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政治舞台上，柳奭的名字与河东柳氏的家族兴衰紧密交织。作为唐高宗朝的首位宰相、王皇后的舅父，他的一生既承载着家族荣耀，也深陷宫廷权谋的漩涡。其轶事典故与后世评价，折射出唐代政治生态的复杂性与人性张力。
一、迎父灵柩：跨越国界的孝道典范
柳奭的孝行是其人生中最为人称道的轶事。其父柳则曾任隋朝左卫骑曹，出使高句丽时病逝异乡。柳奭闻讯后，不顾路途艰险，亲赴高句丽迎回父亲灵柩。据《旧唐书》记载，他在迎灵过程中“哀伤逾礼”，其悲痛之情超越了常规丧仪的界限，令高句丽人深为感动。这一行为不仅体现了儒家“孝为仁本”的伦理观，更成为唐代士人践行孝道的典范。后世史家刘昫在《旧唐书》中赞其“有正人风彩”，此孝行正是其“正人”品格的生动写照。
二、外戚宰相：权谋与家族的双重困境
柳奭的仕途崛起与外戚身份密不可分。唐高宗即位后，王皇后因无子而面临失宠危机，柳奭作为其舅父，主导了两项关键决策：其一，力劝王皇后收养宫人刘氏之子李忠为嗣，并推动其立为太子；其二，联合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试图通过家族联盟巩固王皇后地位。然而，这些政治操作反而成为武则天崛起的突破口。
永徽六年（655年），武则天通过诬陷王皇后“厌胜之术”，迫使高宗下诏废后。柳奭作为外戚核心，首当其冲被罢免相位，贬为吏部尚书，随后历贬遂州、荣州、象州刺史。显庆四年（659年），许敬宗诬称其谋反，高宗下令处死柳奭，抄没家产，近支亲属流放岭南。这场政治清洗不仅终结了柳奭的政治生命，更导致河东柳氏“世胄”地位的崩塌。柳宗元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痛陈：“武后败后，家族仍不复兴”，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三、后世评价：正人风骨与政治批判的交织
后世对柳奭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正面评价集中于其个人品格与早期政治贡献。刘昫在《旧唐书》中称其“忠规献纳，抑有人焉”，强调其作为谏臣的直言敢谏。柳宗元作为柳奭的五世侄孙，在《送澥序》中以家族荣耀为视角，称高宗朝时柳氏“同时尚书省任职者二十二人”，彰显其门第显赫。
然而，批判声音同样尖锐。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将其与宇文节、崔敦礼等并列，指责他们“节不足以守筦库，才不足以理下邑”，认为这类官员或因循资历，或投机取巧，最终导致“汉业遂衰”的结局。这种评价虽显苛刻，却揭示了唐代中后期政治腐败的普遍性——柳奭的悲剧既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也是时代弊病的缩影。
四、文化记忆：从衣冠冢到柳学研究的符号
柳奭的身后事成为河东柳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在山西夏县，柳氏后人世代守护其衣冠冢，并立《柳宰相墓记》石碑以志纪念。柳宗元在多篇诗文中追忆先祖功德，将柳奭视为家族兴衰的标志性人物。这种文化传承不仅巩固了柳氏“风骨长存”的家族叙事，更使柳奭成为研究唐代门阀政治与地域文化的关键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