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的西安城，刚刚横扫中原的李自成正式宣告建国大顺，设官分职、厘定制度，将此前流动作战的农民军集团，转化为一个初具规模的新生政权。在这套建国制度的设计过程中，作为李自成核心谋士的牛金星，是最主要的规划者，他以多年积累的儒学知识与行政经验，为大顺政权搭建起了完整的朝廷框架，却也在后续的北京执政中，留下了诸多难以挽回的历史遗憾。
从举人到义军核心谋士的转身
牛金星原本是河南宝丰的一名举人，早年在乡中以教书为业，通晓儒家经典与历代典章制度，原本走的是传统士大夫的入仕路径，却因得罪地方豪绅，被诬陷革去功名，身陷囹圄，几乎丢了性命。崇祯十三年，李自成的农民军进入河南，经人引荐，牛金星加入义军，凭借着深厚的文史功底与行政才干，很快得到李自成的信任，成为他身边最核心的谋士。
彼时的农民军长期流动作战，没有固定的根据地，也没有成型的行政体系，始终摆脱不了“流寇”的属性。牛金星加入之后，首先向李自成提出了“少刑杀，赈饥民，收人心”的核心策略，帮助义军在河南迅速赢得了大量底层百姓的支持，队伍规模在短短数年间从几千人扩张到数十万，为之后推翻明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还为义军制定了严明的军纪，禁止士兵随意劫掠百姓，让原本成分复杂的农民军，拥有了远超其他同类武装的组织度。
为大顺政权搭建完整建国框架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王，建立大顺政权，牛金星被任命为天祐殿大学士，相当于丞相之职，全权主持新政权的制度设计工作。他参照明代的典章制度，结合农民军的实际需求，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搭建起了一套完整的建国体系：
中央层面设立六政府，对应明代的六部，分掌吏、户、礼、兵、刑、工各项政务，同时设立学士、弘文馆等机构，吸纳各地的知识分子加入新政权；
地方层面设立节度使、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等各级官职，取代明朝原有的地方行政体系，每攻克一处新的州县，立刻派遣官员前往接管，建立稳固的统治秩序；
经济层面推行“三年免征”的政策，废除明朝末年的三饷加派，同时设立“比饷镇抚司”，对明朝的宗室、官绅进行追赃助饷，将搜刮来的财富充作军饷，同时赈济底层的贫苦百姓。
牛金星还主持修订了新的历法，开科取士，吸纳大量底层读书人进入大顺的官僚体系，让原本流动作战的农民军，第一次拥有了完整的建国建制，不再是一支单纯的武装流寇。
入都之后的功过与历史遗憾
大顺军攻克北京之后，牛金星作为文官集团的核心，主持接管明朝的中央朝廷，他忙着筹备李自成的登基大典，四处招揽明朝的官员归附新朝，却没能约束住麾下武将的过激行为。当时大顺的武将们在京城内对明朝官员大范围酷刑追赃，不少已经决意归降的前明官员因此心生反意，整个北京的秩序迅速失控。牛金星既没有及时出面调和文臣与武将的矛盾，也没能拿出稳定京城局势的有效方案，反而自己生活日渐骄纵，门庭若市招揽门生，引发了不少内部的不满。
随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李自成退出北京之后，牛金星也没能拿出稳固中原根据地的策略，大顺政权的局面迅速崩坏。作为历史上少有的农民政权核心谋士，牛金星亲手为大顺画出了完整的建国蓝图，却没能在胜利之后守住局面，最终留下了功过交织的历史评价。他的经历也恰恰印证了，在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的关键节点，制度的搭建仅仅是第一步，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稳住新生政权的根基，才是更难跨越的关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