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历史长河中，唐初的孙伏伽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的身份镌刻在史册之上。这位来自贝州武城的士人，不仅以卓越的学识叩开仕途之门，更以直言敢谏的品格成为唐代诤臣的典范。其人生轨迹跨越隋唐两朝，见证了科举制度从萌芽到确立的关键转折。
一、科举先声：乱世中的破局者
孙伏伽的仕途起点可追溯至隋朝。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首开进士科，打破门阀士族对官场的垄断。孙伏伽凭借扎实的儒学功底脱颖而出，成为隋朝首批进士之一。然而，隋末政治腐败，他虽历任万年县法曹参军、大理寺史等职，却始终难以施展抱负。目睹隋炀帝穷兵黩武、民不聊生，他选择在李渊称帝后归顺唐朝，成为新政权的重要智囊。
武德五年（622年），唐朝举行首次科举考试。此次考试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唐代科举的开端，更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首个“状元”的诞生。在30名举子中，孙伏伽以笔试、殿试双料第一的成绩脱颖而出，被唐高祖李渊钦点为状元。这一殊荣不仅成就了他的个人传奇，更奠定了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王朝选才核心的地位。
二、谏诤风骨：直臣的双重使命
孙伏伽的仕途成就，不仅在于科举夺魁，更在于他以谏臣身份推动政治革新。武德初年，他向唐高祖呈上《谏三事疏》，直指朝政弊端：
广开言路：以“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天下”为论，呼吁皇帝纳谏；
废除百戏：批判宫廷奢靡之风，主张“放郑声，远佞人”；
慎选僚友：建议为皇太子及诸王选拔贤能之士，远离市井无赖。
此疏言辞恳切，李渊读后大为赞赏，当即擢升他为治书侍御史。此后，他持续关注民生疾苦，针对军粮赋敛过重的问题，多次上书请求改革税制。最终，唐朝将赋税征收由“以户为单位”改为“以人口为单位”，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孙伏伽的谏诤风格愈发鲜明。某日，太宗欲外出狩猎，孙伏伽竟拉住马缰死谏：“天子游猎有失体统，愿以死换皇上纳谏！”太宗虽恼怒，却最终取消计划，并感慨：“卿能言朕失，朕能改之，天下庶有谬乎！”这种“以死谏君”的勇气，使其与魏征并称为“贞观诤臣”。
三、司法革新：从谏官到律法奠基者
孙伏伽的仕途履历中，司法领域的贡献尤为突出。贞观十四年（641年），他升任大理寺卿，成为唐代最高司法长官。在此任上，他主持修订律法，完善审判程序，其制定的司法准则成为《唐律疏议》的重要基础。这部法典不仅规范了唐代司法体系，更对后世东亚诸国的法律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此外，他注重司法公正，曾因审理案件失误被免官，但不久即被复用。这种“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体现了唐代对司法人才的重视。永徽五年（654年），年逾古稀的孙伏伽以年老致仕，归隐武城故里。显庆三年（658年），他病逝于家中，葬于今河北故城县西半屯镇双屯村北，其墓地至今仍为当地文化地标。
四、历史回响：状元精神的千年传承
孙伏伽的传奇人生，折射出隋唐之际知识分子的命运抉择。他既是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受益者，也是推动科举制度完善的实践者。其直言敢谏的品格，为后世士人树立了精神标杆；其在司法领域的革新，则奠定了唐代“律令治国”的基础。
作为“中国状元之乡”武城的代表人物，孙伏伽的故事至今仍被传颂。从他开始，武城先后涌现出16位文武状元，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状元文化”的延续，不仅是对科举制度的纪念，更是对知识改变命运、谏言推动进步这一价值观的永恒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