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朝代的兴衰与更替，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带您走进南北朝时期梁武帝萧衍的故事。

　　一、调节士族和寒门之间的矛盾

　　502年，萧衍平定了南齐萧氏的内乱，掌握了国家大权，于是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于是开启了梁朝。梁武帝上台后，注意到刘宋和南齐灭亡的教训，十分勤勉政务，孜孜不倦。例如他每天五更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及时在寒冬到来，双手冻裂也未停止;他虚怀纳谏，在宫门前设置谤木函和肺石函以接纳臣民的谏议，其中谤木函主要用于招纳贤才，肺石函是接受对政务的建议和批评;他重视吏治，对于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员大加提拔;他提倡节俭，其衣被很少换新的，“一冠三年，一被二年”，吃的也十分简便，因为提倡佛教的因素，他基本就喝粥吃素，甚至一天只吃一顿。

　　梁武帝虽然如此勤政，但是依然难以解决从魏晋以来积累下来的社会弊病。魏晋以来，士族强盛，他们往往左右国家大政，甚至威胁皇权。到了南朝，寒门出身的军人掌权，他们又提拔寒门以抑制士族，使得士族和寒门的矛盾突出。而南宋的刘宋和南齐也过分加重宗族的权力，派遣宗室子弟驻扎地方，导致宗室最终互相残杀，王朝迅速崩溃。梁武帝也是在南齐的宗室残杀中乘机掌权的，他力图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梁武帝认为宋齐内乱的根本在于寒门权重，因而他逐渐恢复士族的权力，通过满足士族的利益需求来换取他们的支持。为此，他命令王僧孺编撰《百家谱》，改变士庶不分的状况，为士族正本清源。从此《百家谱》成为士族举荐的依据。梁武帝于506年下令：“凡请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ー人”，也就是确保每个州郡士族都有人在朝廷当官。为了增加士族当官的名额，梁武帝将百官九品定为十八班，又增设镇、卫将军以下为十品，分二十四班，共有名号一百二十五个，以此扩充官员数量。在地方，梁武帝大幅度增加州县数量，巧立名目。

　　南朝时期，士族已经开始走向衰落。梁武帝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提拔士族，讨好士族，算是开了历史的倒车，最终也并未得到什么好处。士族“崇尚玄虚，菲薄吏治”，对具体的政务不感兴趣，因此梁武帝也只能委任寒门掌握关键位置，如寒门朱异为中书通事舍人，“居权要三十余年”。提拔寒门，也使得士族和寒门的矛盾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为梁朝前期的稳定奠定了基石。

　　二、从三教并行到推崇佛教

　　南朝的帝王虽然大多数出生庶族寒门和武将，但是大多数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梁武帝萧衍是其中的代表。萧衍在称帝之前就已经以才学出名，在南齐永明年间，许多文人学士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身边，人们将其中最杰出的称为“竟陵八友”，其中有谢脁、沈约、任眆、范云等，而萧衍也是其中之一。萧衍在诗歌创作方面颇具成就，他在称帝后又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推动了梁朝文学的繁荣。

　　萧衍在音乐、绘画、舞蹈、书法等方面也颇有研究。音乐方面，《隋书·音乐志》说萧衍“既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他崇尚佛教，因而创造许多与佛教有关的乐曲;绘画方面，萧衍善画花鸟与走兽，重用当时的画家张僧繇;书法方面，萧衍在帝王中算是杰出的，他写下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草书状》、《答陶隐居论书》、《古今书人优劣评》四部书法理论，他也第一个推崇王羲之书法的帝王，对后世书法创作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不过萧衍在文化上的贡献，最多还是思想领域。自从魏晋以来，玄学兴起，佛教传播，过去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萧衍于是将佛学、儒学、玄学的思想进行了综合的研究，开始推行“三教并行”的政策。萧衍从小爱读经书，曾撰《群经讲疏》二百余卷、《通史》六百卷。在继位后，他主张兴修国学，增广生员，立五经馆，置五经博士，命群臣撰吉凶军宾嘉《五礼》一千余卷，使得儒学的地位有一定的复苏迹象。《南史》评价到:“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而北方的高欢也说“江东有一吴儿老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他用儒家的礼来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用道家的“无”来劝诫人们清净自然，有佛教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来消磨人们的抑制。萧衍的政策，对后来隋朝的“三教合一”、唐朝的“三教并行”以及宋明理学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梁武帝后期，尤其崇尚佛教，他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推行佛教信仰的帝王。《梁书》记载梁武帝在527年、529年、546年共三次“舍身同泰寺”，也就是到同泰寺出家。每一次出家，群臣都集资了一亿钱才将他“赎回”，这其实是梁武帝想方设法为寺庙积攒钱财。在梁武帝的推崇下，梁朝佛教快速发展，寺庙林立、僧侣众多，仅仅建康城有“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史书记载梁朝的有大量的百姓成为僧侣，“天下户口几亡其半”。

　　梁武帝后期也是身体力行地遵守佛教的教义。晚年的他每天吃一顿饭，饭菜也是“膳无鲜腴，豆羹粝饭而已”“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不饮酒，不听音声”。但是他过分推崇佛教，最终消耗了大量的民脂民膏，加剧了社会矛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佛教的盛行，也反映了大量的自耕农破产，他们只能“假慕沙门，实避调役”。萧衍未能从根本上去解决社会矛盾，而是借助佛教来消磨人们的意志，这是无法长期维持稳定的。

　　由于过分推崇佛教，社会上也产生了空谈的风气。如昭明太子“招引名僧，谈论不绝”;晋安王萧纲“善言玄理”;州迎主簿江紑“好老庄玄言，尤善佛义”，当时的情况可谓“普天信向，家家斋戒，人人忏礼，不务农桑，空谈彼岸”，甚至他们空谈玄理而不习武事，著名的隐士陶弘景曾经预言萧梁将步魏晋空谈亡国的后尘，后来的历史证明果不其然。佛教思想传播也破坏着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使父子之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朋之信绝”，后来梁朝出现了侯景之乱，而官员们竟然无所畏惧、望风而逃，萧氏宗室更是骨肉相残。

　　三、好大喜功，最终国破家亡

　　梁朝后期，北魏因为六镇起义陷入内乱，这给南朝的北伐提供了天赐良机。但此时的梁朝已经被政治腐败、社会矛盾给拖住了。梁武帝前期的政治总体比较清明，后期就比较昏庸，主要的表现有佛教泛滥、朝政腐败、农民起义兴起。在朝政方面，朱异独揽大权，贿赂公行，胡三省说:“专任朱异，梁殆矣”。而梁武帝对于大臣宗室的腐败是纵容的，但他得知六弟萧宏的府库中藏的是钱财而不是兵器的时候，大悦，说：“阿六，汝生活大可”。

　　由于梁武帝时期州郡数量和官僚机构膨胀，因而百姓的负担也不断加重，可谓“刑役荐起，民力凋流”。梁武帝对宗室、官僚等十分宽容，但是对平民却是十分残忍，施用严刑峻法，史称他“收缚无罪，逼迫善人，民尽流离，邑皆荒毁，由是劫抄蜂起，盗窃群行”。在梁朝后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流民，甚至出现了农民起义。

　　面对如此的局面，梁武帝不仅不听劝诫，反而想乘北魏大乱之机北伐，建立功业。505年，梁武帝大举北伐，“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之所未有”。可是梁武帝舍弃名将韦叡不用，而以儒怯无能的六弟萧宏为主帅，结果还未交战，萧宏就仓皇难逃，随后大军纷纷散归，损失了5万人。随后北魏大军进攻准南，幸亏昌义之、韦叡等率死战才扭转大败的局面。

　　528年，北魏内战，梁武帝企图将元颢送回北魏，以遥控之，于是派遣陈庆之率众七千北伐。陈庆之攻下了洛阳，不久又经47次战役，攻下了三十二城，战无不胜。但是陈庆之毕竟孤军深入，而梁武帝却没有派遣大军去支援，结果尔朱荣反攻，陈庆之全军覆没，梁武帝的北伐事业宣告结束。

　　535年，北魏正式分裂为了西魏和东魏，分别是宇文泰和高欢控制。北魏六镇起义后，羯族将领侯景投靠高欢。高欢去世后，高澄试图夺侯景的兵权，于是侯景投向于宇文泰。但是宇文泰直接派遣大军接收侯景占有七州十三镇，侯景走投无路，只好投奔梁朝。梁武帝于是认为北伐的机会又来了，于是配合侯景出兵，结果还是惨败而归。

　　之后，东魏方面和梁武帝谈判，提出只要梁武帝消灭侯景，东魏就可以释放战俘。梁武帝在谈判过程中并未限制侯景，于是侯景决定起兵，这一起兵不得了，导致了整个梁王朝的崩溃。侯景的军队虽然不多，但他一路上宣布释放奴婢，得到了大量的依附民支持，军队迅速扩大。548年，侯景攻破了建康城，萧衍被饿死，梁朝也就是名存实亡了。此后，萧氏宗室开始大规模的自相残杀，荆州、益州、梁州等大片土地被西魏占据。

　　侯景之乱，大大改变了南北朝的历史格局。首先在阶级上来说，南朝的士族遭到了几乎毁灭性的打击，从此士族开始退出最高的政治舞台。从南北政局来说，南朝的土地面积从260万平方公里缩小到了130万平方公里，经济又遭到破坏，国力衰微，失去了与北朝并立的实力，最终被北朝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