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出身江西临川的官宦家庭，二十二岁考中进士，此后在地方为官长达十余年。他在鄞县任知县时就曾试行青苗法，在青黄不接时把官仓的粮食低息借给农户，帮助百姓度过粮荒，既避免了地主豪强用高利贷盘剥农民，也让官仓的粮食新陈更替，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改革经验。嘉祐三年他向宋仁宗呈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提出全面革新朝政的主张，却没有得到保守的仁宗朝廷的回应，直到年轻的宋神宗即位，这位一心想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局面的君主，才真正看到了王安石的改革价值。
熙宁二年，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设立专门主持变法的“制置三司条例司”，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就此拉开大幕。王安石的改革思路和此前庆历新政侧重整顿吏治完全不同，他把核心突破口放在“理财”之上，提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通过增加普通百姓的赋税，而是通过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激活生产活力，来实现充盈国库的目标。短短数年间，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等十余项新法相继在全国推行，从农业、商业、军事、基层治理等多个维度，对北宋旧有的制度体系进行全面重构。
新法推行之后，很快就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农田水利法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兴修水利的热潮，数年间组织各地兴修水利工程一万多处，新增灌溉农田三十六万多顷，大量此前无法耕种的荒滩沼泽变成了良田，粮食产量大幅提升；方田均税法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查出大量被地主豪强隐匿的田产，迫使这些占有大量土地的富户按实有田亩缴纳赋税，一举解决了北宋开国以来田籍混乱、赋税不均的百年积弊；朝廷的财政收入迅速增长，到元丰年间，北宋的官仓积蓄堆满了府库，足够朝廷数十年的财政支出，彻底扭转了此前“百年之积，惟存空簿”的财政赤字局面。
但这场大刀阔斧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新法在基层执行的过程中逐渐出现走样：原本用于帮扶农户的青苗法，被部分地方官吏变成了强制摊派的官方高利贷，不管百姓需不需要，都必须向官府借贷付息；免役法在推行中不断提高缴纳额度，部分原本享有免役特权的中小地主和普通农户，负担反而有所加重。同时新法严重触动了贵族、大官僚、大地主的核心利益，朝堂之上新旧两派的党争愈演愈烈，从政见分歧逐渐演变成无休无止的权力倾轧。熙宁七年，王安石在巨大的反对声浪中第一次被罢相，次年虽短暂复相，却再也无法获得宋神宗完全的信任，熙宁九年他最终第二次罢相，退隐金陵。
王安石离开朝堂之后，宋神宗依然坚持独自推行新法，直到元丰八年神宗病逝，高太后起用司马光为相，几乎所有新法在一夜之间被全部废除。这场前后持续十六年的变法，最终以“人亡政息”的方式落下帷幕。虽然变法没有完全达成王安石预期的理想效果，也在执行中出现了诸多弊病，但它确实让积贫积弱的北宋一度实现了府库充盈、军力提升的局面，在河湟地区开边数千里，收复了唐末以来丢失的大量故土。后世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历经数百年的起伏，从南宋到晚清长期被主流舆论否定，到近代之后才重新被人们看见其富国强兵的改革内核，它留下的经验与教训，直到今天依然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