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是明代许仲琳(存在争议)创作的著名长篇小说，全书共一百回，描写了商朝与周朝的对抗，最后以姜子牙封诸神和周武王封诸侯为结尾。
《封神演义》主题的主要倾向是反对暴政、歌颂仁政，这是有进步意义的。武王伐纣，在传统的观念中，被认为是以有道伐无道，以仁政代暴政的正义之举，作者的立场明确地站在推行仁政的周武王一边，从而揭露残暴无道的纣王。许多学者认为，《封神演义》写以臣伐君，这反映了作者反抗封建伦理道德的思想。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封建伦理道德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内容非常复杂。更准确地说，《封神演义》写武王伐纣，只不过反映了传统儒家思想富有民主性的进步一面，而并非反抗整个封建伦理道德。推崇仁政，反对暴政，是儒家的主要思想之一。早在先秦时代，孟子就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在这一前提下，他对于夏、商、周的历史作了精彩的评价：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
在这里，孟子巧妙地把以臣伐君转换成“诛一夫”，这就使武王伐纣的行为得到合乎道德的解释。整部《封神演义》正是建立在这种儒家思想观念之上的，它在处理商周历史时明显是以孟子的上述思想为基调的。从历史看，武王伐纣毕竟是一个政权代替另一个政权，对于《封神演义》思想性的评价，不应该过分拔高。但是从明代社会来看，这种思想是有其进步意义的。明代自朱元璋开始建立了一整套森严的封建专制制度，封建帝王的君权神圣不可侵犯，朱元璋就因为孟子讲君轻民贵、汤放桀、武王伐纣，对孟子耿耿于怀，差一点就把孟子赶出孔庙，开除出圣人的行列。《封神演义》对此却不加避讳而仍大讲武王伐纣，这在当时，对于“神圣” 的封建君权至少是一种不恭，尽管所表现的是儒家思想。假如只从对于君权态度这一点上看，《封神演义》比起过于强调正统的《三国演义》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水浒》，思想要开明一些。
《封神演义》
“忠” 与“孝” 是传统伦理的两大支柱，但小说写武王伐纣、殷洪反叛纣王，这就未免有不忠不孝之嫌。《封神演义》是如何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的呢?作者除了打着“仁政” 的旗号，还抬出更为神圣的“天命” 来，商之亡、周之兴，是天命;武王伐纣是替天行道，符合天意。于是武王伐纣这种行为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打着遵天命的旗号。第五十九回纣王儿子殷洪说：“纣王无道，天下叛之。今以天之所顺，行天之罚，天必顺之;虽有孝子慈孙，不能改其愆尤。” 这也是搬出“天命” 的理论来为“不孝” 行为涂上合理的油彩。而最后殷洪、殷郊因背叛扶周灭纣事业，落得个十分悲惨的下场，因为他们违背了天意。在这里，天命被置于封建伦理道德规范之上，成为一种更为神圣的标准。
当然，作者的思想不是没有矛盾的。《封神演义》中常常出现“忠” 与“义” 两重标准及其矛盾。武王伐纣，以臣弑君，以下犯上，是出于正义;而纣王臣下如闻太师、张桂芳、韩荣父子、余化龙父子、殷破败、朱昇等人维护暴政或反对正义之战，却是出于忠君之心。于前者，纣王是“一夫”，于后者，纣王则仍是君王。前者固然正气凛然，后者亦是可歌可泣。所以双方對阵时，作者有时这样描写：“这一个兴心安社稷，那一个用意正天朝;这一个千载传青史，那一个万载把名标。” 可以说，《封神演义》在处理武王伐纣时，是运用双重标准加以表现的。这可以说也是儒家思想的内在矛盾。
从伦理发展史看，商周时代人们尚没有产生必须绝对“忠于”某一个政权的观念，甚至到了战国时代，“忠” 仍然不是严格的伦理要求，“朝秦暮楚” 者众多。《封神演义》的作者把“忠” 这种后来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注人作品、人物之中，有时就难免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如第一回开篇诗写的“太白旗悬独夫首”，按理说，结尾应有武王悬纣王首级于太白旗的情节。但第九十七回却写武王看到纣王自焚，就说：“纣王虽则无道，得罪于天地鬼神，今日自焚，适为业报。但你我皆为臣下，曾北面事之，何忍目睹其死，而蒙逼君之罪哉?” 后来又对姜子牙说：“但不知纣王骸骨焚于何所?当另为检出，以礼安葬，不可使暴露于天地。你我为人臣者，此心何安!” 我们再比较《封神演义》这个故事的蓝本—— 《史记·周本纪》的记载：
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 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
《封神演义》插画
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
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
这是何等的真实! 武王的英雄气、豪杰气千载之下犹跃然纸上。而《封神演义》中的那个周武王的形象就相形见绌了。他是那么虚伪、那么酸气逼人，一副假道学的面孔，远不如那个气贯长虹、敢于斩纣头、悬之大白旗的形象来得真实。这是由于作者思想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艺术缺陷。作者不敢旗帜鲜明地写出武王“以下犯上” 之正义之举和对于纣王极度的仇恨，只好对历史进行改铸，这不但违背了历史真实，而且大大削弱了武王这个艺术形象的生动性。
《封神演义》在阐述商周历史时也存在着矛盾。这就是宿命论观念与历史真实观念的矛盾。小说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浓厚的宿命论，所谓“成汤气数已尽，周室天命当兴” 已经为故事的发展设下了既定的结局，一切都是注定的，人的努力毫无作用。不但殷灭周兴是上天的安排，书中人物的命运遭际、战争双方的厮杀与结果等等，早在未发生之前就由上苍所决定了。作者屡屡宣扬“在劫难逃”，一切人物与故事的发展，只不过是按照冥冥之中上苍所设定的轨迹而发展下去。因此，人物的性格与故事的刻画就难免简单化、公式化了，作者的艺术才华也明显受到极大的限制。小说开头写纣王到女娲宫进香，吟诗亵渎神灵，从而受到天谴，小说把这作为成汤气数将尽的一个契机。女娲于是派狐狸精、雉鸡精、琵琶精：“你三妖可隐其妖形，托身宫院，惑乱君心;候武王伐纣，以助成功。” 这种写法，为了强调天命，但给人的印象女娲纯粹为了泄一己之私愤，而成为颠覆成汤江山的导演，而妲己等也似乎是在执行一项神圣使命的悲剧性的女英雄。读者不禁要产生疑惑：在小说中妲己究竟是祸国殃民的罪魁，还是周王朝胜利的功臣?作者这种设计就未免模糊了小说的思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艺术感染力。
但是当作者按照历史的逻辑，以更为客观的手法，去暴露纣王设炮烙、造虿盆、剖孕妇、敲骨髓等暴行，读者就不难看到，纣王的灭亡，并非天命使然，而是他暴虐无道的必然结果。纣王脖子上的绞索，是他自己亲手一丝一缕编织而成的。纣王最后在摘星楼上自焚，正是他自己“玩火” 的结局。第九十七回写纣王自焚时，武王问左右曰：“那烟雾中乃是纣天子么?” 众诸侯答曰：“此正是无道昏君。今日如此，正所谓自作自受耳!” 这就客观地表现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 的道理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天命论的消极影响。
《封神演义》是一部历史神话小说，在文体上具有特殊性。它既不像《三国演义》那样大致以真实历史加以演绎，也不像《西游记》那样大体出于虚构。在《封神演义》中，作者有意识地把历史与神话、宗教传说融合在一起，以历史为筋骨，以神话、宗教传说为血肉，从而建构了一座亦真亦假的文学殿堂。《封神演义》中写武王伐纣的故事是有史可稽的。它主要的材料来源是《尚书》中的《泰誓》上、中、下三篇和《牧誓》《武成》，此外还有《史记》的《殷本纪》和《周本纪》部分材料。《封神演义》对这些本来十分简略的材料进行艺术加工与虚构，写得有血有肉。如《泰誓》(下) 中只说纣王“斫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 。而《封神演义》则虚构出“妲己设计害比干”(第二十六回)、“纣王敲骨剖孕妇” (第八十九回) 两段颇有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来。可以看出，作者在处理历史时，是比较尊重历史记载的。几乎《尚书》和《史记》中所有有关武王伐纣的材料全部被演绎到小说中。至于小说中阐教与截教之间的斗争，则完全是与殷周历史无关的艺术虚构，大致取材于明代的宗教、方术故事传说。
从小说形态来看，《封神演义》的故事来源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历史形态，一个是神话形态。前者基本是真实的，后者则完全是虚诞的。作者的创作构想是把两种形态融合在一起，但从作品看，这种融合远未达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这也是造成小说的思想艺术复杂性的一个原因。《封神演义》的内容既写殷、周之间与朝廷之内的斗争，也写神魔之间的斗法。这两部分在艺术上各有特点：前者据史而改写，实中有虚，描写细腻，表现力较强;后者则纯属虚构，极富想象力，但表现力却远不如前者，许多神魔斗法的场面，无甚意思，且千篇一律，手法雷同。像“一道灵魂往封神台去了” 这样的表达方式重重复复，作者不厌其烦，读者则不胜其烦。
《封神演义》的艺术描写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神魔世界。现实世界表现的是仁政与暴政的矛盾，这是比较集中的。神魔世界则比较复杂，有的是现实世界的延伸，有的则只是表现宗教之间门户派别之争。从小说看，当作者利用神魔形象来进一步表现现实斗争时，其艺术便富有现实意义与审美价值;当作者脱离现实斗争而单纯只是为了表现子虚乌有的神魔之间的斗法，作者的笔力就显得拙劣和平庸。在这种情况下，其故事情节不是根据人物性格或事物发展的必然性自然而然地设计的，而往往是“戏不够，神仙凑”，敷衍成篇，勉强成文，或手法平板而程式化，或荒诞不经而乏意味。《封神演义》一百回，而其精彩部分在于前几十回之中。这主要是因为后几十回神魔战争取代了人间战争，三教大会、万仙阵取代了八百诸侯会孟津的重要位置。这就难免有时要偏离反对暴政的主题了。
不管《封神演義》的作者是何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正像许多古代长篇小说一样，《封神演义》也是在前人作品包括民间故事、传说、野史、宗教、方术故事等基础上创作的。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六“封神传” 条云：
《封神演义》一书，可谓诞且妄矣，然亦有所本。《旧唐书·礼乐志》引《六韬》云：“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 案：五车二马，乃四海之神祝融、句芒、颛顼、蓐收、河伯、风伯、雨师也。又《史记·封禅书》：“八神将太公以来作之。” 则俗传不尽诬矣。今凡人家门户上，多贴“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亦由此也。
可见关于武王伐纣的神话传说由来已久，而在这些神话传说中，姜太公与诸神已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诸神，亦有某种驱使驾驭的能力。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封神演义》中的诸神为何都是由姜太公所封的。
在这部长篇小说创作之前，民间的说书艺人早已进行过相关的创作。《封神演义》的母本是宋元讲史话本《武王伐纣平话》，但《封神演义》的内容、情节、人物、分量比起《武王伐纣平话》来，可谓青出于蓝。《封神演义》前三十回，大体是以之为蓝本进行渲染加工的，其中情节基本相同。但在这一部分中，《封神演义》作者仍然体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并不为古人所拘。比如最为著名的哪吒出世的故事(第十二、十三、十四回)，已完全超出《武王伐纣平话》了。当然作者也是有所借鉴的，在佛教经籍《五灯会元》中已有哪吒拆肉还母、拆骨还父的说法。宋代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十三“汾州善昭禅师” 说：“如何是主中主?主师曰：‘三头六臂擎天地，忿怒哪吒扑帝钟。”可见在宋代，哪吒已经是一个人们熟悉的人物了。明代《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哪吒太子》则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哪吒故事。但《封神演义》演绎得相当成功，后人对于哪吒的认识，大体是从《封神演义》来的。至于第三十回后，作者更是任意虚构，很少倚借《武王伐纣平话》了。还值得一提的是，《封神演义》有些地方对于《武王伐纣平话》作了一些点石成金式的改进。比如《武王伐纣平话》以师旷为顺风耳、以离娄为千里眼，而《封神演义》则改为神荼、郁垒，这就更为符合百姓的接受心理了。因为顺风耳、千里眼是助封为虐的旁门左道，而师旷、离娄毕竟是古代的先贤。而《封神演义》中像申公豹、土行孙、杨任等形象，可以说是作者成功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是《封神演义》所取得的比较突出的艺术成就。
太公辅佐文王
《封神演义》还受到同时代文学作品的影响。比如小说中对于杨戬的描写，就多少从《西游记》中孙悟空和二郎神的形象中受到一些启发。像孙悟空一样，杨戬有“七十二般变化”，他一会儿变成武王和美女，诱捉土行孙;一会儿变成闻太师，把被敌人盗去的箭书抢回来。他也喜欢钻进敌人的肚子里去降服它。第四十回杨戬让花狐貂把自己吃进肚里，然后“把花狐貂的心一捏，那东西叫一声，跌将下来” 。这就是孙悟空对付铁扇公主的手段了。至于《封神演义》中三教所佥押的“封神榜”，它在小说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也似乎受到《水浒传》开篇所写的那镇锁着三十六员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石碑的影响。
在艺术上，《封神演义》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艺术想象力。其想象往往离奇、古怪、独特，亦相当大胆而有趣。如雷震子有翅善飞;杨任眼中长手、手中长眼，能上看天庭，下观地穴，中识人间万事;土行孙身材矮小，却能入地自如行走;哪吒三头六臂，凭借风火轮，行动神速。这些想象反映了作者对于征服自然的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渴求和幻想。至于《封神演义》中神魔、宗教大战中的五花八门的阵法、各式各样神奇的武器法宝、神秘玄妙的方术道行，这些描写很有特色，其数量和分量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恐怕是名列前茅的。它们不但显示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而且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宗教、方术的形象材料。
无疑，与其他一流的古代长篇小说相比，《封神演义》在塑造人物方面成就并不算高，书中不少人物性格比较模糊，甚至一些主要人物写得也流于一般化。然而，它所塑造的一些人物，仍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如残暴无道的纣王、狐媚惑人的妲己、挑拨离间的申公豹。而《封神演义》中最令人喜爱的莫过于富有反抗精神的哪吒形象了。在那神圣的神仙群落中，他的“神气” 最少，“人味”最多，是一个天真活泼、机灵可爱的小孩形象。哪吒闹海是《封神演义》中写得最为精彩的片段。当大祸临头时，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为了给敖丙等人偿命，为了不连累父母，他决然自杀，削骨肉还父母。而当李靖相逼太甚时，他竟把李靖杀得大败而逃，他还紧追不舍，要戳父亲三枪，方解心头之恨。在封建社会里，封建宗法规定：“君要臣死，臣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亡是为不孝。” 哪吒的形象可以说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挑战。这是《封神演义》中反抗封建礼教和伦理纲常最为光彩的一笔。
姜太公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在小说的结构、情节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本是一個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关于他又有不少神奇的传说。因此，姜太公在小说中便成为沟通现实世界和神佛世界的中介。这本来是两个毫不相关的世界，但由于姜太公的出山，牵扯出申公豹，引出了阐教和截教的矛盾，于是有三教大会，有封神榜，有万仙阵等等。就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而言，姜太公有点类似于《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但从人物性格刻画而言，则两人的差异甚大。姜太公是兼神道、方术和政治家于一身的人物。在神佛世界中，他的法术称不上高超，与敌对阵，往往败北，有时甚至差点误了性命。作者的成功之处，在于把握住了姜太公“大智若愚” 的性格特点。这个在艺术上并不算很成功的人物之所以会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是有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刻原因的。
《封神演义》主要的艺术追求是通过典型的故事情节来刻画人物和吸引读者的。比如写纣王之暴虐，是通过设虿盆、造炮烙、剖孕妇、敲骨髓等暴行而表现的。妲己这个艺术形象并不能算很成功，但作者写她在临刑前略施媚态就足以使得行刑的刽子手的屠刀掉到地上。这个情节设计绝妙，试想，连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尚且如此，可见其妖媚之魔力。
总的说来，《封神演义》在艺术上偏重于情节的设计而较忽略人物的内心刻画，但也有些比较成功的心理描写。比如写黄飞虎反出朝歌一段，就细腻而曲折地表达出黄飞虎这个纣王的忠臣，是如何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步一步地挣脱传统伦理观念而走向反叛的道路。作者写出黄飞虎在忠君思想与正义、尊严两者面前激烈的思想斗争和痛苦、矛盾的选择，最后终于义无返顾地出了朝歌，成为反商的中坚。在这里，作者的描写是比较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