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勃罗·毕加索，西班牙画家，雕塑家，全名叫做巴勃罗·迭戈·何塞·弗朗西斯科·狄·保拉·胡安·纳波穆西诺·玛莉亚·狄·洛斯·雷梅迪奥斯·西普里亚诺·狄·拉·圣地西玛·特里尼达·路易斯·毕加索，生卒时间1881年10月25日-1973年4月8日。
1881年10月25日，毕加索出生于西班牙南部美丽的地中海城市马拉加。
毕加索从小就非常有艺术天赋，憧憬着将来成为和父亲一样的画家。因为功课不太好，他这个别人眼中的“坏学生”常被学校关到禁闭室，但毕加索希望能被关在那里，甚至因此故意惹点儿事让老师惩罚，只因在禁闭室他可以带上一叠纸，不被打扰地自由地画，画，画......
这样一个小男孩，后来成为了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天才之一，作品入驻了卢浮宫。不过他的作品中有一幅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充满争议：有人认为它是毕加索职业生涯中的代表作，有人则把它看成是让他跌下神坛的大败笔;有人认为这是他重新与他的社会良知联系起来的途径，有人则认为那是他迷失方向的一刻。这幅作品的名字是——《格尔尼卡》， 它是一个谜。深读第123期，带你走近它。
童年时期的毕加索(左)，妥妥的小正太一枚
01
巴勃罗 · 毕加索的油画《格尔尼卡》自问世以来便备受瞩目，是各种关注和探讨的焦点。这幅油画的创作灵感源于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一个具体事件：1937年4月德国空军对一个不设防的巴斯克小镇格尔尼卡的轰炸。然而，画作并没有直接表现那个地点，或是镇上蒙受苦难的人。而是运用了那些已经在毕加索的绘画生涯中持续引发共鸣，并且还会一直被他运用下去的形象元素和主题：一头公牛、一匹备受折磨的马、一个举着灯的女人、为死去的孩子哭泣的另一个女人。
《格尔尼卡》
1937年1月，一个代表团来到毕加索在第23街的公寓，说服他为西班牙展馆贡献一幅重要作品，以此表明他对威胁西班牙民主生存的国民军叛乱的憎恶。毕加索讨厌委托创作，更何况这次委托创作也充满了特殊的挑战和责任。他从没有创作过像展馆所要求的这么大尺寸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他从来没有在个人艺术领域之外探索过，更别提去表现诸如西班牙内战这类当代局势了。但后来，毕加索不愿站队的态度消失了。他为自己下达的任务，是承认那些在轰炸中被抹除的人，并意识到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所蒙受的痛苦。为达此目的，他得使用一种像战争本身那样，既极具现代，又能与人类最古老和最深层的本能密切相关的视觉语言。毕加索在画室里与世隔绝，但依然与这个世界声息相通。他的艺术必须以反抗的形式出现，而不能沦为仅仅是煽动工具。
5月1日，毕加索创作了与《格尔尼卡》直接相关的第一幅画。现代艺术史上，从毕加索那些注明标号与日期的素描到多拉 · 马尔于创作过程不同阶段为画布拍摄的照片，在对作画进展的详尽记载里，此画位列第一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场刻意表演——《格尔尼卡》是以一种非常公开的方式创作的，那些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作家和其他文化界人物应邀到画室观看它的创造过程，但是，这也源于毕加索对作品的诞生方式的真正迷恋。早在1935年他就说过：“以摄影方式保存图画，会十分有趣，不为记录创作步骤，而为图像的变化。”
多拉 · 马尔：《〈格尔尼卡〉演变的照片报告，第一阶段》
毕加索在创作这幅画之余，还抽出时间去看了西班牙展馆，评估他的油画要在这个展馆中占据的空间。这个展馆与毕加索的作品通常展出的画廊完全不同：《格尔尼卡》将在部分开放的底层展示，在屋顶下，但两边都有空气流通，旁边有一个天井，天台上有一个可伸缩的天棚(一种刻意的西班牙风情)，还有一个要在上面举行表演的舞台。这将对毕加索的思维，甚至对这幅画受欢迎的程度产生影响。
1992年在巴塞罗那重建1937年的西班牙展馆
还有一个创作过程中的小插曲。大家都知道，毕加索对“完成”某一件作品一直都怀有恐惧感。他曾经对他的摄影师朋友布拉塞说，“只有死亡才能终结某件事”。为了确保他按时交出这幅油画，博览会的管理部门任命了一名“助理”——马塔。马塔的工作是把《格尔尼卡》从毕加索的画室里弄出来这样他们就可以把它放进展馆里了，所以他每天都去尝试阻止毕加索一直画下去，这样他就可以把《格尔尼卡》弄出去了。
02
《格尔尼卡》由三个部分组成，几乎像一个用黑、白、灰三种颜色画出来的三联版。在探讨毕加索在《格尔尼卡》中所描绘的人物是否可能具有象征意义之前，值得记住的是，毕加索本人抵制了对他的作品内容做出具体解释的一切企图。“创造符号不是画家的职责，”1947 年，他在给他的画商丹尼尔 - 亨利 · 卡恩韦勒的信中写道，“如果是的话，他最好把所有东西都写下来，而不是画出来。观画者把公牛和马解释成符号，那只是因为他就是这样认识它们的。”换句话说，观众是创造符号和属性意义的人，而不是艺术家。这种保留意象模糊性的决心是毕加索那一代先锋派的创作标准。
1943年，毕加索对情人弗朗索瓦 · 吉洛解释说，“就像任何艺术家一样”，他“主要是画女人的画家”;而女人“本质上是一台痛苦的机器……我想强调肉体的痛苦，即使在它的辉煌时刻，它的‘美丽’也会被时间变化的最初迹象所惊吓”。这些言论引发了多年来关于毕加索厌恶女性的无止境的评论，确实，在他的作品中，女性的身体往往是上演戏剧的地方，往往是色情暴力或威胁暴力的场所。在《格尔尼卡》中，她们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正是妇女和动物通过他们的肉体表达了所发生的事情的恐怖。约翰 · 伯杰认为，画中所包含的“抗议”体现在“肉体经历了什么——手、脚底、马的舌头、母亲的乳房、头上的眼睛。她们在被画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是对于发生在她们身上——肉体上——之事的想象……我们被迫用眼睛感受她们所承受的痛苦。疼痛是身体所提出来的抗议”。
毕加索：《格尔尼卡》(细部)
此外，自毕加索在马拉加的孩童时代起，就一直在关注公牛和马这两种生物的命运，并一直在用绘画、油画和雕刻追踪它们。要读懂《格尔尼卡》、理解毕加索，人们就不能忽视斗牛场。西班牙的孩子们被教导说，伊比利亚半岛的形状就像一头公牛的后臀，意味着这个国家沉浸在鲜血的祭献之中。斗牛士和斗牛互相变换着成为攻击者和受害者，体现着自身的强大或脆弱。斗牛为毕加索提供了一个充满暴力、自吹自擂和隐喻的主题。自从公众第一次看到这幅画那一刻起，评论家就对《格尔尼卡》里的公牛的象征意义看法不一。在弗朗西丝 · 莫里斯录制的录音带中，多拉 · 马尔在追溯她的记忆时声音坚定，为了强调，她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讲述：“毕加索说，‘公牛就是西班牙人民’——C’est le peuple Espagnol。”阿尔弗雷德 ·H. 巴尔把这头公牛关进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里很多年，他认为，公牛“站在那里，以明显的胜利的神情观察现场……那是不可动摇的力量的象征”。对于克里斯蒂安 · 泽尔沃斯来说，它是一个“不可一世的梦想家，其强大的力量不受死亡支配，却被时间与命运掌控”。这幅画抵达北美时受到苛刻的评论家弗农 · 克拉克的猛烈抨击，但是，即使这样，克拉克仍然坚称，“这头公牛，画中的反派，是这幅壁画中唯一有尊严的角色”。安东尼 · 布兰特认为，公牛站在那里，“似乎被那盏灯催眠了，挑衅却又害怕地瞪着灯”。而胡安 · 拉雷亚认为公牛的作用是要保护母亲和孩子。确实，它的身体曲线将《圣母怜子图》的场景与绘画的中心创伤隔离开来。
那么，这匹马似乎代表着痛苦，但代表谁的痛苦呢?代表格尔尼卡人民的痛苦吗?代表西班牙的痛苦吗?或是像毕加索的密友兼秘书杰米 · 萨巴特所认为的那样，代表陷入了战争的无辜人民大众的痛苦?这些都是最常见的对动物象征意义的解读。1945 年，毕加索在巴黎被一位名叫杰罗姆 · 塞克勒的美国大兵死死追问。他承认，《格尔尼卡》比他通常的做法更明确地使用象征主义和寓言，因为它是“为了要明确表达并解决一个问题”而创作出来的。他同意，这匹马“代表人民”，而公牛代表残暴和黑暗”。
毕加索：《格尔尼卡》(细部)
从一开始，有一件事是非常明显的：这幅油画不仅描绘了冲突，而且还引发了冲突。几乎是在画布上的油画颜料凝固之前，无论在伦敦、纽约或者巴黎，它都能引起一场关于美学和政治主张的激烈争论。西班牙电影导演路易斯 · 布努埃尔后来承认，“我无法忍受《格尔尼卡》，尽管我帮着把它悬挂起来。画中的所有一切都让我感到不舒服——华丽的技巧，以及它将艺术政治化的方式。阿尔维蒂和贝尔加明都与我一样，对它感到厌恶。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很愿意炸毁这幅画”。比起艺术界同行的不理解来说，对毕加索伤害更大的，是巴斯克政府的总统何塞 · 安东尼奥 · 阿吉雷回绝了他把《格尔尼卡》送给巴斯克人的提议。巴斯克壁画家何塞 · 马利亚 · 乌塞莱在这幅画的创作谜团中扮演了传递空袭消息的角色，对此画也颇有微词。在他看来，《格尔尼卡》“作为一件艺术作品......是世界上最拙劣的画之一。它仅仅是一幅七米乘三米的色情制品而已，污辱了格尔尼卡，污辱了巴斯克地区，污辱了所有的一切”。建筑师和现代主义大师勒 · 柯布西耶声称：“公众的感受与此大同小异，这幅画只能面对游客的背部，因为他们太厌恶它了。”
毕加索的朋友、作家马克斯 · 奥布最早出面为毕加索辩护，他是西班牙共和国政府驻巴黎的文化专员，曾经协助过处理《格尔尼卡》的委托程序。展馆向公众开放的前一天晚上，他向建造展馆的法国建筑工人发表了演讲，带领他们参观了展馆的展品。“在入口右侧”，他告诉他们：
毕加索的伟大画作跃入眼帘。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提到这幅画。毕加索代表了格尔尼卡的悲剧。这种艺术可能会被指责为过于抽象或难以理解，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展馆所追求的、最为重要的、优先于所有一切的，是大众的表现形式......对于那些抗议说事情不是这样的人，人们必须回答他们有没有长着两只眼睛来看西班牙的可怕现实的问题。如果说毕加索的这幅画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它太真实了，真实得太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