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商英（1043—1121年），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新津（今四川省新津县）人，是北宋中后期政坛与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他历经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官至尚书右仆射（宰相），以直言敢谏、力主改革著称，同时以护持佛法、推动三教融合的文化贡献闻名。其生平跌宕起伏，既展现了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也折射出北宋中后期复杂的政治生态与思想潮流。
一、仕途起伏：从变法先锋到权相斗争的牺牲品
张商英出身于蜀地新津的耕读世家，自幼受兄长张唐英（北宋史学家）影响，警敏强记，日记万言。治平二年（1065年），他以进士及第入仕，初任通州主簿，后调任南川知县。在地方任职期间，他以智谋劝降渝州叛蛮，展现政治才能，被章惇推荐给王安石，参与熙宁新法的推行。他支持青苗法、免役法等改革措施，曾上书神宗：“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陵土未干，即议变更，得为孝乎？”以“孝道”维护新法，成为变法派的中坚力量。
然而，随着元祐更化（1086—1093年），司马光等旧党废除新法，张商英被贬为河东刑狱，辗转河北、江西、淮南等地。哲宗亲政后，绍圣绍述（1094—1098年）重启新法，他重返朝堂，任右正言、左司谏，弹劾旧党人物，主张“尽绍述之美”。但与蔡京的权力斗争使其仕途再陷低谷：崇宁元年（1102年），他因指责蔡京“身为辅相，志在逢君”被罢知亳州，列入元祐党籍；大观四年（1110年），蔡京失势后，他拜尚书右仆射，推行“绍述新政”，改革币制、恢复转般仓、行钞法以通商旅，并劝徽宗节俭，抑制奢华土木之工，获“商霖”之誉。然而，政和元年（1111年）因与方士郭天信往来被弹劾，再次罢相，终老地方。
二、政治理念：改革弊政与直言敢谏的士大夫精神
张商英的政治生涯贯穿北宋新旧党争，其立场以“改革弊政”为核心。他主张“法若有弊，不可不变，但不失其意足矣”，既坚持王安石变法的基本框架，又反对蔡京等权臣对变法的扭曲。例如，他批评蔡京以“绍述”为名钳制士大夫、禁锢言论，强调“神宗修建法变，务以灭大害，兴大利”，而蔡京当权期间“打着继承神宗以来实行的新法为幌子借以钳制皇上”，导致“积怨中外”。
其直言敢谏的风格尤为突出。任宰相期间，他力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甚至使徽宗修葺升平楼时“必匿匠楼下”以避其锋芒。在地方任职时，他关注民生，疏浚河道、修缮学宫、治理涝灾，并上书加强枝江、江陵淘金业管理，体现“一话一言皆以百姓为本”的为官理念。这种“忧国而不惜官”的品格，使其在新旧两党中均树敌众多，却赢得后世“摧蔡京，论杨戬，转仓平货，宽民通商”的评价。
三、文化贡献：三教融合的推动者与佛教护法
张商英不仅是政治家，更是北宋中后期三教融合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早年受儒家教育，后接触道教，中年皈依佛教，成为黄龙派兜率从悦禅师的法嗣。其思想转变颇具戏剧性：初任通川主簿时，他见佛寺藏经庄严，欲著《无佛论》；后偶读《维摩诘经》，感叹“胡人之语亦能尔耶”，遂潜心佛法，撰写《护法论》，批驳“三武一宗”毁佛事件及儒家排佛浪潮，主张“儒释道三教同源”，推动宋代三教融合。
在佛教护持方面，他推荐高僧、修缮庙宇、调解僧众纠纷，并多次前往五台山礼佛，撰写《续清凉传》弘扬文殊信仰。徽宗崇道抑佛时，他援引祖宗法度反对提拔宦官杨戬为节度使，维护佛教地位。其书法承袭北宋尚意书风，传世墨迹《女夫帖》《沐川寨记碑》等，展现狂草艺术的洒脱与力量。
四、历史评价：复杂性与多面性的交织
张商英的历史形象充满争议。支持者称其“能立同异”“政绩卓显”，如《宋史》赞其“摧蔡京，论杨戬，转仓平货，宽民通商”；批评者则指其“意广才疏”“反复无常”，如蔡京党羽以他早年撰《元祐嘉禾颂》颂扬司马光为由，攻击其立场不坚定。然而，若仅以党争视角评判，难免失之偏颇。他的一生，既有坚持变法、直言敢谏的政治勇气，也有护持佛法、推动文化融合的思想深度，更以“一门三进士”（其兄张唐英、侄子张庭坚均为进士）的家族传承，彰显蜀地文风鼎盛的历史底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