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鲁门主义外文名Truman Doctrine，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谋求世界霸权的指导方针与扩张计划，时间1947年3月12日，地点美国。

　　中国人关注杜鲁门主义主要是因为它对中国的影响。

　　杜鲁门在国会宣读咨文

　　报刊杂志的文章，涉及美国外交政策、美苏冷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多，涉及美国对希、土援助的文章就显得较少。的确，杜鲁门演说在当时中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有人看到美国对希土的“仗义”姿态而沾然暗喜，也有人为美国的“厚彼薄此”而表示“遗憾”。国民党政府官方的反应与民间的反应显然有很大距离。杜鲁门演说发表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曾解释说中国和希土不同。马歇尔也在国会里指出过，中国在军事上的价值没有希腊重要，同时中国太大，要像授助希腊一般援助中国，美国没有力量。然而，中国官方人士受到杜鲁门希土、反苏演说的鼓励，希望杜鲁门的演说能引起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正如当时有评论所说，“美国拼命表示中国局势不能与希腊相提并论，中国外交官却拼命地自甘与希腊为伍，以争美元，而利内战。”在国民党政府的官方的讲话及其报刊喉舌的宜传中，一直都在散布“杜鲁门主义适用于中国”的论调。

　　顾维钧

　　驻美大使顾维钧说：“在当时的美国人民心目中毫无疑问，远东问题和中国局势对美国的意义和影响要比希腊重要得多。客观地说，如果杜鲁门主义要付诸实现，那就首先应该在中国实施，至少也应同时实施于中国。”《观察》杂志的文章形容蒋介石政府当时的心态：“中国的现存政府，因为要维护他们个人或集团的权势利益，他们坚决排斥共产党;因为排斥共产党，连带仇视苏联。所以一味的投入美国怀抱，甚至一部分人幻想挑拨美苏之间的感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费孝通

　　费孝通在《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看法》一文中批评美国对华政策，也批评“杜鲁门主义适用于中国”的论调。他认为，美国早就把中国看成是自己圈子里的附庸国，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接近美国势力”的国家。但从当前来说，“中国在美国政府眼中并不是一个必须立刻加以控制的区域”，美国在中国想做的，“第一，中国不成为苏联圈子里的附庸。第二，中国经济能早些恢复，成为美国的市场”。美国援华实际是借钱给中国打内战。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因素，有经济的、感情的、军事的，而军事的考虑可能占着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因为战争中军人的势力抬头，使美国的外交充满着火药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战争所引起各国实力的变化还没有找到相互平衡的局面。”所以美国外交、包括对华政策在内，也不能不先顾及到军事性的考量。费孝通认为，中国人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想法解决，“山姆大叔对中国却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痛快”，“如果还有人梦想着美国的全面支持”，希望中国变成希腊和土耳其，那实在太天真。事实上，美国的一系列行动，已“把传统的两国友谊丧失殆尽。”

　　费孝通的文章发表后，素以注重外交问题而著名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或者日本》的社论。该文简述了费先生的观点后写了个“按语”表明该报的立场。该报承认美国对远东的政策事实上是转变了即“从以中国为远东中心转变为以日本为远东中心”，这转变“不合于美国人的感情”，但美国远东政策转变的原因是日本给美国商业上的机会大，希望这一转变可以“刺激中国政府的改革自新”，中国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对日本一样的关切”。为此，费孝通作了回应。他认为，以商业原因作为美国远东政策转变的理由只不过“是个借口”、“是句遁词”。美国远东政策的转变关键在战略因素，放弃中国，扶植巳本，是马歇尔调解国共失败后的定策，是退守防苏第二线的战略行动。一句话，美国远东政策的重心是在防苏。如果为防苏而扶植日本是不值得的，只要日本羽毛一丰，故态必然复萌，将成为太平洋上的“侵略的恶魔”。世界和平是中美人民共同的希望，和平破坏时，中美人民大家遭殃。

　　杜鲁门

　　杜鲁门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从“扶蒋抑共”到“扶蒋反共”，并公然将中国的地位看成和战败国的日本平等。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称蒋介石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表示要以“一切合理方式”帮助蒋介石。次年，美国新闻处中国总处处长贺兰德在伦教援华委员会会议上坦白地说：“中国今天正渐渐成为美国的一个庞大的次殖民地，准备用作惨烈的决斗场"，因为中国将成为美国附庸国，因而成为国务院全盘战略的部分。”该言论公诸于众，引起舆论哗然。12月18日，杜鲁门又发表了第二次对华政策声明，企图为美国援蒋打内战的对华政策作辩解，并表示将继续执行扶蒋反共政策。到了1948年2月18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一个为期一年半、总额为5700万美元的援华方案，其中4200万美元为经济援助，15000美元为军事援助。

　　显然，杜鲁门政府是非扶蒋不可，问题只是在如何援助。外国电报曾不只一次传出“观察家”的意见：军事援助以外的任何援助都不能挽救蒋政府于危亡，美国的援助主要的必定是军事物资和技术的援助。

　　马寅初

　　经济学家马寅初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美国擾华的目的主要是要紧握中国的市场。他认为，“美国的工业生产早已膨胀到饱和的程度。在战争时期，由于军需的庞大，销路不成问题。一旦战争结束，就发生了生产过剩的现象。”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非为剩余商品与剩余资本在国外找市场不可”，这样，美国对中国市场就抱有“既得之，不再失之”的决心。1946年签订的《中美商约》就是开拓中国市场的表现。这一表面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商约，“名为互惠实则偏惠，名为平等实则片面，无非要使中国化为美国的市场。事实上，美国圾蒋表现得“不冷不热”，1947年，蒋指望得到13亿甚至更多的贷款，而马歇尔只提出3亿元贷款，而且分期付款。这种缓不济急的援助，使得蒋政府“失望与焦急交并”。“在美国看来，这种姿态一方面反映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焦点在欧洲，另一方面也由于国民政府不中用，如继续贷款，就等于掷入无底洞，永远收不回。

　　中国人对杜鲁门几次对华声明的反应是强烈的。有人提出，对美国的声明，不能只用耳朵听，而且要用眼睛看，因为话始终还是话，美国在远东想做，能做，已经做，正在做，还要继续做的事，有些说出来了，有些不能说，而说出来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也有人从美国援助各国打内战的事例谴责“美国是世界的罪人”，它的援华，只不过延长内战，使中国人多苦几年罢了。194年12月26日，上海《联合晚报》约请马寅初、马叙伦两位先生作一次极为有价值的对谈，两位忧国忧民的先生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极精辟透彻的卓见发表。他俩共同谴责美国擾助国民党打内战。马叙伦说：“美国决不会放手，一定要维持今日这个政府的。”马寅初说：美国“贷款成功了，当然要打得更厉害，要多死几十万人!”马叙伦更直接提出对待战争要采取“以战止战”的办法。他说：“以前，我们希望停止内战，但现在事实上已不可能，……停战，要大家觉悟，但一边觉悟边不觉悟。还是不行呀。现在要内战停止，老实说，只有以战止战’。就是说，要看一方面打个决定性的大胜仗，使对方受到重大打击，才能停止。”

　　爱国民主人士马叙伦谈及他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过程，他的看法在当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杜鲁门第次对华政策宜言，“骗得中国人民的同情;中国民主人士，也以为他真够得上朋友的，哪里晓得他明有这一套暗里原来又有一套”。美国从海、空把国民党军运输到东北去，在青岛占了海军基地，支持南京政权打内战，“搅成愈战愈利害”。事实教育了中国人，使中国人逐渐认识到，美国“想在战争的时候拿我们中国做他对苏联作战的基地平常时候，做他资本主义剥削的好对象。”无论是擾欧计划也好，援华计划也好，“都是有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是经济上拿了他们的钱仍买他们的货，得到加倍剥削的利益方是利用接受援助的政府(大都是有反对派的)间接压迫民主力量的生长”。当杜鲁门发表第二次极华咨文时，马叙伦说，咨文也说了不少好话，但中国人“的耳朵也听得起茧了”，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到，正是美国支持南京政权使中国的内战延长，也正是美国阻碍了中国民主的实现。马叙伦指出：“民主是中国人民一致的要求”，“人民有权力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不劳美国越俎代疱，替我们担心”。

　　《南侨日报》对杜鲁门的第二次对华政策宜言作这样的评论：“……相隔一年，美国的威信已大为低落。中国人民不敢再相信美国是他忠实的朋友。如果在一年以前，把杜鲁门声明，当作一种和平的福音，在现在，至少应当把这个新的声明，当作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供状。这是并不足怪的。事实胜于雄辩，美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说的尽是好话，做的尽是坏事。这如何能使人相信呢。”不久，《南侨日报》又再次发表社论论述杜鲁门对华政策的实质。它指出这个所谓“积极而现实”的对华政策，“主要是以军事及经济支持中国独裁政府，进行内战，借以换取美国在中国的特殊利益。”这个两面政策，“一面要支持独裁政府，一面又要它容纳民主党派，一面要它停战和平，一面又帮助它去进行内战，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本来是不可能的。”社论最后指出杜鲁门对华政策的后果，说：“杜鲁门总统，依然骑错了马，这局势发展下去中国内部的和平民主固然不能在短时期促成，而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两面政策，将更加痛心疾首。”

　　胡适

　　胡适对美国援华的批评是比较温和的。他认为中美双方要互相了解对方心理。“就美国方面来讲，她应该懂得中国人是最讲究体面，有时宁愿受窘受困，而不肯接受不礼貌的援助。”“现在中国当然很需要美国的贷款，但是中国还能自力更生，还没有到‘得之则生，弗得则死’的境地。”“我希望美国人能了解此点，在贷款时不要提出有伤别的国家民族尊严的条件，使对方不便接受她援助的盛意。”“从中国方面来讲，我们既要借债也应该懂得贷款人的心理。人家希望有不贪污、不浪费的保证，这也是人情之常。”

　　就当时民众对杜鲁门对华政策的舆论而言，批评者众多。激进者一针见血指出，美国援华是帮助国民党打内战，温和者也批评美国援华偏祖和不得力以及不顾及中国的国情。尽管中国人对美国对华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此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幻想已经破灭了。正如马叙伦指出，美国对华政策使中国人民的“美国是中国的好友的观念，“完全打破了”。他一再强调，“在战火连天饥民遍地的中国，美国如果不变更他片面支援国民党的政策，使中国内战还加扩大，我们不但主张不向他购买他的生产剩余”，还应该温前清末年“抵制美货”的历史，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齐起心来，大家不用美国货”。中国人的所言所行，正是“美国对华政策招致”的。

　　今天的历史，正是过去发生过的新闻，它记录了时代的足音，映照着过去社会的侧影，人们从中读出历史的世变风云。我们透过1947年前后的新闻，认识到冷战是一场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全面较量。美苏两国争相扩张其势力范围，使冷战成为一个全球性、全方位的斗争，而杜鲁门的演说，则是美国冷战外交的总纲领，它对人类的影响是持久的。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重温这一段历史也能从中受到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