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1086)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君主专制的极力拥护者。
如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说“光尊君之极”，甚至谓孟子“民为贵”之古义已非司马光辈所能晓。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萧氏所倚仗的最重要的论据莫过于《资治通鉴》第一篇“臣光曰”。
在这篇被命名为“三家为诸侯论”的评论中，司马光强调了政治的关键体现在君臣名分的秩序上。
司马光在其中说道：“文王序卦，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不可易也。”
在现有的通论性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中，萧公权的作品最有影响力。
以萧公权的论证模式及其结论为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问题。
首先，如何理解司马光本人和君权之间的紧张?虽然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但熟悉司马光文字的读者应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是奏疏时政，还是评述历史，君主恰恰是司马光笔下被批评得最多的人物类型之一。况且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司马光直接挑战了君主意志。
其次，对于如何定义“专制政体”，萧公权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的说法。在上举《中国政治思想史》谈论司马光的章节中，“专制”一词凡三见：“司马氏生宋代专制政体发展近于完成之时”;“凡此种种，用意无不在推尊君主，为专制政体张目”;“甚至以专制天下集权之眼光解释封建天下分权之政治”。
但萧氏始终没有严格界定何谓“专制政体”，君主体制与集权体制、专制体制之间又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观察皇帝制度成立以后的中国古代政体时，必须严格区分“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两个概念，两者最重要的差别在于，是否存在宰相制度。
“中央集权”与“地方分封”相对而言，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两种政体模式。“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可以成为配套使用的政体模式，但并不意味着采取“中央集权”模式时，一定同时体现“君主专制”。
萧公权(1897年11月29日-1981年11月4日)，原名笃平，自号迹园，笔名君衡，江西泰和人。著名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台湾中研院首届院士。
1918年考入清华高等科，1926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至1948年，历任或兼任燕京、清华、光华、华西等名校教授。1949年离台赴美，长期执教于华盛顿大学远东和苏联研究所客座教授，1968年退休。
其主要著作有《政治多元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乡村》《宪政与民主》《康有为思想研究》《翁同龢与戊戌变法》等。
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指出，在明清两代高度君主专制压迫下，儒学的核心行动路线已从宋儒推崇的“得君行道”转向了“移风易俗”，亦即注意力从朝廷转向社会。
其原因是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之后，抗衡君权的力量不复存在，儒家学者行道无由。笔者对余先生的这一判断非常赞同。
但余先生仍未对宋代与明清的政体作区分，认为宋代也是“君主专制”时代。
对于这一点，笔者有不同的看法。在有完善的宰相制度的帝制时代，虽然也体现“中央集权”，但并非“君主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