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二年（1042年），辽国以重兵压境，要求宋朝割让关南十县。这场危机中，一位年仅38岁的文臣临危受命，以“增币不割地”的强硬姿态，在谈判桌上力挽狂澜。他便是富弼——这位被后世称为“北宋第一外交官”的政治家，不仅以卓越的外交智慧化解了宋辽对峙的危机，更通过精准的局势判断，撬开了辽夏同盟，为北宋、辽、西夏三足鼎立格局的稳定奠定了基石。
一、庆历危局：以口舌退强兵的外交奇迹
辽兴宗耶律宗真在宋夏战争胶着之际，趁机提出割地要求，其背后是辽夏同盟的潜在威胁。若辽国支持西夏，北宋将面临两线作战的绝境。富弼临危受命，携仁宗“坚守国土”的密旨北上。在谈判中，他以“晋以卢龙赠契丹，周世宗复取关南”的历史案例，直指辽国索地要求的非法性：“若各索故地，对北朝岂有利？”当辽方以“南朝畏我”施压时，富弼严正回应：“惮烦改约非畏，若动武则以理胜负。”最终，辽国放弃割地，仅以增加岁币为条件达成和议。
这场谈判的细节充满智慧：富弼在收到家书时，为避免分心竟当众焚毁；发现国书与口传条款不符时，他星夜返京修改，确保谈判无懈可击。其据理力争的姿态，让辽兴宗感叹：“南朝忠臣，唯富弼一人。”此役不仅守住了北宋领土，更让辽国意识到直接吞并无望，转而通过岁币维持利益平衡。
二、撬动同盟：三足格局的战略家
富弼的外交视野远超单次谈判。他深谙辽、夏、宋三方博弈的精髓：辽国需通过北宋岁币补充军需，西夏则依赖辽国支持对抗宋朝。基于此，他提出“以经济制衡军事”的策略——通过增加岁币削弱辽国对西夏的援助动机，同时以贸易限制压缩西夏经济空间。
庆历和议后，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借修订条约之机，推动双方互市贸易。他向辽方强调：“若结盟，则岁币永续；若助夏，则战火再起。”这种利益捆绑策略，使辽国逐渐从“辽夏同盟”转向“宋辽平衡”。与此同时，他对西夏采取“恩威并施”：一方面在边境开放榷场交易，满足其物资需求；另一方面支持宋军在绥德、环州等地构筑防线，形成战略威慑。
至和二年（1055年），富弼拜相后，系统梳理了三国关系，提出“守内虚外、以商制兵”的边疆政策。其核心在于：通过内部改革增强国力，避免与辽、夏同时开战；利用经济手段分化辽夏关系，使三方形成动态平衡。这种战略思维，直接影响了北宋中后期的对外政策，为三足格局的长期稳定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内政革新：改革与守成的双重实践
富弼的政治智慧不仅体现在外交领域。庆历三年（1043年），他与范仲淹共同推行“庆历新政”，提出十项改革措施：裁撤冗官、澄清吏治、轻徭薄赋、加强边防。在青州任知州时，他面对河北流民潮，动员公私房舍十万间安置灾民，开仓赈粮并组织屯田，救活五十余万人。这种“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使青州成为新政的地方样板。
然而，新政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而失败。富弼被贬后，仍坚持改革理想。至熙宁二年（1069年），他再度拜相，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而遭排挤。他直言：“聚财之法，必增民负。”这种对民生底线的坚守，虽使其政治生涯蒙上阴影，却彰显了士大夫“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四、历史回响：三足格局的深远影响
富弼的努力，使北宋在庆历至治平年间（1041—1067年）获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期。辽国因岁币稳定，减少了军事冒险；西夏在宋辽双重压力下，转向内部整顿；北宋则得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改革，出现了“中外无事，百姓安乐”的治世。
这种三足格局的稳定，对后世影响深远。元丰六年（1083年），富弼临终前上书神宗：“愿二十年口不言兵。”其遗愿折射出对和平的珍视。南宋时期，他位列昭勋阁二十四功臣，康熙六十一年更被列入历代帝王庙从祀，成为跨越时代的政治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