颙琰原名永琰，清朝第七位皇帝， 还不知道的读者，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清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初三，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也是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加上当太上皇的4年，合计执政64年)，清高宗、乾隆皇帝驾崩，其继任者，已经当了近四年皇帝的嘉庆皇帝得以开始掌握权力。
乾隆驾崩后，嘉庆面临的问题很多，内部国库空虚、权臣当道、官员腐败，外部则是湖北、四川、陕西等数省陷入到白莲教起义的动荡中，形势十分严峻。
为此，希望有所作为的嘉庆打出了“咸与维新(除旧更新)”的旗号，试图革除一切乾隆朝遗留下来的弊端。
为了自己的新政能顺顺利利，嘉庆将去“壅弊(隔绝蒙蔽)”放在了首位。
嘉庆把乾隆朝晚期开始的清朝衰退现象，归咎于以和珅为首的乾隆亲信宠臣们上下“壅弊”，使得真实下情不能完全展现在皇帝面前，导致皇帝决策失误。
比如，在赐死和珅后的第二天，嘉庆就专门发出上谕，表示干掉和珅，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和珅隔绝圣听，至于他其余的罪状，都是小事：
和珅任事日久，专擅蒙蔽，以致下情不能上达。若不立除元恶，无以肃清庶政，整饬官方……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实为其贻误军国重务。而种种贪黩营私，犹其罪之小者。是以立即办理，刻不容贷。
不仅如此，隔天后，嘉庆再次发出上谕，把白莲教一直未彻底剿灭的责任也归咎于和珅蒙蔽圣听：
教匪滋事以来，今已三载，尚未荡平。揆厥所由，总因和珅压搁军报，诸事擅专，于军务每多掣肘。以致各路军营不敢以实入奏，观望迁延，日久不能蒇事。
连续两道上谕，着重说明和珅“壅弊”皇帝的行为，这或许是帮乾隆甩锅，也或许事实就是如此。
总之，嘉庆以此作为和珅最重要的罪状公布天下，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去“壅弊”运动。
要去“壅弊”，最方便快捷的方式，自然是广开言路，并且，让言论直接通到皇帝的耳边和眼中。
在清朝，下面上呈的奏折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明奏，还有一种是密封奏折(非皇帝对其亲信臣子特许的那种必须直达皇帝面前的密折奏事，是一定级别以上官员本就有的，公开的一种上奏权力)。
密封奏折都是汇报比较重要的大事，上奏官员认为应该减少获知群体，其中包括检举同僚或上司等，一般来说，密封奏折都是直接呈报给皇帝。
但至乾隆朝后期，地方或低级官员上奏的密封折子，却是先递到所属的有司部门，或到军机处，然后才到皇帝跟前。
这大概是因为乾隆皇帝年纪太大，精力不如以前，也或许是乾隆皇帝信任军机大臣，如和珅等，经乾隆特许后导致的现象。
特别是和珅主掌军机处时，更是专门规定，任何奏折，包括密封奏折，必须先以“副封”关会军机处。
这就给了下面蒙蔽皇帝的可能，有不利于本部门或上司的折子，下面会先压下来，私下运作后，再决定是否给皇帝看。
因此，皇帝看到的奏折，大多是各部门及军机处筛选后的奏折，对真实情况的了解，就有所偏差。
即使皇帝还是通过密封奏折知道事情的真相，在时间上，也落后于下面，要处理时，下面也早就做好了应对的准备。
故而，嘉庆坚定地认为“封章言事，原以兼听并观，理宜直达朕前，用资采纳”，并对此引发的弊端，大加批判：
若先经拆阅，安知封内非有关系要事。或即告讦本人，亦未可定。如系本人被讦，即可私行压搁，不为呈递。或系告讦督抚，而遇有素相交好者，亦可代为隐匿。似此扶同蒙蔽，岂不又为和珅之续乎?
嘉庆为此特别要求：“嗣后遇有呈控事件……傥系本人自行缄封，即应将原封呈览，不许私自拆阅。即所递封章内或有违悖词语，亦与转奏之人无涉，以杜壅弊而昭慎密。”
之后，嘉庆为削弱军机处的权力，防止军机处如和珅主掌时那样蒙蔽圣听，强化皇权，还特别强调：“亦不得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
嘉庆最终是把蒙蔽皇帝视为自己治天下之道的大敌：“治天下之道，莫要于去壅弊。自古帝王达聪明目，兼听并观，是以庶绩咸厘，下情无不上达。”
在嘉庆的重点关注下，言路大开，嘉庆亲政之初的政治风气焕然一新，《啸亭杂录》中就写道：“一时言官皆有丰采，指摘朝政，改如转圜。”
但言路大开，特别是在皇帝的鼓励下，也意味着官员们想说啥就说啥，想给皇帝说什么就说什么。
部分官员为让皇帝记住自己，“往往不为国计民生起见”，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经常递到皇帝跟前，还有部分低级官员“身居卑贱，逞意渎陈”。
因此，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赞同嘉庆广开言路的举措。
当时，有一位叫洪亮吉的翰林院编修就专门上了一封奏折，即著名的《乞假将归留别成亲王极言时政启》。
在这份奏折中，洪亮吉对嘉庆的广开言路政策予以批评，认为嘉庆对密封奏事的赏罚不明：
今天子求治之心急矣，天下望治之心孔迫矣......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
洪亮吉在其奏折中还认为，嘉庆“自具封章，直达朕前”的广开言路形式，会导致“视朝稍晏，恐有俳优近习之人荧惑圣听”，应该将密封奏折上书恢复到以前的“各处(各部门或军机处)投递”的方式。
这是对嘉庆引以自豪的大开言路及勤劳理政的最直接反驳，洪亮吉的奏折因直接批评皇帝，即“匡及朕躬”，触怒了嘉庆，被刑部判定斩决
但嘉庆不能真杀掉洪亮吉，因为官员上书言事，是嘉庆自己鼓励的，不论对错，或指责的是谁，都在许可的规则以内，所以，嘉庆不得不把刑部判定的斩决，从宽改为发配伊犁。
不过，即使嘉庆没有杀掉洪亮吉，他毕竟还是在嘉庆鼓励广开言路时，成为“因言获罪”的官员，对嘉庆广开言路的革新，打击颇大。
至洪亮吉被处理后：“言事者日见其少，即有言者，皆论官吏之常事，而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
官员们争相上书言事的势头，因洪亮吉案戛然而止，嘉庆不得不再次更改对洪亮吉的处理，在其被发配到伊犁仅三个月后，就把他放回原籍。
至此后，嘉庆虽然依旧坚持言路畅通的行为，但会经常对“科道中每有条奏失当”的情形降旨驳斥，强调官员上奏要“权衡事理”，也算是对无节制的广开言路，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纠正。
至于嘉庆的广开言路，及之后的纠正，是否能真正挽救清朝的衰落?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不可能，清朝的积弊绝非仅仅是广开言路所能救，嘉庆最终也没能止住清朝的继续衰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