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96年，长安城长乐宫钟室内，西汉开国功臣韩信被宫女用竹签刺死，三族被诛。这场充满戏剧性的处决，不仅终结了“兵仙”的传奇人生，更成为后世解读帝王权术的经典案例。表面看，吕后是直接操刀者，但透过《史记》《汉书》等史料的多重记载，会发现这场杀戮实则是刘邦、吕后、萧何三方势力共同推动的政治清算，其背后隐藏着西汉初年权力结构的深层裂变。
一、吕后的动机：权力真空期的危机应对
吕后杀韩信的核心动机，源于对权力真空期的恐惧。刘邦晚年病重，太子刘盈性格仁弱，而韩信作为“汉初三杰”中唯一在世的军事天才，其存在本身就构成威胁。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吕后曾对刘邦直言：“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当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这种对权力交接的焦虑，促使她必须提前清除潜在反对派。
韩信的军事才能更让吕后忌惮。垓下之战中，韩信以“五军阵”诱敌，最终迫使项羽自刎，其用兵之奇诡连刘邦都自叹弗如。这种能力若被反叛势力利用，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韩信被杀前一年，淮南王英布已因惧怕被诛而反叛，吕后为避免类似事件重演，选择先发制人。
二、刘邦的默许：功高震主下的平衡术
刘邦对韩信的猜忌，早在楚汉战争时期就已埋下伏笔。公元前203年，韩信平定齐国后，以“假齐王”之名要挟刘邦封王，虽最终被封为真齐王，但此事让刘邦心生芥蒂。垓下之战前，韩信又以“裂土封王”为条件才肯出兵，这种“挟功自重”的行为，进一步加剧了刘邦的戒心。
刘邦称帝后，对韩信的打压逐步升级：先夺其兵权，徙封为楚王；再以“谋反”罪名将其贬为淮阴侯，软禁长安。这种“明升暗降”的操作，本质是削弱韩信的军事影响力。当陈豨在代地反叛时，刘邦亲征前特意要求韩信随行，实为试探其忠诚度。韩信称病拒绝，成为压垮刘邦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萧何的推波助澜：举荐者的自保逻辑
作为韩信的伯乐，萧何在杀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吕后与萧何合谋，以“陈豨已死”为诱饵，骗韩信入宫。萧何的参与，既是出于对吕后权势的屈从，也是为了自保。
楚汉战争期间，萧何曾多次向刘邦举荐韩信，若韩信谋反罪名坐实，萧何作为举荐人必然受牵连。此外，萧何在长安经营多年，其势力与吕后集团存在利益交织。选择与吕后合作，既能洗清自身嫌疑，又能巩固在朝中的地位。这种“功臣集团的内部清洗”，实则是西汉初年权力重组的必然结果。
四、历史迷雾：谋反罪名的真实性存疑
尽管史书明确记载韩信因“谋反”被杀，但这一罪名存在诸多疑点。首先，韩信谋反的时机不合逻辑：楚汉战争期间，他手握重兵时未反，却在被贬为淮阴侯、无兵无权时谋反，违背常理。其次，密谋过程漏洞百出：韩信与陈豨的密谈被详细记录，且告密者是其舍人之弟，动机可疑。最后，造反力量不切实际：韩信计划用未经训练的囚徒和家人攻打皇宫，显然难以成功。
这些疑点表明，韩信之死更可能是刘邦、吕后为巩固权力而制造的冤案。正如清代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言：“信之死，冤也，然亦未尝不自取。”韩信的悲剧，既是其性格缺陷（如恃功自傲、不拘小节）的结果，也是封建王朝“兔死狗烹”政治逻辑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