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富弼是如何代表北宋朝廷与契丹谈判的?西夏在其中又扮演什么角色?事实上，富弼不愧是一代名相，他顶着内外压力，凭借自身出色的谈判能力和过人的韬略胆识，将国家利益争取到了最大化。
富弼与契丹达成增币协议后，契丹枢密副使耶律仁先、枢密使礼部侍郎同修国史刘六符入见，向仁宗上誓书，其誓书曰：“共遵成约，虔守欢盟，以风土之仪物，备军旅之费用，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
自此保安黎庶，谨守封疆，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 辽在誓书中重申了岁币的数目，并约定两朝之间和平相处，互不侵犯疆界、互不交侵人户，并且不得擅自修建堡寨以及开创河道。如若哪方违反盟约，则天地共诛。
庆历二年(1042)十月，辽遣林牙、保大节度使萧偕来报撤兵。同年辽遣使节来宋贺正旦，由此可见两国关系已恢复正常状态。自此辽宋双方和平相处，未出现明显冲突。至和二年(1055)夏，辽还遣保安节度使、左监门卫上将军耶律防及殿中监王懿等，来宋朝贺乾元节，并献上辽兴宗画像，“以其画像献宋，求易取仁宗御容以代相见，笃兄弟之情”，“南北两朝永敦誓好”成为此后宋辽交往的主线。
西夏请和
富弼在与辽谈判时，约定增币的附加条件为辽必须约束西夏与北宋议和。在之前每年三十万岁币的基础之上，额外增加的银、绢各十万、匹，“半以代关南租赋，半以为谢弹遏西戎之意”。
庆历三年(1043)正月，辽遣枢密院都承旨王惟吉督令西夏息兵，西夏请辽使到北宋京师代为请和。随后西夏伊州刺史贺从勗前来北宋纳款。贺从勗言：“契丹使人至本国，称南朝遣梁适侍郎来言，南北修好已如旧，惟西界未宁，与彼为婚姻，请谕令早议通和”，由此可见，契丹已按照约定派人去西夏劝和。但在其所持文书中，元昊仍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囊霄”，这表明元昊虽愿与宋讲和，但仍不愿向宋称臣。
对此，仁宗表示不能接受，要求元昊“奉表削僭号”，宋廷内部也针对此事引发了一场争论。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则是契丹为无敌于天下矣。
须令称臣，乃可许和”;韩琦、范仲淹认为西夏请和是因为“元昊知众之疲，闻下之怨，乃求息肩养锐，以逞凶志，非心服中国而来也”，朝廷应观望元昊接下来的态度，如若“彼卑辞厚礼，止是求兀卒之称，则按唐单于、可汗故事，有可许之”，同时朝廷不可休兵、加强武备，以防其惊扰生事。相比韩琦、范仲淹的对策，余靖则表现得更为激进，他主张“挫北敌之气，折西羌之锐，不如不和，最为得策”。宋廷议而不决，宋夏和谈就这样搁置下来。
元昊态度之所以桀骜，是因为在这一时期西夏的军事实力正处在上升阶段，堪称自夏州政权以来军事力量最为强盛的时期。强大的军事力量让西夏在与边兵羸弱的宋的关系中，自然占据了主动地位。然而西夏的反叛极大一部分原因是倚仗辽为外援，宋辽和好后，形势转而对西夏不利，元昊自然不会再去轻易得罪宋，而使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由此元昊始称臣，并遣使入宋表达称臣通好的请求。庆历四年(1044)九月，元昊遣杨守素携誓文至宋议事。余靖分析辽夏形势后，建议速行册封元昊，如此元昊得以专力与契丹争锋，“二敌兵连不解，此最中国之利”。朝廷听从了余靖的建议，命令延州先移文西夏。
十二月，北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更名曩霄。至此，历时一年多的夏宋和谈终于落下帷幕。西夏请和，是富弼使辽的附带结果，富弼曾言：“臣去年使契丹，与馆伴刘六符语，将来若使元昊复称臣，则本朝岁增金帛之遗”。宋夏重归于好，宋在与辽、夏的双边关系中都占据有利地位。
辽夏交恶
当宋、夏在议和问题上陷入僵局时，辽、夏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早在李继迁时期，辽夏就结为联盟，互为党援，维持了近百年的和平局面。兴许是西夏的逐渐强大威胁到了辽的地位，自元昊建制以来，辽夏之间的关系逐渐产生裂痕。先前为稳固两方的关系，辽夏采取了和亲的方式，辽兴宗将兴平公主下嫁与李元昊，然仅七年后，兴平公主在西夏暴毙，辽认为李元昊与太平公主不谐，“公主薨，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诏问之”。
再者元昊掌权后在军事上加强了对辽的防御，“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分统其众。自河北至午腊蒻山七万人，以备契丹”;辽也毫不让步，先是“禁夏国使沿路私市金铁”，又“禁吐浑鬻马于夏，沿边筑障塞以防之”，在经济上对西夏进行扼制。又庆历三年(1043)八月，西夏跟从契丹讨伐呆儿族。呆儿族原属于契丹的夹山部落，但该族并不服从契丹的管辖，辽兴宗发兵讨伐无果，命元昊会兵讨击。辽夏联军打败了呆儿族，“破其众，掳获颇多”，然而“契丹主专之，不以分给”，此事更加滋生了西夏对辽的嫌隙。
“曩霄本与契丹约相左右以困中国，及刘六符求割关南地，中国遣知制诰富弼报之，两进誓书，复相和好。曩霄怨契丹背约，坐受所益岁币，于是有隙”。西夏与辽一开始结为盟友共同抗宋，而辽背弃盟约与宋讲和，每年还从宋处获得巨额岁币，元昊自然心有怨言。出于对辽的不满与愤恨，庆历三年(1043)十一月，元昊诱导党项诸部叛辽附夏。元昊此举彻底激化了辽夏之间的矛盾，“契丹主怒，征诸道兵会西南边，讨夏国”。
庆历四年(1044)七月，辽遣使臣耶律元衡来宋告知辽将讨伐西夏，表明辽夏关系已经破裂，辽有意笼络北宋，以达到压制西夏的目的。辽夏交恶，北宋得利，事态开始向对北宋有利的方向转变。正如谏官吴育所言：“今二蕃自斗，斗久不解，可观形势，乘机立功”;富弼亦言：“若二寇自相杀伐，两有所损，此朝廷之福，天所假也”。
富弼为人一向谦逊，他把宋、辽的和平乃至后来西夏的归顺都归之为岁增金帛的结果，“金帛买和”这一说法也曾被有心之人所诟病，厚赠金帛的做法确实也助长了辽夏的贪欲。在宋夏和谈期间，西夏曾遣使上书要请十一事，主要内容为“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等。其中岁赐一项，西夏“乞增每岁赐予之数至三十万”，完全是想效仿辽的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