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完我（1593-1665），字公甫，辽阳人，明末清初政治家、改革家，其人生轨迹堪称一部充满戏剧性的权力沉浮录。他以“参汉酌金”的政治理念推动满汉融合，却因性格缺陷屡遭贬谪；他主导修订《大明会典》与《太宗实录》，却在晚年深陷党争漩涡。这位历经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的权臣，最终以“太子太傅、少傅”之衔病逝，谥号“文毅”，其结局既包含个人命运的波折，更折射出清初政治生态的复杂性。
一、从奴隶到权臣：天聪年间的崛起与陨落
宁完我出身贫寒，早年因战乱被掳至后金为奴，隶汉军正红旗。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开设文馆，选拔汉人知识分子入职，宁完我凭借对《大明会典》的熟稔与“参汉酌金”的政治主张脱颖而出。他提出“我国六部之名，原是照蛮子家立的”，主张在保留满洲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明朝制度完善后金官制。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皇太极的改革方向，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仿明制设六部，宁完我任吏部承政，成为满汉融合的关键推手。
然而，宁完我的性格缺陷逐渐暴露。他行事鲁莽，天聪三年自制《行军律》欲强推于军中，遭满洲贵族抵制；天聪六年（1632年），他因违令赌博被革职，虽经皇太极赦免，但十年后（1640年）再次因“杯酒醉语伤人”被夺官解任，沦为贝勒萨哈廉家奴。其被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以古大臣自期”的傲气与皇太极集权需求的冲突——当宁完我屡次直言“伐明当取山海关”等战略时，皇太极更需的是绝对服从的奴仆，而非有独立思想的谋士。
二、顺治朝的复出：从谏臣到党争工具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宁完我迎来政治生涯第二春。他参与修订《明史》，主导翻译《三国志》《洪武宝训》，以汉文化巩固满洲统治。顺治二年（1645年），他升任内弘文院大学士，成为汉臣核心。然而，其性格中的“孟浪轻躁”再度引发危机。顺治十一年（1654年），宁完我借“任珍案”弹劾陈名夏，指控其“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将陈名夏的言论曲解为“变清为明”。此举直击顺治帝敏感神经——此时清朝正强制推行“剃发易服令”，陈名夏的“复明”言论被视为叛国。顺治帝怒斩陈名夏，宁完我则因“告发有功”巩固地位。
但这场党争胜利背后，是宁完我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他早年主张“参汉酌金”，此时却成为镇压汉人文化认同的急先锋。这种矛盾折射出清初汉臣的生存困境：为获取信任，他们不得不否定自身文化根基，甚至成为满洲统治者的文化打手。宁完我的谥号“文毅”（“文”表学识，“毅”表刚毅），恰是对这种复杂性的隐喻——他既是文化融合的推动者，也是文化压迫的参与者。
三、康熙初年的谢幕：谥号背后的历史评价
康熙四年（1665年），宁完我病逝于北京，享年72岁。康熙帝追赠其“太子太傅、少傅”，谥号“文毅”，并按一品官例赐祭葬。这一殊荣与宁完我的历史贡献密不可分：他修订的《太宗实录》成为研究清初历史的核心史料；其“参汉酌金”思想为清朝“清承明制”奠定基础；他翻译的《洪武宝训》更被乾隆帝誉为“满洲治国之宝”。
然而，官方评价与民间记忆存在张力。宁完我晚年深陷党争，被《清史稿》隐晦批评为“性狷介，好直言，然不免躁竞”；其弹劾陈名夏的行为，更被后世视为“汉奸互噬”的典型。但若置于具体历史语境中，宁完我的选择具有合理性：作为被掳为奴的汉人，他需通过极端忠诚证明自身价值；作为改革者，他必须在满洲传统与汉人制度间寻找平衡点。这种挣扎，恰是清初“以夷制夷”政治策略的微观呈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