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叶挂毯,外文名Bayeux Tapestry，又称作巴约挂毯或玛蒂尔德女王挂毯。创始于11世纪。

　　简介

　　贝叶挂毯是11世纪制造于英国的刺绣作品，作品利用精湛的技艺讲述了黑斯廷战争的故事。挂毯在英法两国的历史上一直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贝叶挂毯是历史遗物，是艺术珍品，可以为历史学家们解读当时的战争，研究当时的物质文化史提供充分的线索，也可以让美术史家们更好地了解中世纪的欧洲艺术。

　　贝叶挂毯

　　关于贝叶挂毯的制作时间和地点的考证

　　贝叶挂毯长70米，高半米，现存于法国北部贝叶镇的贝叶挂毯博物馆。挂毯以亚麻布为底，使用了多色的绣线，讲述的故事是黑斯廷战争。贝叶挂毯上有623个人物、55条狗、202匹战马、49棵树、41艘船、超过500只鸟和龙等生物，约2000个拉丁文字。

　　贝叶挂毯最重要的方面可能在于它的历史价值，这幅挂毯所描绘的那段历史，塑造了今日的英国——挂毯所描绘的主角“征服者”威廉在英国称王后将英国引入了欧洲大陆的习俗，英国从文化、商业等多方面，向欧洲靠拢。所以，贝叶挂毯可以看作是“英国作为欧洲国家的出生证”。

　　贝叶挂毯因为挂毯存放于贝叶大教堂而得名，贝叶大教堂有两个重要的社会功能，一是举行聚餐，二是安放圣物。有人说征服者威廉的皇后为了纪念她的丈夫命人制作了这个作品，尽管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个观点，但是仍对我们研究它的断代有意义，由此可以将历史追溯到18世纪早期。

　　据学者Wormald判断，贝叶挂毯中，国王的坐姿与英格兰和欧洲很多手抄本中都非常相似，大部分都是回着头的形象，都是基于后卡洛林王朝和奥托王朝的风格，这种形象多见于11世纪英格兰的手抄本中，同时代的诺曼底手抄本中也有出现，都是基于当时英格兰的流行式样。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英格兰的原点，挂毯很可能是英格兰艺术家为了诺曼底的赞助人制作的，它的赞助人似乎是奥多大主教。但是近来众多学者所讨论的挂毯是否在坎特伯雷制作这一问题，在这一点上，最有力能证明挂毯在坎特伯雷制作的证据是古英格兰六书，这一点在前文中也有所叙述，由于有一些图案的样式基本完全相同，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挂毯具有英格兰六书的典型样式，而六书正是在坎特伯雷编撰的。

　　如果说挂毯是在坎特伯雷制作的话，那么它也应当是属于奥多的财产之一了，或者说是在他赞助下的修道院里制作的。总的来说，贝叶挂毯一定是在英格兰制作的，并且由英格兰的设计师和女工参与完成，可能奥多大主教赞助的并放在了他自己的教堂。

　　关于断代的问题，所有的风格都显示它是11世纪盎格鲁萨克逊风格的，而且，挂毯中植物藤蔓的样式在11世纪及其之后的英格兰就没有出现了，除非挂毯在被设计的时候就使用了过时的图案，不然根据这个线索，挂毯的具体制作时间只能是11世纪之前。再缩小范围的话，应当是在黑斯廷战争之后，奥多大主教死之前(1097年)，那么贝叶挂毯大致的制作时间就是1066至1082年之间了，因为1082年大主教入狱了。

　　法国大革命时期，挂毯经历了许多磨难：有一次它被从教堂拿出来盖马车;后来甚至还有人把它剪下来拿去做狂欢节时花车的装饰。当它真正被从炮火中征求出来已是1803年了，那时奉拿破仑之命，人们将挂毯运送到了巴黎，并且还签署了拿破仑的名字并在博物馆展出;这次展览无论是在政治意义还是艺术方面都大获成功，其实这是拿破仑为了入侵英格兰而做的战前准备宣传，但是后来由于拿破仑的布伦兵营遭受重创，入侵英格兰的计划流产，所以在1812年时，挂毯又重回贝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挂毯被存放于秘密的保险库中，历经无数次的搬运，最终被安置在了Souchers，之后又被运往Juaye-Modaye修道院，在那里，德国的艺术史学家们在梅特涅伯爵的带领下对挂毯进行了详实的研究与记录。挂毯在Souchers一直待到1944年盟军诺曼底登陆，那时被送往巴黎，存放于卢浮宫的地下室。德军占领巴黎后，虽然里想要掳走挂毯，但是它除了在1944年中在Salle des Primitifs展出了一个月，其他时间都一直安安稳稳地待在地下室里。1948年6月，它又重新回到贝叶，被安置于玻璃柜中。1982-1983年，经

　　由法国文化部门下属的Sous-Direction des Monumonts Historiques的记录和清理，挂毯被存放于一个神学院的博物馆中展出。

　　贝叶挂毯中的拉丁文通常是深蓝(近乎黑色)的绣线织就而成的，用的是安色尔字体，通常运用了很多的缩写，例如，“SCI”是“圣”，“EPS”是主教。句子常以“hic(这里)”和“ubi(那里)”开头，语法的结构大致与古拉丁文一致。英语中像是“in”和“ex”这种介词常用“ad”和“de”替代，但主要与英语的区别在于一些专有名词(字符、地点)，有的词汇有性数变化(如Haroldo，Willelmus)，有的却没有变(Harold，Willelm，Turold，Canan)，地名通常不变：Bosham，Hestinga，Belrem，Dol。

　　有的词汇受到了法文的影响，例如“ils parlent”是法文中的“说”，“caballi”来源于法文词汇“les chevaux(马)”;在挂毯中，萨克逊语也有出现：“cestra”相当于英文中的“castle(城堡)”，“Bagias”相当于“Bayeux(贝叶)”，这说明制作挂毯的手工艺人中既有诺曼人也有英格兰人。

　　风格与艺术形式

　　在贝叶挂毯之前，没有类似的作品，也没有原型可以参考，之前也没有任何表现历史题材的挂毯或是手工作品。类似的只有一个盎格鲁萨克逊人制作的幔帐，据说是埃塞克郡郡长的遗孀制作的，为了纪念她于991年在麦尔登战役中牺牲的的丈夫，她在幔帐上记录了他丈夫正直的品格。这种形式的幔帐在当时是否流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应当是当时纪念有名望的人的死的一种较为传统的方式。但是在这块幔帐中，并没有对战争场景的记叙，反而大多是表现Byrhtnrth的功绩和他正直的品格，尽管他一直是以在战争中的英勇而闻名的。

　　17世纪时，悬挂用的纺织品由于英格兰地区有教会背景，已经很常见了。20世纪甚至在Corhampton地区有制作出一个绘制精美的挂毯。这幅挂毯极尽奢华，它是世俗的织物但是承载着教会的意志，其中诗歌和文章相互碰撞，给人以美的享受，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学者说：“贝叶挂毯是如此的平凡无奇，因为它没有奢华的金线，而使用华美的材料本是盎格鲁萨克逊人一直有的习惯。”但是这种观点似乎忽视了两点：第一是如果以贝叶挂毯近70米长这么大的尺幅使用金丝银线，花销将会非常昂贵;第二从物理角度来说，太大的尺幅使用金线会重的抬不起来，更别提悬挂了。如果使用那些昂贵的材料，如今挂毯中所具有的细节就会无法像今天这样呈现了。

　　在贝叶挂毯出现的这一时期，诺曼底人的艺术特点受到了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艺术影响，正如米歇尔·考夫曼所说：“在这一段时期，诺曼底人被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艺术深深地启发了，他们不再只专注于之前那种说明性的图画。诺曼底人事实上是非常出色的征服者、殖民者、建造者和管理者，但是在绘画和艺术方面，他们是落后于盎格鲁萨克逊人的，诺曼底人的书籍也被渗透着盎格鲁萨克逊人的形象;诺曼底的艺术家的作品更为坚韧、更结实，在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们的艺术应当属于罗马式的特点。”而英格兰的艺术生动华丽，它影响了被英格兰征服之间的诺曼底，但是它也没有完全将纯粹的英格兰带劲诺曼底公国中，征服者去到英格兰人的教堂里，诺曼底教堂中的僧侣去到英格兰，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造成了盎格鲁萨克逊的罗马风格成长了起来。

　　而且在贝叶挂毯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明显的叙事风格，并且每一段都有场景的分割来让观者更好地理解挂毯的内容，大部分用来分割场景的都是植物或是建筑物。

　　盎格鲁萨克逊艺术家对于如何在手稿或建筑作品中展现出他们的自己的设计西斯非常清楚，比如说在建筑中从一个媒介转换成作品，或是如何在手稿中呈现出最主要的东西。

　　挂毯主要用了五种颜色：赤陶色、青绿色、古金色、橄榄绿和蓝色;还有其他两种可辨认出来的颜色是黑色或深蓝和灰绿色，后来修补用的绣线主要使用了明黄色，橘色和淡绿色，轮廓线是用所有单色线加载一起绣出来的，与挂毯的正面相比，它的背面几乎没怎么掉色，所以正如现在的保存环境那样，为了防止挂毯继续掉色，需要使用亮度低的灯光和特质的保护玻璃。由于挂毯特有的立体针脚，它表层的光影能让我们充分感受到那生动的刺绣，也令我们有时很难描述它其中的图像到底是什么颜色。

　　挂毯中颜色的的运用并不是完全写实的，比如讲马匹在挂毯中可能是蓝色或浅黄色，马的肌肉也被表现成黄色或蓝色，蹄子和腿的部分的用色却比较随意，有许多种不同的颜色。人物的面部和手部仅用轮廓线勾勒，不填充内色;其他裸体或部分裸体的人的形象也一样，在修补过的地方可以看到一些颜色的不协调;19世纪最常用的修补用色到现在已经有些发黄了。抛开那些并非完全忠于自然的颜色来说，这些许许多多的色彩和生动的线条都给予了我们毫不粗陋，天真脱俗的艺术之享受。

　　挂毯包含着那个时代艺术的标准与功能性，这些特性成就了其非凡的自然主义，不可否认挂毯中有一些那个年代的艺术中的陈词滥调，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是一件非凡的作品——比如说其中马的造型，直接成为了当时流行的样式化的形象，贝叶挂毯在设计、表现力和制作方面都是一件完全合格的作品，不仅如此，它从头至尾都保持着完整的风格，很显然，这是由一位独立的艺术家通过结合口述和书本，翻译出的一系列历史事件，由此来设计(并指导)制作者的制作。很可能设计者也写下了与之相关的文字，但是现在已经不复存在。整个挂毯不论是

　　在图案还是叙事性的把控方面都十分到位，尽管其中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但也正是这些地方体现了不同的刺绣创作者之间不同的技艺和他们渐渐提升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