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幼年丧父，随母改嫁朱氏，在贫寒之中苦读及第，从地方小官一步步升任朝中重臣，数十年的宦海生涯里，他始终以“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志向，在地方兴修水利、兴办学校，在西北统兵御敌，是朝野上下公认的名臣。北宋立国之后，经过数十年的承平发展，到仁宗朝时，内部冗官、冗兵、冗费的积弊已经彻底凸显：全国官员数量比宋初增长数倍，军队人数突破百万，财政年年入不敷出，对外对西夏作战屡战屡败，内部各地民变此起彼伏，整个王朝已经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
庆历三年，宋真宗时代的“澶渊之盟”换来的和平已经维持近四十年，北宋的财政压力和吏治腐败问题再也无法回避。宋仁宗终于下定决心推行改革，专门把在西北主持边防、威望极高的范仲淹召回朝中，任命他为参知政事，同时任命富弼、韩琦等名臣作为改革的核心助手，正式拉开“庆历新政”的序幕。宋仁宗亲自打开天章阁，把纸笔亲手交到范仲淹手中，要求他立刻拿出系统的改革方案，这份信任让范仲淹再也无法推辞，很快就呈上了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正式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核心改革举措。
新政的第一刀，直接砍向了北宋最根深蒂固的吏治积弊。此前北宋官员的升迁完全按资历熬年头，不管政绩优劣，只要熬到年限就能自动升官，导致大量庸官占据位置，行政效率极度低下。范仲淹首先改革官员考核制度，派出一批按察使前往全国各地巡查，直接把尸位素餐的庸官名字从官籍里一笔勾销。富弼当时在一旁看得于心不忍，劝他说“你一笔勾掉一个名字，这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却回答：“一家哭，总比一路的百姓都哭要好。”短短几个月里，就有一大批无能的地方官员被罢免，整个官场的风气为之一振。
紧接着新政又推出一系列配套举措：改革科举制度，不再以诗赋作为科举的核心考核标准，转而重点考察实际的治世能力；严格限制恩荫制度，官员的子弟不能再靠父辈的恩荫直接入仕，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获得官职；在全国大规模兴办地方学校，让寒门子弟有更多读书入仕的机会；同时大力推行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等政策，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短短一年时间里，北宋的吏治面貌焕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升，财政的亏空局面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好转。
但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严重触动了贵族、官僚和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大量被剥夺特权的守旧官员联合起来，不断向宋仁宗进献谗言，诬陷范仲淹、富弼等人结党营私，意图架空皇帝。随着反对的声浪越来越大，原本支持改革的宋仁宗最终也产生了动摇，庆历四年，范仲淹被迫自请离开京城出巡边事，随后新政的所有举措几乎全部被废除，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仅仅持续了一年四个月就宣告失败。庆历新政虽然没有成功，却开启了北宋士大夫主动推动变法的风气之先，三十多年后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正是直接继承了范仲淹的改革理想，为北宋的王朝自救写下了序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