业革命开辟道路。后人对圈地运动的不断深入研究起到了拨乱反正，溯本清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