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刘恒他本来不应该是皇帝，至少在他出生时没有人觉得他能当皇帝——其母薄姬只是刘邦众多夫人中的一个，还曾经侍奉过魏王魏豹。在他七岁的时候，他就被父亲送到代地去当代王去了。他本来只是个山区孩子，为什么可以变成明君?
代地这里，从来都不是什么风景秀美经济发达的地方，把他扔到这里基本上和流放也没啥区别。果然，在刘恒做代王的第二年，刘邦便病逝了，其嫡子刘盈继位为惠帝;而刘恒则啥也没变化，除了给老爹服了会孝以外，他还是做他的代王。
当然，苦寒之地也不是没有好处。比如，在吕后逐步排除异己甚至诛杀刘氏宗亲的时候，刘恒就没受啥影响;又比如，在吕后驾崩后，汉朝以陈平、周勃等人为首的老臣“拨乱反正”，发动政变处死了吕氏族人，随后便把刘恒立为了新皇帝。
立刘恒，明面上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刘邦在世的儿子里最年长的，实际上远没有这么简单：刘邦的孙子有一大堆，他们比刘恒小;此外还有个淮南王刘长，也是刘邦的儿子。按道理说，小的总比大的好控制，但是在这里却不是这么回事：刘邦的孙子们里有不少都参加了诛灭诸吕之战，功臣集团们自然不能让他们当皇帝以分权;而刘长则是吕后抚养长大的，让他当皇帝就是要自己的命。所以选来选去，只有那个在北部边陲喝西北风的刘恒最适合当皇帝。
于是，刘恒一个代国的王，就接到了长安的通知，说三公九卿(其实主要就是陈平和周勃)已经公推请您来当皇帝了。对于这个消息，彼时的代国朝廷是一片哗然，都觉得这个时候让代王去当皇帝肯定不是好事。然而，在一片反对声中，刘恒还是选择了前往长安，接任皇帝。
对于这位大汉帝国的新任皇帝而言，眼前的形势恐怕不能算好：
朝堂上，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功臣宿将们有着再造刘氏江山的功劳，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掣肘着中央乃至刘恒本人的决策;
地方上，那些刘氏诸侯王们也在蠢蠢欲动，意图再来一场政变让自己也过把皇帝瘾;
民生上，刘邦时期年年打仗，搞得民生凋敝;惠帝和吕后时虽说与民休息，但是也没能从根本上扭转经济局面;
对外关系上，白登之围后北方的强敌匈奴一直虎视眈眈，几乎连年入寇，边民苦不堪言，军队也疲于奔命。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只能是“内忧外患”。
而这一切，都压在了一个仅仅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肩上。在此以前，他只有统治一个边陲诸侯国的经历(也很难称得上是“统治”)。
然而，刘恒用他生命中余下的二十三年，将这一切都重现改写了一遍。
功臣集团把持朝政吗?没问题，那我就各个击破。绛侯周勃自恃自己三朝老臣，又有拥戴之功，那就从他入手：先是令其之国(离开京城前往自己的封地)，又找个理由将其治罪要把他下狱处死，直到把周勃收拾的服服帖帖才罢休;自己的亲舅舅薄昭逐渐与功臣集团勾结，那就让他自裁，彻底断绝自己母家与汉初功臣集团的联系。经过这样一套组合拳，刘恒总算是让汉初那帮骄兵悍将俯首帖耳，像当年尊崇父亲和嫡母(吕后)那样听自己的话。
诸侯王们蠢蠢欲动吗?没问题，那我就大棒加胡萝卜。一方面，刘恒假借抚恤宗亲的名义，增加诸侯王的数量(实际上是在削减诸侯王的封地和实力);另一方面，他又对和他的大政方针拧着来的诸侯王绝不心慈手软，哪怕是他那个唯一还在世的弟弟淮南王刘长。
民生凋敝百姓很苦吗?没问题，那我就大力发展经济。尽管刘恒继位是打着反吕的旗号，但是他很清楚吕后所秉持的与民休息的政策是正确的，而且力度还不够。因此，他的为政风格就是黄老之术，即国家不干预民间的经济发展，反而在现有能力的基础上大量豁免民间应缴纳的钱粮;同时，他还放开了民间的铸币权，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西汉初年的经济。在他统治中后期，确定了“三十税一”的纳税比率，可见当时汉朝的富庶程度。
匈奴屡次犯边掳掠百姓?这个问题很大，但是我会尝试解决。终文帝一生，他都没有彻底解决匈奴问题，这是事实;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一直在努力地一边减少国家损失，一边积蓄力量。一方面，刘恒采取了晁错的意见，用优惠政策吸引大量百姓屯边戍敌;另一方面，他又重新开放和亲政策，用宗室女子去换取匈奴人暂时的偃旗息鼓。重要的是，此时汉朝每一年的财富积累和GDP增长，都在为日后漠北犁庭、燕然勒铭积蓄着力量。
纵观刘恒这一生，私德方面他确实不能称得上是完美的：尽管“二十四孝”里有他一席之地，但是在母亲尚在的时候就逼死亲舅舅确实谈不上有多孝顺，更遑论对唯一的弟弟也没有手下留情;在位后期，他还出现了刘邦家族普遍存在的现象——养男宠，甚至到了把铸币权授予其宠臣邓通，以令邓家的“邓氏钱”遍布天下的程度。
从政治上，对当时人来看，刘恒的统治恐怕也不能让他们满意：在刘恒的打击下，诸侯王们虽然暂时被压制，但是其积蓄的势能终将爆发，并且在刘恒驾崩后迅速开启了一场七国之乱;而匈奴人则更是几乎年年都来打秋风，最凶险的一次甚至逼近首都长安，逼得刘恒自己都得亲自披挂前往京畿附近巡阅军队。至于“屈贾谊于长沙”之类的故事，我们就听得更多了。
但是，仍然没有人能否认，刘恒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他力求节俭，休养生息，在京城发生惊天动乱之际接手皇位，然后尽己所能将动荡不安的大汉政局拉回了正轨。终汉文帝一朝，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却实打实地让百姓收获了好处。他与其子汉景帝刘启的统治时期，被视为中华帝国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
刘恒去世后一年，刘彻出生。这位后来被尊称为“汉武大帝”的皇帝，正是站在了祖父和父亲的肩膀上，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成就：丝绸之路的开拓、独尊儒术的兴起、以及踏平匈奴的丰功伟绩，其根源都是在于文帝、景帝时期所打下的物质基础。当卫青、霍去病驰骋在草原上时，历史不会忘记，正是有着文景之治的大背景，才能有如此大的丰功伟绩。
而这一切，刘恒已经看不到了。他的临终诏书除了确定继承人外，就是对官员百姓的谆谆告诫，要百姓三日便终止服丧，恢复生产秩序;切勿强迫百姓到宫廷官府来哭灵;陵墓就按照山川形胜来修建，切莫浪费民力，等等。
几十年后，生活在武帝时代的一位史官，在《史记-孝文本纪》的最后如此赞曰：
孝文在代，兆遇大横。
宋昌建册，绛侯奉迎。
南面而让，天下归诚。
务农先籍，布德偃兵。
除帑削谤，政简刑清。
綈衣率俗，露台罢营。
法宽张武，狱恤缇萦。
霸陵如故，千年颂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