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即明宣宗，号长春真，他是明成祖朱棣之孙，明仁宗朱高炽长子，明朝第五位皇帝(1425年5月29日—1435年1月31日在位)、书画家，年号“宣德”。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朱瞻基埋的雷可不少，比如土木堡之变，就跟他脱不了关系。

　　在大明朝，有一个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而仁宣之治一直被认为是自元末天下纷争以来，唯一一个真的让天下百姓有所恢复的盛世，因为明太祖的洪武年间、明成祖的永乐年间都仍然有不小的外战，有战争必定有消耗，既然消耗肯定就是疲民。

　　然而仁宣时期，大明朝廷真的开始避免了外战，转为恢复国内生产。

　　换而言之，仁宣之治这个盛世，就是以“休战”换来的。

　　而对外停战，对内恢复经济、休养生息，这本身是没有错的，汉代的“文景之治”就是在这么一种背景下诞生的，可明宣宗朱瞻基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对北部边境的“收缩”太过迅速了，留下了蒙古开始变得强大的隐患。

　　宣德缩边，蒙古再度崛起。

　　土木堡之变，表面是明英宗朱祁镇带着大明精锐北上“送死”，但实际上，这场悲剧有两层更深的因素在其中：

　　一、蒙古瓦剌部的实力强大，以少对多的局面下，还迅速对大明精锐进行了围歼。

　　二、明朝精锐的反应能力迟钝，显然与永乐时期的战斗力相去甚远。

　　简而言之，就是在明英宗北伐的正统十四年，明军变弱了，蒙古军变强了，而强弱的颠倒，不是一时一刻就能扭转的，更不是明英宗听从王振的谗言就导致大明军队变弱的，更早的因素，要追溯到明英宗的父亲：明宣宗身上。

　　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并且派遣徐达北伐元朝的都城“大都”，同年灭掉了元朝。

　　这看似振奋人心的华夏复兴，本质上却是元朝势力“主动退出”中原，因为是主动退出，所以绝大部分实力仍然保存，于是在洪武年间，北元政权就成了朱元璋的心腹大患，朱元璋多次下令北伐蒙古，最终也没有太大的成效，只能转为“羁縻”政策。

　　到了明成祖时期，北方的蒙古大致分裂为了两个部分：西部蒙古“瓦剌”、东部蒙古“鞑靼”。

　　其中东部蒙古是黄金家族的直系传承，也叫蒙古本部，因此在明成祖时期，鞑靼的太师阿鲁台便试图一统蒙古，这不是幻想，而是几乎要成功了，只不过朱棣又怎么可能再眼睁睁看着一个“成吉思汗”崛起，加上蒙古人的反复无常，永乐北伐便开启了。

　　朱棣的五次北伐，将蒙古的有生力量打得破碎，这是朱棣用大明的国力换来的，这一份功绩就不亚于汉武帝北伐，但也同样衍生了汉武帝北伐后出现的问题，那就是国力空虚。

　　明仁宗尚未登基时，就以太子身份监国，当家才知道柴米贵，他曾多次劝谏明成祖放弃北伐，因为国家实在没钱了，百姓的赋税也越来越重，可明成祖坚持要一役竟全功，最终驾崩在归来的路上。

　　所以明仁宗登基后，开始了明确的“收缩政策”，他不是不怕蒙古做大，但他更怕大明基本盘崩溃，强如汉武帝都要下罪己诏，王朝的大多数轮回，其实都是一样的。

　　而明仁宗在位时间很短，真正贯彻他的“缩边”政策的人，乃是明宣宗。

　　虽然在宣德三年时，明宣宗朱瞻基还亲征数百骑兵击溃扰边的蒙古侵略者，但明宣宗的边境思路很清晰，他选择放弃不分昼夜的备战政策，开始转为“巡逻制度”，所谓巡逻，就是将常驻军撤走，转为定期的巡逻制度。

　　这一个改变，确实缓和了大明内部的经济压力，一来减少了青壮年劳动力在战场上的伤亡，二来减少了大量的军事支出，但这种恢复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朱棣时期所实际掌控的大多数地区，如“开平卫”、“兴和所”这些卫所，就拱手让给了蒙古人，特别是“奴儿干都司”大部分管辖地区的失控，给了蒙古人恢复的基本盘。

　　这，就是“宣德缩边”。

　　缩边无可厚非，但朱瞻基的退后政策没有过渡，以至于造成蒙古瓦剌迅速崛起，瓦剌崛起的重要人物“脱欢”，就是明宣宗眼睁睁放过的，而脱欢看出了明宣宗的“缩边思路”，因此在表面做出了十分恭顺大明的样子，在私底下派遣使臣住在大明疆域内，时刻观察着大明的一举一动。

　　另一方面，脱欢和他的儿子、后来策划土木堡之变的也先时常派出大量使者进入明朝“觐见”皇帝，而觐见本身是有“报酬”的，大明王朝为了彰显自己的“宗主地位”，会给予丰厚的赏赐给使臣们带回蒙古。

　　其实大明朝廷又何曾不知道蒙古人是以“使者”的名义来占朝廷的便宜，但为了这种和平的局面，只能放任之，而后来造成土木堡之变的明英宗北伐，正是因为蒙古使者贪得无厌，欺骗朝廷造成了明英宗的愤怒，所以在土木堡之变这件事上，明英宗和明宣宗的责任可以对半分。

　　瓦剌在变强，大明因为缩边从而放弃了北部的防守、练兵，这就是大明和蒙古实力此消彼长的根本原因，要不然大明的精锐又怎么可能仅仅是因为蒙古人的包围而全灭，如果按照明成祖时期的军队实力，即便是蒙古人占据多数，都不可能如此顺利且迅速全歼大明军队。

　　因此土木堡之变的背后，不应该只看朱祁镇的指挥失误，更要考虑大明军队迅速溃败的根本原因。

　　除了北部的收缩，朱瞻基的缩边还体现在了南方的“安南”方面。

　　永乐时期，朝廷花费了大力气拿下了安南，建立了“交趾布政使司”，可到了明宣宗时期，安南只是稍微反抗，明宣宗却无心管理安南，竟让安南真的独立了，于是交趾布政使司也废除，大明正式失去了对安南的掌控权。

　　明宣宗的南北收缩战略，是大明灭亡的隐患。

　　加重司礼监权柄，埋下宦官误国的隐患。

　　大明自立国起，皇帝朱元璋便对大臣表现出了一种天生的敌对性，而废除丞相就是最好的体现，而在朱元璋废除丞相后，又开始重用“太监”来辅助内政，但朱元璋心里也明白，大臣不安好心，太监更是诡计多端，因此朱元璋在位时期，太监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太大的权力。

　　真正提高太监的权力，甚至让太监参政的，就是朱棣、朱瞻基这对爷孙。

　　朱棣是造反起家，因此对宦官也有与众不同的信任，在朱棣时期，朱棣放开了对太监的限制、监管，开始让太监读书，在太监的内部形成了类似于“科举”的培养制度，而到了朱瞻基登基后，他正式设立“内书堂”，让太监也像朝廷的文人一样，学习并且投身政治。

　　为了完善大明的政治制度，朱瞻基一改朱元璋近乎“工作狂”的独揽六部政策，彻底设立内阁，建立“票拟”制度，让内阁阁臣行使等同于丞相的权力。

　　可朱瞻基也不是彻底放权，他还让司礼监的太监参与进议政的工作中，而司礼监位高权重的“掌印太监”、“秉笔太监”，就是明宣宗催生出来的。

　　所谓秉笔和掌印，就是负责将内阁阁臣的“上书”审核并且盖印通过，说白了，在明宣宗的设置中，内阁和司礼监就完全分工了丞相和部分皇帝的工作，这让太监的地位变得很高，司礼监的掌印太监也有了“内相”之称。

　　而太监的权柄变大，这就是大明的祸根，土木堡之变，就是太监王振诱导朱祁镇发动的，这是第一大祸，此后的宦官专权、蒙蔽皇帝之事不绝如缕，比如明武宗就是被太监刘瑾“带废”的，至于后来的魏忠贤和朝臣党争就不用说了，大明的衰落，始终伴随着宦官的崛起。

　　其实在明朝以前，被宦官误国的事情并不是没有，东汉的绝大部分时期，就是被太监“绑架”，而强如大唐，后来也避免不了太监骑到皇帝的头上，所以前人的教训是深刻的，朱元璋对宦官的忌惮也来自于历史，所以朱元璋宁愿自己累点、都不给太监过重的权柄，但朱瞻基为了解放皇权的空间，还是加强了太监的权力。

　　王振也是朱瞻基安排给朱祁镇的伴读太监，朱瞻基对太监天然的好感，让他赌上了国运，之所以朱祁镇后来那么听从王振的话，很大一部分因素，就是因为王振乃是朱瞻基给他安排的发小，这里面颇有几分“父命难为”的意味。

　　如果说光是利用宦官制衡权力，这个做法无可厚非，但若过分给予宦官本不该属于他们的权力，那么这就是在埋雷，后来的嘉靖、万历懒政，就是因为朱瞻基设立的这套“政治机制”给了他们懒政的机会，所以很多悲剧的源头，就在朱瞻基身上。

　　以厚禄“圈养”宗室，人养废了，钱也花了。

　　朱元璋立国的时候，就提出了他新定义的“家天下”概念，那就是以天下之民供养他的朱家子孙，他将儿子们分封到各地担任藩王，这些子孙有守卫大明的职责，也同样有享受百姓供养的特权，说白了，这就是明代的分封制。

　　可分封制的弊端在朱元璋驾崩后就立即提现出来了，朱棣本就是藩王，还是坐镇北京的强藩，而朱允炆深知藩王的危害，于是开始削藩，这引起了朱棣的反抗，最终发动靖难之役。

　　在朱棣造反成功后，朱棣没有忘掉削藩的重任，于是开始对藩王们施加“枷锁”，但不管朱棣怎么削藩，藩王们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实力，虽然不足以和朝廷对抗，却又能够自立自足，这是理性的削藩。

　　可等到朱瞻基登基后，他先解决了自己的二叔朱高煦，对于藩王有着天然的仇视，于是他决定进行“圈养政策”，将藩王们的自主权力分割到最小，与此同时又给予他们足够的财富奢侈生活，在朱瞻基的心里，这是最好的方法。

　　但朱瞻基没想到的是，这些被圈养的藩王们因为无法主张任何政治意见，最终变成了只会吸大明血的“吉祥物”，到了明朝末年，朝廷要给宗室的“生活费”已经是一笔天文数字了，整个大明的宗室也高达数十万人，而他们却没有什么能力，对国家也做不了什么贡献，后来一个个都被大清的骑兵追着屠杀。

　　严格来说，削藩无可厚非，但操之过急不行，矫枉过正也不可取，朱瞻基没犯朱允炆的错误，却也走了自己“独特”的弯路，他的藩王政策对于大明的基本盘而言才是最致命的，而历朝历代对宗室的“补贴”也没有像大明一样夸张的，朱元璋和朱瞻基的“组合政策”，加剧了大明的慢性死亡。

　　其实站在客观的政治角度来说，朱瞻基是一位干实事的皇帝，他最起码没有懒政，也善于去处理政治，但朱瞻基最大的缺点在于凡事都心急，没有一个“演变”、“过渡”的耐心。

　　譬如缩边政策，他将大明防线的迅速调整，只会让人以为大明实力变弱了，原本臣服于大明的藩国便会蠢蠢欲动，这一种做法是不明智的，他更应该有耐心地慢慢收缩，或者不收缩，只是进行人事上的调整。

　　所以缔造了“仁宣之治”的朱瞻基应该值得夸赞，对于他的弊端也需要正视，毕竟大明后来的毁灭，探究其种种根源，似乎都跟朱瞻基离不开关系，朱瞻基创造了好的环境，却没有留下好的后手，更没有留下好的继承者，最终让大明的未来变得一塌糊涂。

　　而且朱瞻基在位的时间太短了，他个人是三十多岁便驾崩了，或许他的很多政策都是建立在自己的“长寿”之下，他想着缓慢去调整，谁曾想他竟如此短寿，以至于很多行为草草结束，留下了不好看的结尾。

　　只不过寿命短暂，也不是朱瞻基所能控制的，这也许是他所埋下最无奈的“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