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河西四郡的户口数在7万多户、28万多人中，主要为汉人。前121年，“汉乃子浑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徙民以充实之。”前111年，“乃分武成、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历前107年，“武都氏反，分徙酒泉。”前102年，“赦囚徒，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益发戊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后屯兵以卫酒泉。”前91年，”其随卫太子发兵，……吏士者皆徙敦煌郡。”
历史意义
有学者认为，河西四郡的设立使河西地区逐步由游牧区变成了农业区，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它分割了游牧的匈奴同羌族的联系;同时，也让汉朝同天山以南的农业诸国，以及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的乌孙结成了抗击匈奴的联盟，后来天山以南的农业诸国都臣服汉朝，并入汉朝的版图，这就加强了汉朝的实力，削弱了匈奴的影响。最后，这个新兴的农业带将中原农业带和天山以南农业区连接起来。这为将来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便利，对于东方与西方的联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有效控制三大高原的核心地区，是汉民族和游牧民族在军事、政治、经济上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没有之一。
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的历史功绩主要是：扩大了汉朝对古代新疆的政治经济影响，促进了新疆统一于汉朝;将河西游牧区建设成为农业区，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提供了方便条件;发展了河西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
河西地区与新疆毗邻，在历史上两者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的联系是很密切的。东汉中期西域副校尉就常驻在敦煌，行使着西域都护的职权，后来由敦煌太守兼管西域事务。这种办法后来又为魏晋两朝所沿袭。我国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所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是把敦煌划入西域范围的，这种看法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对河西四郡，在近代以来又被人们称之为河西走廊，这是一条长达1000多公里的长廊，是通向新疆的长廊，是丝绸之路的长廊。
促进汉朝统一西域
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汉朝统一西域。河西四郡设置之后，汉朝将秦长城从令居(今甘肃省永受县)延伸到了阳关、玉门关。其烽燧深入到轮台，用以防御匈奴。这条长城的南面，就是汉朝移民屯垦的农业区，河西四郡设置之后，隔断了匈奴与西羌的联系，导致与加强了汉朝与乌孙和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的联盟，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断匈奴右臂”，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匈奴的势力。
在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前，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二个广大的农业区和二十广大的游牧区。大体说来，在长城以南，地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是汉族和百越、西南夷等少数民族从事农业生产的农业区;在长城以北和以西，包括东北与蒙古草原，天山以北草原以及青藏高原和邻近地区，则是匈奴、东胡、乌桓、丁零、乌孙、小月氏、西尧等民族从事游牧业生产的游牧区。
在西汉政府设置河西四郡以后，将河西地区由游牧区变为农业区，这就使我国原来连成一大片的游牧区，分割成了两大片游牧区，即：匈奴、东胡、乌桓、丁零、乌孙等游牧民族的北方游牧区和西羌等游牧民族的西北至西方的游牧区。新兴的河西地区农业区的出现，在所谓“隔绝羌芮”目的同时，也扩大了我国一大片农业区与两大片游牧区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在历史上，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矛盾乃至朋争虽然时有发生，但是由于游牧社会不能生产出自身所需要的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需要由农业社会供应各种手工业产品——金属工具和用具、丝绸、麻布、槽类以及槽食等：农业社会也需要游牧社会供应牲畜、皮张、畜毛等，因此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之间关系的主流始终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
农业区经济与游牧区经济的结合，才构成了我国古代封建经济统一的整体。对于匈奴史、西羌史的研究必须与秦汉史的研究密切地结合起来。此意我在本章“匈奴游牧社会的历史地位”一节中，已经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迷，这里就不再多述了。
匈奴冒顿单于在统一我国统一游牧区的过程中，使原来游牧于甘肃河西地区的乌孙族被迫西迁至巴尔喀什湖一带游牧，摆脱了原来附属于匈奴的地位，但是仍然经常受到匈奴的威胁。当时天山以北是游牧区，在这里从事游牧生活的诸“行国”，均受匈奴贵族的统治，天山以南是农业区，在这里从事定居的农业生产的诸”居国”，也受匈奴贵族的统治。《汉书·西域传》中说：”匈奴西边日逐王置憧仆都尉，使领西域，访居焉香。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汉朝政府有联络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需要，乌孙不愿继续附属于匈奴贵族，天山以南的农业国也有摆脱匈奴贵族奴隶制统治的愿望。这就是汉朝能与西域诸国结成联盟共同抗击匈奴的政治基础。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后，与西域诸国在政治、经济上的联系加强了，这就为汉朝联合西域诸国共同抗击匈奴提供了有利条件。
公元前138年，张骞与甘父第一次通使西域时，由于当时河西地区还是匈奴的游牧区，往返途中都受到匈奴贵族的阻挠，前后共费了13年的时间。公元前115年，张骞第二次通使西域到乌孙时，就非常便当，因为这时匈奴已经退出了河西地区。张骞从乌孙返回长安时带回了乌孙报谢的使者数十人，这些使者目睹汉朝的强大，为随后汉朝与乌孙结成联盟创造了条件。同时，张骞分遣副使到大宛、康眉、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及诸旁国，扩大了汉朝对西域“三十六国”及其邻近诸国的影响。
在汉朝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斗争中，汉朝以河西四郡为依托，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站在了汉朝一边，这就大大加强了汉朝的力量。
在西域，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常是与汉朝军队协同作战的，如：公元前90年《汉书·西域传》作前99年)汉武帝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牢楼兰国兵攻车师。公元前89年，汉武帝遣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兵攻匈奴，复逅开陵侯率楼兰、尉犁、危须六国兵攻车师，防备车师兵阻戳马通的骑兵。又如：公元前91年，汉宣帝初继位，解忧公主及乌孙王再次上书称：“匈奴复连发大兵侵击乌孙，取车延、恶师地，收人民去，……昆弥愿发国半精兵，自给人马五万骑，尽力击匈奴，唯天于出兵以救公主、昆弥。”汉宣帝发骑兵15万，由五将军分五路出击。乌孙兵获得大胜，俘虏匈奴人4万、牲畜70多万头，其后，西域都护甘延寿与陈汤出兵康居，消灭匈奴郅支单于所瞩部众，也主要是依靠西域诸国的兵力。
在汉朝联合乌孙和天山以南诸农业国共同抗击匈奴的过程中，“西域思汉威德，成乐内属”，这是由于匈奴在西域设立憧仆都尉，征收“马畜毡JI”、“赋税诸国”，而汉朝对于西域诸国“无取于彼”。比起奴隶制的匈奴来，封建制汉朝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是高出很多的，汉朝加之于西域各国的负担也是比较轻的;两相比较，乌孙与天山以南诸农业国是乐意亲近汉朝的。
天山以南的请农业国依靠自身的力量，不能抗御匈奴贵族的奴隶制统治与掠夺。这些农业国都属于小国寡民，其大者如龟兹国仅8万余人，于阗国与疏勒国均不足2万人，其小者如且宋国、小宛国等仅1000多人。而且这些农业小国各自孤处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绿洲，也难于形成一个联合的力量。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是愿意归服汉朝的。这个伟大的抉择，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西汉未年，由于王莽对匈奴和西域采取了一系列荒谬的措施，导致匈奴贵族再次统治天山以南诸国。“匈奴敛税重刻(苛)，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服，愿请都护。”其后，东汉政府设置了西域都护。
为着发展同西域各国的交往，为着与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的需要，公元前101年，汉武帝设置使者校尉，开始在轮台、渠犁屯田。公元前64年，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使护鄯善以西诸国。公元前60年，汉宣帝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西域都护的设置，使西域正式成为了汉朝版图。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因为把西域“三十六国”合并到当时世界上经济文化最先进的汉朝，就为抵抗匈奴贵族的骚拢，制约诸小国间的纷争，保障社会安定、发展经济文化提供了保证。
促进中西交通发展
河西四郡的设置，便利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有关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远在张骞、甘父通使西域之前就开始了。但在这之后，由于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政治关系，促进了官方和民间商业贸易的发展。关于东西双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路线，有些国外的学者曾提出过森林道与草原道的说法，最重要的通道毕竟还是经过农业区的通道，即由长安由发，经过河西四郡，到达新疆，再继续西行，前往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因为通过农业区的道路比较安全，食宿比较容易解决，在旅途中所需用品的补充也比较方便，而且在农业区人口密集，有较多较大的城镇，沿途呸可以进行贸易。
河西四郡设立后，这个新兴的农业区的出现，使两个古老的农业区，即中原农业区与天山以南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更进而与葱岭以西的古老的农业区联系起来了，使大片的农业区连接起来了就为东方与四方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通道。
优秀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来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各国、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远古就存在，因为它对于各国、合民族人民都是有利的，从来都是势不可挡的。自从汉朝设置河西四郡和统一新疆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大化交流加强了，中国的丝绸、先进的冶金技术、造纸、指南针、印刷术、火药、茶叶、容器、漆器以及大黄等药材、排萧等乐器传到了西方各国，从新疆或通过新疆，西方的良种马(天马)以及棉花、胡桃(核桃)、胡葱(洋葱)，胡菜(香菜)、菠菜(波斯菜)、葡萄等多种农业植物传到了我国内地，西方的音乐、舞蹈、杂技以及箜篌、四弦曲颈琵琶筹多种乐器传入了内地。西方的宗教一佛教、景教(圣督教的一支，属于聂斯脱里派)、袄教也传入了;伊斯兰教的传入，海路虽较陆路为早，但由陆路传入的影响却甚大;而今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主要聚居在我国西北地区，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促进中国与西方各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丰富中国与西方合国的经济文化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对于这条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学者称之为丝绸之路，这名称渐为世界各国所采用。在古代，中国与印度、波斯、希腊、罗马等国间商品的流通，是通过各国的商人进行的。这些商人们的活动，在正常的情况下，并不像马拉松运动员，由起点一直跑到终点;却很像接力赛跑的运动员，逐站传递。中国丝绸运销希腊、罗马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中间要经过汉族商人、新疆各族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以及希腊。罗马的商人之手，才能在希腊、罗马的市场上销售。在各国商人中;粟特商人是特别活跃的，在新疆各城市和敦煌、武威、长安、洛阳等地都有粟特商人的聚居点。汉族商人也在新疆从事商业活动。在英国人包尔欧编译的《新疆出土怯卢文简牍》之中就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从长安到终点站之间的许多城市，都起着中继站的作用)河西四郡和新疆的主要城镇也都起着这样的作用。东方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发展。
在丝绸之路上经济文化的交融，实际上包括若国外与国内两个部分。古代的新疆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和荟萃的地方，许多由西方传来的文化，一般都先传到新疆，再传入内地;许多由内地情出国外的文化，一般也是先传到新疆，再传到国外。譬如，许多农作物、乐器以及佛教等传入内地的情况就是这样，内地的丝绸、冶金技术传在国外也是这样。
河西四郡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新疆境内的于阗、疏勒、龟兹、高昌，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丝绸之路的畅通曾经促进了这些城镇的繁荣发展。这些城镇在对外贸易上的重要地位，大可与海运大开以后一些沿海城市的憎况相比拟。
河西四郡的设置，促进了这个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西汉政府设且河西四郡后，这片古老的游牧区所以能够地速变为新兴的农业区，是有其特别优越的条件的。
首先，由内地移居到这里的移民，主要是汉族农民，他们是带着内地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到这里来的。移民的成员正如《汉书·地理志》中所说：“其民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悖逆亡道，家属从焉。”下贫当然指的是贫苦农民，“抱怨过当”和因反抗封建统治而校目为“悖逆亡道”的人，也都主要是农民。这些在内地缺地、无地的农民，到了河西地区之后，面对千年沉睡的肥沃荒原，就大有用武之地了，迅速地发展起了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这也正如《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以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
其次，这里的农业是灌溉农业，不受旱涝灾害的威胁，农业生产在未失去水土平衡以前，是可以稳定地发展的。光靠大气降水(雨、雪)是不能够进行农业生产的，得天独厚的是发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滋润着河西大地，可以引水灌田，在自然地理上河西与新疆有许多共同之处，在河西和新疆有一种传统的流行的说法)说什么“高山雪灌田畴”，这种说法容易产生误解，好像无山和祁连山里有着无尽冰雪可资融化似的。其实在天山和祁连山巨大的山区中，年降水量都是比较高的。如果在天山和祁连山巨大的山区中，没有较高的年降水量，就不会有众多的河流从天山和祁连山中流出。正是由于有着这些河流，才保证了在干旱地区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在封建社会里，农业生产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是造成这个地区城市发展、商业繁荣、文化发达的根本条件。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兰州、武威、酒泉等地清理了汉代墓葬500多座，出土了大批文物。出上文物中有大量的木简、漆器、陶器、铜器、铁器、丝织品、度量衡具、天文仪等等。例如，1969在武威雷台的一座东汉“张姓将军墓”中，出土的文物中有铜马39匹，铜牛1头，铜车10辆，有一匹“铜奔马昂首扬尾，头微左顾，三足腾空，右后足踏一飞鸟，鸟似鹰，展翅回首，是一件罕见的古代艺术珍品”。为数众多的两汉魏晋时代文物的出土，表明了当时当地的手工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考古工作者还在订西地区魏晋时代的墓葬中发现了近干幅壁画，仅嘉峪关市的六座墓葬中就有600多幅壁画。在这些壁画中有犁地、播种、耢地、打场、采柔、养蚕、放牧等汉族和少数民族农民生产劳动的画卷，也有坞壁(封建庄园)内地主阶级在奴仆侍奉下宴饮、歌舞的画面，在这些圭画所见到的犁、违枷、耙、耢等农具，与作者解放前在山丹县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时所见到的基本相同。这没有什么奇怪，农业生产上的墨守成规，生产工具千百年来很少变更，原是封建社会的一般通例。在河西地区魏晋墓室中众多壁画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最可信的形象资料，其学术价值是很高的。
在古代河西地区发达的封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发达的封建文化，此事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列举三事。(1)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2)西凉乐的深远影响;(3)石函寺艺术的成就，作简略的说明。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思想一直是中国的统治思想。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历调历代的帝王将相都把宣扬儒家思想，作为加强其统治的思想.因此儒家思想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政治生活的影响，远远超过品教。道教等宗教教义的影响。因此，在敦煌石窟这样的宗教寺院的“遗书”中，居体还保存有《论语》、《孝经》等多种儒家经籍。在武威汉墓中曾发现《礼记》木简。魏晋以来，河西地区出过许多位著名的文人。《资治通鉴》卷一二三曾说：“永嘉(308一313年)之乱，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仅在《魏书》中列有专传的河西著名文人就有张湛、段承根、阴仲达、索敞、程骏、常爽、江式等人。他们当中有著名的经学大师、历史学家、文字学家，并有著作传世。《魏书》列传第四十卷有一段评论说：“赵逸等皆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价重西州，有闻东国，……”这一卷中共有11人的传记，除3人为安定人，2人为金城人外(二地均在今甘肃境内)，余7人中5人为敦煌人，2人为武戚人。河西地区的人文蔚起，是和当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着的。
西凉乐是在河西地区融合汉族音乐与龟兹音乐而形成的一个乐种。西凉乐的乐器很丰富，有汉族乐器钟、磐、丝、筝、排萧，有龟兹乐器??五弦(五弦的直颈琵琶)，还有国外传人的琵琶(四弦曲颈琵琶)、箜篌、铜钹、贝蠡等。西凉乐的各种乐器的形象以及演出的情况，从魏晋墓葬和石窟寺的壁画中都可看到。在敦煌石窟遗书中，已经发现有古代乐谱和好几百首曲子词。这些都为深入研究西凉乐和我国的古代音乐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西凉乐是在北朝时传人内地的。在隋唐燕乐中，龟兹乐与西凉乐最为流行，影响也最大，它们不仅对内地的音乐舞蹈，而且对宋词、元曲、戏剧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西凉乐中的大曲，对我国戏曲的发展影响很大。笔者曾写过《西凉乐与伊州乐》一文，发表在《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可供参考，这里就不再作详细说明了。
甘肃境内的石窟寺共有20多处，其数量在中国各省区中是最多的。在河西地区著名的石窟寺有：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以及玉门昌马、酒泉丈殊山、肃南马蹄寺和金塔寺、凉州天梯山等石窟寺。在这些石窟寺内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彩塑和题记，为研究1000多年间河西地区的文化提供了珍贵的资料。特别是敦煌莫高窟为全世界所瞩目的一座文化宝库，加之敦煌石窟遗书的发现，敦煌学已经成为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如果没有河西地区雄厚的社会财富，为数众多的两汉魏晋的豪华墓葬和美轮美矣的石窟寺是建立不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