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公元前490年），姜姓吕氏，名杵臼，是春秋时期齐国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58年。他的一生充满矛盾：既有复霸的雄心，又贪图享乐；既虚心纳谏，又独断专行；既重用贤臣晏婴，又宠信佞臣梁丘据。这种复杂性格与治国策略的交织，使齐国在他统治下呈现出“长治久安”与“暗流涌动”并存的独特局面。
一、治国之志：复霸中原的野心家
齐景公即位初期，齐国内乱频发，崔杼、庆封等权臣相继专政。为扭转局势，他任命晏婴为相，推行“薄敛省刑、选贤任能”的改革：减免赋税、简化刑罚，重用司马穰苴等军事人才，使齐国国力迅速恢复。其复霸野心在多个历史场景中显露无遗：
投壶赌国运：公元前530年，晋昭公设宴庆祝即位，齐景公借投壶游戏高呼：“我有酒如渑水，肉如山岭，投中则代晋而强！”此言虽带游戏色彩，却直指晋国霸权，展现其不甘屈居人下的野心。
蒲隧之盟：公元前526年，齐国出兵徐国，未战而迫使徐、郯、莒三国臣服。齐景公手持徐国进献的甲父鼎凯旋，此战标志着齐国首次在未受晋国干涉的情况下扩大势力，为其争霸奠定基础。
硬抗晋国：公元前529年平丘之会上，晋国动员四千乘兵车震慑诸侯，齐景公虽最终妥协歃血为盟，但会后他暗中联合郑、卫等国，逐步瓦解晋国联盟。至公元前501年，齐、卫联军攻破晋国夷仪，夺取禚、媚、杏等地，晋国霸主地位名存实亡。
二、享乐之癖：奢侈腐化的矛盾体
齐景公的享乐主义与其政治抱负形成鲜明对比。他沉迷于狩猎、宴饮与宫室营造，甚至因个人玩乐影响国政：
大兴土木：为建造高台、铸造大钟，他征发民夫，导致“民疲财匮”。晏婴多次劝谏：“厚赋重刑，非社稷之福。”景公虽暂停工程，却屡教不改。
孺子牛典故：晚年宠爱幼子荼，竟趴地当牛供其骑乘，甚至被儿子拉断牙齿。这一荒诞行为被鲁迅升华为“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象征，却也暴露其溺爱子嗣、缺乏威严的弱点。
殉马坑之谜：其墓葬出土600余匹殉马，规模远超同时期诸侯，既显示齐国富强，也印证景公生前奢侈成性。
三、用人之道：贤臣与佞臣的双重依赖
齐景公的治国团队呈现两极分化：
贤臣阵营：以晏婴为核心，辅以司马穰苴、田穰苴等能臣。晏婴以“节俭力行”著称，多次直言进谏，甚至当面指责景公“厚赋重刑”。景公虽恼怒，却最终采纳其建议，如释放囚犯、赈济灾民等。
佞臣集团：梁丘据、裔款等人擅长谄媚，投其所好。景公曾感叹：“唯梁丘据与我和谐！”晏婴则尖锐批评：“据之同也，非和也。”指出佞臣只会附和君主，而非真正辅佐治国。
这种“双轨制”用人策略，使齐国在贤臣治理下保持稳定，又因佞臣怂恿而屡生波折。例如，景公曾因梁丘据进言欲杀直言敢谏的烛邹，被晏婴以“灭烛邹之罪”的巧妙劝谏化解。
四、历史评价：功过交织的争议人物
后世对齐景公的评价充满矛盾：
正面形象：他重用晏婴实现“景公图霸”，使齐国成为春秋末期唯一能与晋、楚抗衡的强国。其虚心纳谏的事迹被《史记》记载，成为“知错能改”的典范。
负面批判：司马迁批评他“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导致民怨沸腾。他晚年废长立幼，引发诸子争位，为“田氏代齐”埋下隐患。
五、文化符号：从历史人物到精神隐喻
齐景公的形象超越历史，成为多种文化符号：
政治隐喻：其“复霸”与“享乐”的矛盾，被后世视为君主“雄才与私欲”的典型案例。
文学意象：鲁迅在《自嘲》中以“孺子牛”比喻无私奉献，虽与景公原意相悖，却赋予这一典故新的生命力。
考古见证：临淄东周殉马坑的600余匹战马，既是齐国军事强大的象征，也是景公奢侈生活的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