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元代富饶的江南地区需要交哪些税吗?在那个年代，税收叫诸色课程，即是指代税粮、科差以外的诸多税种，包括盐课、茶课、商税、酒醋课等等，另有各种杂税，种类繁多，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商税
商税为商业往来的交易税，历来有住税和过税之分，住税为买卖达成所缴纳的税款，过税为交通运输时缴纳的税款。元代“征商之制，有住税而无过税”，只需在买卖时交税。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又增商税契本，每一道为中统钞三钱”，对收税凭证再征钱钞。
征收商税的机构为税务，元代在各地分设税务，并将其按照征税数额划分为五等，分别为1000锭之上、5000锭之上、3000锭之上、1000锭之上和500锭之上，税务总数有不同记载，一说为170处，一说为200处左右，两说数额不同可能是记载的时间不一。税务的设置大体反映了各地区商品流通的情况，其中登记最高的10000锭之上税务全国共有四处，江南的杭州就有三处，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可见一斑。
盐课
自汉武时盐铁专营以来，盐税成为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这在元代尤为明显。
“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元代盐课占财政收入的大半，“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国家的重大开支都是以盐课支撑。盐课指盐司的卖盐所得，支付盐户进行生产的工本钞亦包含在内。据推算，扣除工本钞等制盐成本，“盐价的四分之三左右为元朝官府的纯收入”，盐的零售价又无统一规定，盐价高企十分常见，官府获利不可谓不多。
元代盐课之重丰国却损民利，原因有二：一是盐引的价格不断增加，盐商售盐成本提升，盐价飙升。据《元史》载“至元十三年既取宋，而江南之盐所入尤广，每引改为中统钞九贯。至大己酉至延祐乙卯，七年之间，累增为一百五十贯。”
此外，盐引工本费亦“每引递增至二十两”，不可不谓其巧立名目，所增必将转嫁至民众购盐花销上。二是采用“计口食盐”的方式，过高的盐价无人购买，以致官府硬分摊盐于各户以征收盐课，乃至连“全境实行商人运销的地区，邻近盐场的居民，常常也计口食盐”，盐课成为了百姓均摊的税赋。
茶课
“古今盐、茶，系国家榷货”，茶与盐相同，都是国家专卖的物资，虽在具体实施上与盐不同，但茶课与盐课大体相类。元代茶课“大卒因宋之旧，而为之制焉”，在国家严密控制下由商人买引卖茶。
元代茶课来自三个方面，除出售茶引的收入外，还有茶户交纳的钱钞，又有食茶之法的摊派，对茶叶的生产者、流通者和消费者都征收了相当数额。出售茶引的收入在茶课中占比最大，特别是在至元二十一年(1284)革除食茶之法之后，“而以其所革之数，于正课每引增一两五分，通为三两五钱”，茶引价格提高弥补了取消摊派的损失，茶引售卖在茶课中占比更大。
茶引价格增加，茶引数目也大增，超过了茶户的实际生产能力，“因为课额重了的上头，靠损了茶户，办纳不前有”。增加茶引数目、提升茶引价格，元官府以此猛增茶课，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亦为社会动荡埋下了伏笔。
酒醋课
酒醋课“为国赋之一焉，利之所入亦厚矣”。
江南酒醋课多有变化，入元之初，江南酒课与北方同，实行榷沽之法，酒由国家专卖;随后酒课实行分摊，强行摊派给民众;再然后酒课城乡异制，城市实行榷沽，农村自酿办课;最后在至元二十三年(1286)普遍“散入民间恢办，诸人皆得造酒。有地之家纳门摊酒课者许令造酒食用，造酒发卖者止验米数赴务投税，其造(酒醋)发卖而不税者，是与匿税无异”，这一转变在江南各地陆续出现。
杂税
元代课程除商税、盐课、茶课、酒醋课之外还有很多，如洞冶课、竹木课、河泊课、历日钱等等，又有山场课、窑冶课、房地租钱、池塘课、蒲苇课、食羊等课、荻苇课、煤炭课、撞岸课、鱼课等名目，列入额外课之中。这些课程统称为杂税，或因征收不多，或因范围不广，在此仅作列举。
结语
江南赋税有税粮，有科差，有诸色课程。在元代江南，赋税以税粮为主，征法上承袭南宋两税法。江南地区的科差中有江南包银、回回包银和江南户钞，其中江南包银仅短暂征收，江南户钞并非摊派的赋税，回回包银不限于江南一地，以丁口为征收对象的科差制度已非江南地区赋税的主流。
细究元代江南税粮可以发现元代江南赋税制度多承南宋之制，以税粮为例，其各地的不同、征法的不一多是由于其在不同程度上承袭了当地旧制。江南地区之中，南宋版籍保存较为完好的地区税粮征收变动不大，未有籍册存留的地区则要重新定额。对夏税秋租的征收种类、征收数额、征收方法的探讨还需要结合地方志的记录，以区域为单位进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