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出身四川眉山的文学世家，父亲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弟弟苏辙同样是一代文豪，父子三人共同撑起了北宋文坛的半壁江山。他二十一岁赴京参加科举，主考官欧阳修读到他的应试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惊叹于其笔力的雄浑开阔，甚至断言“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苏轼就此名动京城，成为北宋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青年时期的他胸怀报国之志，带着一身锐气踏入仕途，本以为能在朝堂之上施展全部抱负，却没想到一场横跨数十年的人生起落，正在前方等着他。
北宋中后期新旧党争愈演愈烈，苏轼既反对王安石变法里部分操之过急的举措，也不赞同司马光上台之后全盘废除新法的极端做法，他不肯依附任何一方势力，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政见，结果同时被新旧两派排挤。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被新党中的政敌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名逮捕入狱，在狱中被关押一百三十多天，险些丧命，最终被贬到黄州担任没有实权的团练副使。这场从天而降的无妄之灾，成了他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
在黄州的数年间，俸禄微薄，生活困顿，苏轼带着家人在城东的一片荒地上开垦耕种，自号“东坡居士”，彻底褪去了此前青年名士的浮躁与锐气，在田园劳作、山水漫游之中完成了心境的蜕变。他没有在低谷里消沉抱怨，反而在最窘迫的烟火生活里，写下了一批震古烁今的作品：在黄州的雨路之中漫步，他写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定风波》；夜游黄州赤壁，他挥笔写下《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把人生的失意、对历史的感慨全部融入文字之中，文风从此变得通透开阔，汪洋恣肆，再也没有了年轻时的锋芒。
此后的大半生里，苏轼的仕途始终在不断的贬谪之中颠簸：从黄州到惠州，再到更远的儋州，一次比一次偏远，境遇一次比一次艰难。年近花甲被贬惠州，他没有陷入悲苦，反而被岭南的荔枝打动，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六十二岁被贬到当时被视作蛮荒绝境的海南儋州，他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在当地开学堂、兴教化，把中原的文化火种带到了南疆，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豪迈诗句。无论境遇落到何种谷底，他始终能在困顿之中找到生活的趣味，把贬谪的苦日子，过成了充满诗意的漫游。
苏轼的诗文覆盖了诗、词、文、书法、绘画几乎所有的文学艺术领域，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突破了五代以来婉约绮丽的局限，开创了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书法位居“宋四家”之首。但后世千百年的人们喜爱苏轼，从来不止是因为他冠绝当世的才华，更是因为他无论遭遇何种人生起落，都始终保持的那份豁达与通透。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后人：人生的风雨从来都无法避免，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登上巅峰时的意气风发，而是在跌入谷底之后，依然能笑着把苦难活成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