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开元四年，刚刚结束姚崇“救时之相”阶段的大唐，正需要一位秉持法度、整肃纲纪的执政者，来承接此前的改革成果。宋璟临危受命接任宰相，他以刚正不阿的品格坚守治国底线，不徇私情、整饬吏治、杜绝侥幸、轻徭薄赋，用数年的持重施政，为开元盛世的长期稳定筑牢了制度根基，和姚崇一同被后世并称为开元初年的两大名相。
从武周走来的直臣底色
宋璟的从政生涯起步于武则天时代，他天生刚正，绝不屈从权贵的压力。当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恃宠乱政，满朝文武无人敢直言指责，唯独宋璟当面坚持要求武则天将二人交付司法审判，哪怕武则天多次下旨赦免，他也不肯退让半步，最终硬是迫使武则天同意将二张收监审问。哪怕后来因此遭到权贵排挤，被外放到地方担任都督、刺史，他也始终不改秉公用权的底色，在各地打击豪强、安抚百姓，留下了极佳的官声。
唐中宗、唐睿宗时期，宋璟又先后顶住韦后、太平公主两股势力的压力，坚决抵制权贵们的“斜封墨敕”——也就是绕过正式官制体系私下授官的乱象，一口气裁撤了数千名靠关系混入官场的冗官，让混乱的选官秩序得到初步整顿。这份数十年如一日的刚正品格，让他在朝野上下积累了极高的威望，也让刚刚登基不久、想要彻底扭转武周以来朝纲松弛局面的唐玄宗，认定他是接替姚崇、主持开元新政的最佳人选。
以法度为核心整肃朝纲
宋璟拜相之后，没有像姚崇那样推行大刀阔斧的权变改革，而是将核心精力放在了重建朝廷的法度权威上。他首先从君臣关系的底线抓起，坚决反对唐玄宗出于私恩随意突破制度给身边近臣、外戚授予超额的赏赐与官职，甚至敢于直接退回皇帝私下发出的不合规矩的手诏，要求所有政令都必须经过中书门下的正规程序审核，从源头杜绝了人治大于制度的乱象。
针对此前朝廷盛行的“请托之风”，宋璟定下铁规，所有官员的选拔、升迁、考核全部严格按照制度标准执行，哪怕是和他有旧恩的故人前来求情，他也一概严词拒绝。他的远房亲戚宋元超，原本在吏部候选，特意对外宣称自己是宋璟的叔父，想要谋求一个优先升迁的机会，宋璟得知之后，不仅没有为他开后门，反而特意给吏部发文，直接取消了他的候选资格，让整个官场的请托风气为之一清。他还主持修订了全国的律法与典章，将贞观、永徽年间的善政重新梳理定型，让整个朝廷的行政运行全部纳入明确的法度框架之中，彻底终结了此前数十年朝令夕改的混乱局面。
为盛世打下长期稳定的制度根基
宋璟辅政的数年间，他始终坚持“宽赋敛、省刑罚、禁边功”的施政原则，反对唐玄宗在国力刚刚恢复的时候就轻易发动对外战争，主张让百姓安心务农、积蓄国力。他甚至冒着触怒皇帝的风险，坚决拒绝了各地官员提议的为唐玄宗敬献“圣明”祥瑞、举行封禅大典的请求，劝诫玄宗不要沉迷虚名、滥用民力。
在他的主持下，开元初年的大唐官场风气变得清明严肃，行政效率大幅提升，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被压到了极低的水平，整个社会从武周末年的动荡之中彻底安定下来，人口与经济都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增长。后世评价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前后相继，一个以权变革除积弊，一个以法度稳固成果，共同把大唐王朝推向了开元盛世的巅峰。宋璟留下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奇功，而是一套被严格恪守的清明法度，正是这份对规则的坚守，让开元盛世的繁荣得以延续数十年，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负盛名的治世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