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作为唐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以“诗圣”之名垂范千古，其作品被称为“诗史”，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象征。
一、家世渊源：诗书传家的文化基因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世家。其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曾注解《春秋左氏传》；祖父杜审言为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官至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尽管杜甫出生时家道已衰，但“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特权仍为其提供了相对优渥的成长环境。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七岁能作《咏凤凰》，九岁研习书法，十四岁便在洛阳文坛崭露头角，与前辈崔尚、魏启心等名士交游，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二、仕途坎坷：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
杜甫的仕途充满波折。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他赴洛阳参加进士考试落第，次年开启长达十年的漫游生涯，足迹遍及吴越、齐赵等地。天宝六载（747年），他参加唐玄宗特科考试，却因李林甫“野无遗贤”的阴谋而落选。此后，他困居长安十年，靠献赋求官，仅得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管理军械库房）的微职。安史之乱爆发后，他被俘长安，目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写下《春望》《哀江头》等悲怆之作。至德二载（757年），他冒险逃至凤翔，被唐肃宗任命为左拾遗，却因营救房琯触怒皇帝，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仕途的失意，反而让他更深刻地洞察社会矛盾，为诗歌创作注入了深沉的家国情怀。
三、诗歌成就：现实主义的巅峰之作
杜甫的诗歌以“沉郁顿挫”为显著特征，既继承了《诗经》《楚辞》的写实传统，又开创了律诗的新境界。其作品题材广泛，涵盖社会动荡、民生疾苦、个人命运等多个层面，被誉为“诗史”。
社会史诗：他以《兵车行》《丽人行》揭露统治者的奢靡与拓边之弊；以“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记录安史之乱中百姓的悲惨遭遇，如《石壕吏》中“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的细节，字字泣血，堪称现实主义的巅峰。
咏物言志：他借《古柏行》《病橘》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以《春夜喜雨》展现仁者情怀，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细腻描写，体现了对自然与生命的敬畏。
艺术创新：他的律诗对仗工稳、气韵流动，如《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被誉为“古今七律第一”；其炼字如《旅夜书怀》“星垂平野阔”之“垂”字，精准捕捉光影变化，成为诗眼。
四、人格光辉：儒家仁政的理想化身
杜甫一生践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即便在困居长安时，他仍写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痛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不公；晚年漂泊西南，他筑草堂于浣花溪畔，却心系天下寒士，呼号“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种“穷年忧黎元”的胸怀，使其人格成为中华民族文人品格的楷模。
五、历史影响：跨越时空的文化符号
杜甫的诗歌不仅在唐代即被尊为“集大成者”，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王安石辑《杜工部诗后集》，苏轼赞其“古今诗人众矣，而子美独为首”；清代叶燮评价其诗“随举其一篇，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1962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其诗作《秋兴八首》等成为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如今，成都杜甫草堂、夔州白帝城杜甫塑像等文化地标，以及《杜工部集》的百余种注本，持续传承着这位诗圣的精神遗产。
杜甫以赤子之心镌刻时代血泪，将儒家仁政理想与诗人良知熔铸为“沉郁顿挫”的诗歌丰碑。从裘马清狂的少年壮游到湘江孤舟的临终绝笔，他以“穷年忧黎元”的胸怀，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兴衰紧密交织，开创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高峰。千年以降，那些“感时花溅泪”的深悲、“大庇寒士”的宏愿，仍如黄钟大吕，激荡着每一颗忧世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