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史学的璀璨星河中，《新唐书》与《旧唐书》犹如双子星座，共同照亮了唐代历史的研究天空。这两部纪传体正史，一部诞生于五代乱世，一部成书于北宋盛世，虽相隔百年却形成奇妙的历史对话。当我们探讨“哪个好”时，实则是在剖析两种史学范式的碰撞，更是对历史书写本质的深刻反思。
编纂背景：乱世急就章与盛世修典册
后晋天福六年（941年），张昭远、贾纬等人在开封府仓促启动《唐书》编纂。这个距离唐朝灭亡仅43年的修史工程，面临着史料散佚的严峻挑战。编纂者们不得不依赖五代递藏的实录残卷，以及民间口述史料，在战火纷飞中完成了这部200卷的史著。这种“隔代修史”的仓促，使得《旧唐书》保留了大量原始史料，如同历史现场的毛坯房。
而《新唐书》的编纂则是另一番景象。北宋庆历年间，宋祁、欧阳修领衔的修史团队，在皇家藏书的基础上，以“文以明道”的理念重构唐代历史。他们不仅增补了《仪卫志》《选举志》等典章制度，更对列传进行大规模合传改写，将唐代历史纳入士大夫的政治理想框架。这种“盛世修典”的从容，使《新唐书》成为政治哲学与历史书写的复合体。
史料价值：原始性与系统性的博弈
《旧唐书》的珍贵，在于其近乎偏执的史料保存。如《安禄山传》完整收录了天宝年间边将奏疏，这些原始公文在《新唐书》中被大幅删减。更难得的是，五代编纂者保留了大量唐代方镇史料，为后世研究藩镇割据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种“宁滥勿缺”的编纂原则，使《旧唐书》成为唐代社会生活的史料富矿。
相较之下，《新唐书》的史料处理更具系统性。欧阳修在《新唐书·宰相表》中首创“职官迁徙图”，通过表格梳理唐代官僚体系演变。这种创新虽导致部分原始数据失真，却构建起完整的政治制度史框架。在《新唐书·地理志》中，编纂者根据《元和郡县图志》重构唐代疆域变迁，其学术价值至今仍被学界称道。
文学表达：史笔与文笔的辩证
《旧唐书》的史笔以质朴见长。如《玄宗本纪》记载安史之乱，仅用“哥舒翰兵败潼关，天子幸蜀”十二字，却字字千钧。这种简洁风格源于五代史家“直录其事”的编纂理念，使史实呈现如青铜器铭文般庄重。
而《新唐书》则开创了史传文学的新境界。欧阳修在《李愬传》中，以“风雪蔡州”的经典场景描写，将军事行动转化为文学叙事。这种“以文运史”的笔法，虽遭后世诟病为“添油加醋”，却使历史人物跃然纸上，成为后世戏曲小说的重要素材。
历史认知：双重书写的互补性
两书在历史评价上的差异，构成唐代研究的双重镜像。对武则天的评价，《旧唐书》秉持“牝鸡司晨”的传统史观，而《新唐书》则通过《则天皇后本纪》的升格处理，暗含“圣君贤相”的叙事框架。这种矛盾评价，实则是历史解释权的争夺。
在藩镇研究领域，《旧唐书》的实录精神与《新唐书》的制度分析形成完美互补。前者保存的方镇奏议，后者构建的节度使制度演变表，共同勾勒出中唐政治地理的变迁图景。这种双重书写，恰如历史研究的阴阳两极。
历史回响：从典籍到学术范式
两书的命运沉浮，折射出史学思潮的演变。明代学者归有光重评《旧唐书》，清代钱大昕倡导“二史互校”，至现代陈寅恪开创“以诗证史”新法，学界逐渐形成“新旧唐书并重”的研究范式。这种转变，标志着历史研究从单一文本向多元互证的跨越。
站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回望，《新旧唐书》的争论早已超越优劣之辨。当我们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中比对两书异文，在“唐宋文学文献数据库”中检索佚文，愈发体会到：这两部史著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理解唐代文明的双重密码。它们如同黄河与长江，共同滋养着中华文明的沃土，在历史的长河中奔流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