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是一个伟大而辉煌的朝代，对于一个王朝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可能就是其“正统性”，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那么曹魏和蜀汉，谁才是真正的东汉正统继承者?
虽然我们没有哪个王朝或家族能像隔壁日本的菊花王室一样“万世一系”，但是也要有继承的法理依据。尤其是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时，各股势力更要努力证明自己才是唯一合法地夺取天下的政权。
这个问题第一次被摆在台面上，是秦汉之交，所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最终，刘邦杀出重围，夺取天下。而在汉儒的帮助下，“天命”的观念也被逐步强化，并通过王莽篡位这一不成功的案例打上了一个修正案：即如果一个王朝无德，就可以取而代之成为天命的下一任眷顾者。后来尽管刘秀作为汉室苗裔成功中兴汉朝，但是也并没能抹除这个已被深深烙在天下人心中的痕迹。
随着汉末天下大乱，无数人已经意识到“汉室不可复兴”(鲁肃语)，在经过数十年的搏杀后，终于拼出了魏、蜀、吴三个政权。那么问题来了，这三家中，谁才是天下正统呢?
这个问题本来不需要回答，因为陈寿在作《三国志》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魏是正统：曹魏的五位皇帝，再加上一个曹操的传记都是天子用的“纪”，而刘备、孙权等蜀吴的皇帝只能用臣子的“传”;更有甚者，在记叙蜀汉的历史的时候，陈寿甚至还把刘焉父子的传摆在刘备之前，摆明了就是把蜀当成一个地方政权，甚至还有暗贬刘备是夺取刘璋之位的意思在里头。
《三国志》成书后八百年，司马光又编纂了《资治通鉴》。在最讲究大义名分的宋儒那里，正统依然在魏而不在蜀汉。看来，有这两部地位超然的史书，曹魏的正统地位几乎可以坐实了。
然而，有关曹魏和蜀汉孰为正统的争论，几乎从东晋开始就没有停止过。虽然官修的史书都以魏为正统，却丝毫不能阻拦民间对蜀汉的支持;而当元人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出版后，在普罗大众朴素的内心里，蜀汉就是正统，曹魏反倒是僭伪。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原因，当然与中国人民习惯同情失败者有关，也和刘备、关羽、诸葛亮等人身上的悲剧英雄底色有关。但是今天我们不谈这些虚的，而是要说一说这种以蜀汉为正统的思潮背后的官方助推力量。
首先我们要明白，为什么曹魏会是正统?可以说是因为曹操统一了整个北方(而且当时的北方基本就是“天下”的大部，蜀吴则被视作荒蛮之地)，但是更重要的是，汉献帝刘协确实是完成了禅位典礼，并且将玉玺交给了曹丕(虽然是被曹皇后愤怒地砸到华歆等人脸上的)。这一举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都确实在明面上承认了曹魏是东汉的继承者。
但对刘备一方来说，这当然是无法接受也不能接受的。因此，禅让仪式后不久，蜀中就有传言称刘协已死，而刘备方面则立刻采信并且服丧志哀，而后登基称帝。和曹魏不同的是，刘备并不是建立一个新王朝，而是像刘秀那样要“中兴”汉朝。因此，刘备要做的是汉帝，而不是蜀帝，像公孙述那样割据一方的诸侯，断不是刘备和蜀汉的目标，最起码在政治口号上不是。因此，蜀汉在其推崇者口中也被称之为“季汉”，因为他们认为其就是西汉、东汉的继承者。
在诸葛亮还在世的时候，“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口号尚且经常见到;在他病逝后，除了姜维等人外，蜀汉就已经失去了进取的动力。而在公元264年，邓艾带着偏军从阴平偷袭成都得手后，蜀汉也就被曹魏灭亡了(虽然此时曹魏距离被西晋取代也只有一年了)。这样一来，无论蜀汉再怎么宣称自己是“正统”，先曹魏一步灭亡总是事实。而西晋的统治者又几乎全是曹魏时代的二代、三代，那么尊奉曹魏为正统、蜀汉为割据政权便成了应有之事了。
然而，让司马懿祖孙三代做梦都想不到的时候，司马炎去世后不久，天下就再次陷入了比三国时代更为剧烈的动荡之中;灭蜀战争结束后40年，氐族人李雄就在成都再次建立成汉政权;平吴战争胜利38年后，当年带兵进入建邺城的司马伷之孙司马睿就在这座孙吴旧都登基称帝，其领土竟然也只剩下了原吴国一隅!
此时的东晋政权，要实力没实力，要人望没人望，连司马睿自己都和江东本地的大臣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毕竟自己的大本营丢了，跑到自己的被征服者这里苟延残喘，连传国玺都没了(世人讥东晋皇帝为“白板天子”)，任谁也不好过。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强化自身的正统性，东晋官方和一些学者开始重视起了蜀汉的地位问题。其代表事件，就是追封诸葛亮为武兴王和修《汉晋春秋》。
晋朝统治者对诸葛亮的喜爱，从司马炎那里就开始了。不过司马炎对武侯的钦慕更多还只是一个“迷弟”式的追捧，而东晋时抬高诸葛亮就非常具有政治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当大将军桓温灭成汉后代表晋朝追封诸葛亮为王，其政治意义不言而喻。
如果说追封诸葛亮为王还不够明显的话，那么东晋最重要的史家之一习凿齿的大作《汉晋春秋》就很能代表当时一部分史家的态度。在习凿齿那里，汉以后就是晋，魏并不是正统王朝。而他的解释也很合理：灭蜀汉的是晋王司马昭，这正是晋受汉祚的明证。而在天命从季汉转移到晋室后，魏的存亡自然也就无关紧要且水到渠成了。
事实上，正统性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东晋、刘宋、齐、梁、陈这江左五朝，其在国力上的日渐衰落也更加迫使其需要通过政治上的宣传强调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入宋以后，宋文帝便命史学家裴松之注解《三国志》，而裴注三国志过程中援引的大量史料也有力地站在了“蜀汉正统论”层面。裴松之是否获得皇帝的授意，这一点不得而知;但是《裴注三国志》的广为流传，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蜀汉乃至南朝的正统地位。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也明白无误地以南朝作为正朔。
比较讽刺的是，在《资治通鉴》校订完毕后40年，赵宋就像晋朝一样，只剩江南半壁江山，其耻辱甚至相较永嘉之乱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南宋小朝廷在临安苟安时，他们也需要面临和江左五朝同样的命题：正统性该如何解释?
巩固自身地位的办法有很多，但是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永远不会缺位。官方层面，宋高宗登基第二年，就为关羽追封为“壮缪义勇武安王”，宋孝宗继位后又加了两个字，变成“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至于民间更无需多言，当时流行的各种话本小说都在有意无意凸显蜀汉的正统性，曹操大白脸的形象也愈发深入人心。大体来说，蜀汉正统论基本就在此时定型。
除了朝代更迭带来的影响外，对“蜀汉正统论”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一个慢变量，那就是“忠”和“孝”的此消彼长。如今我们都把“忠孝”连在一起，而且“忠”在“孝”前，似乎“忠”高于“孝”是一向如此的。但是如果细细考究，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从来如此的，而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秦汉之际，“忠”和“孝”一直不是讨论的热门话题：秦以法家治国，鲜少谈及“忠孝”而更多讲究“法制”;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忠”和“孝”才被拿到台面上讲，却也没有分出个高低来。而东汉直到隋唐时期，门阀士族都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对家族的认同高于对政权和国家的认同，频繁的朝代更迭、以下克上更让皇室羞于谈“忠”，因此孝道便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的指导思想，“忠”反而处于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蜀汉那“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便不值一提;但随着国家机器的逐步完善、君主权力的不断加强、家族势力的逐渐衰微，对国家和天子的忠逐渐压过了对家族的孝，那么以“忠”为底色的季汉便很值得拿来宣传了：关羽挂印封金追随刘备，是忠;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忠;姜维九伐中原巧记虚话，也是忠;甚至连刘备仍以汉为国号，都可以算忠。反过来再看曹魏这边，“奉天子以讨不臣(或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能称为忠吗(更不用说他还逼死了忠于汉室的荀彧)?逼迫自己的亲妹夫禅位给自己的曹丕能称为忠吗?而当曹魏也岌岌可危时，朝堂上的衮衮诸公，又有几人能称为忠?
所以，在“忠”逐渐占据意识形态制高点的时候，如果再一味强调曹魏的“正统”、“合法性”，就会对王朝自身统治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我们会看到，明清以后，对蜀汉的颂扬进一步加深，《三国演义》更是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时至今日，你去随便问一个读过《三国演义》的学生，他可能不知道什么叫“正统”，也未必能说出什么“九品中正”、“门阀士族”，但他会清晰地告诉你五虎上将是谁，“安居平五路”是怎么做到的，甚至还会学着唐国强老师来一句“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时至今日，再去争论蜀汉和曹魏哪个是正统没有太多意义，何况历史学家们的观点也多仍以陈寿和司马光的意见为代表。只不过当我们回首这段往事时，如果细细品味，也还是能这一件“小事”中体会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和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