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年间所发生的大礼仪事件，指的是围绕着嘉靖皇帝生父兴献王朱祐杬的称号问题，皇帝与朝臣之间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激烈的斗争。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清明朝制度的迂腐，也可以看清天下和人情。
在讲究君臣一体的中国封建传统中，君主与大臣之间居然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分裂，这是很难以想象的。
虽说大礼仪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斗争，但若我们来尝试着剖离其中的政治因素，单从礼仪本身入手，就可以看得出大礼仪事件的爆发，是由礼本身的困境而所带来的后果。
在讲究家国同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礼既是家庭的规范，在国家政治领域中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可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不可能永远都是一致的，但这两者相悖时，究竟要以哪一个为重，这就是礼的困境所在。
对于嘉靖皇帝来说，摆在他面前的，就是天下与人情，究竟孰轻孰重的考验。
大礼仪事件不仅可以解读为守旧内阁与新进士大夫之间的冲突矛盾，也可以解读为新皇权和旧内阁之间的冲突矛盾，还可以解读为传统的程朱的理学和新进的王阳明心学之间的冲突矛盾。
王阳明所开创的心学学派主张强调个体的良知和个人的情感判断，所以同嘉靖皇帝及其支持者的诉求就比较相同，而程朱的理学则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同以杨延和为首的反对派大臣的理念相吻合。
以嘉靖皇帝为首的一派，其在大礼仪中的观点主要在强调孝对于维护礼的重要性。
所谓“人之行，莫大于孝”，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即便是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他也是有自己的家庭的，而作为其中的一员，也自然要去遵守以孝为基础的人伦秩序，如果一个皇帝不孝的话，那就无疑违背了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如此又怎能够去为天下做出表率。
在大礼仪之初，嘉靖皇帝就在反复强调，“至于亲莫如父母”“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的道理，明确传达出了自己的一套观点，那就是顾全父子之情，伸张孝义，就是皇帝的首要职责，也是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
就连儒家经典典籍《礼记》也是如此记载道：“礼非天降，非地出，人情而已。”
礼本人情，我嘉靖皇帝要尊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是符合人情的，也就是符合礼的规定的，也就是说人情是重于天下的。
但是对于以杨延和为首的反对派来说，道理可就不是这么讲了，他们认为人情乃小礼，天下乃大礼，国君重视孝情固然是一件好事，但这始终都只能算是小礼一桩，大礼关系到万世纲常，理应放在小礼的前面，也就是说，天下重于人情。
天下和人情之间的矛盾，可以简单概括为国家利益和家庭利益的矛盾。对于这样的矛盾，直到现代社会也依旧存在。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当需要面临着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二选一的时候，无论是选择以国家利益为主，还是选择家庭利益为主，都无可厚非，也造成不了多大的影响。
但他嘉靖皇帝可是一国之君，他如果选择将家庭利益放在国家利益的前面，那将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啊!
他作为天下的共主，肩负有治理天下的职责，理当优先考虑天下利益 而非个人的私情。
嘉靖皇帝不顾群臣的反对，虽说成功实现了以兴献王为皇考，孝宗为皇伯考的愿望，顾全了自己的父子之情，但也造成了君臣割裂，大量朝臣被笞打的政治后果，有失天子之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