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韩论，顾名思义是是征服朝鲜，这是当时日本提出的针对朝鲜的一种对外扩张的政治主张。
简介
1868年刚刚经过明治维新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政府内部，发生了一场有名的关于对朝鲜政策的争论。以急进派军人板垣退助、江藤新平、西乡隆盛等人为首的军国主义分子或主张立即出兵侵略朝鲜。或先礼后兵，向朝鲜派驻大使，如朝鲜无礼则举兵席卷朝鲜全国。此议遭到主张先整顿内政、暂缓对外兴兵的缓进派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对和压制。
背景
在日本国内，丰臣秀吉两次侵朝的失败一直被作为“民族的耻辱”，日本武士阶层时刻以“征韩”、“复仇”为己任。
1857年，美国人佩里率舰队打开了日本的门户。此后，日本国内一批革新势力开始致力于推翻幕府统治，在日本建立新秩序，使日本富强。维新先驱吉田松荫曾这样勾画成为强国后日本的国际战略：“现在要加紧军备，一旦军舰大炮稍微充实，便可开拓虾夷，封立诸侯……责难朝鲜，使之纳币进贡，一如古时强盛之时。北则割据中国东北的领土，南则掠取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群岛。”
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在几项内外政策上发生失误，国内暴动不断。同时，由于日本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社会购买力有限等诸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得日本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日本政府大力整备军备，准备对外侵略扩张。希望借发动对朝鲜的战争转嫁国内危机。
历史诱因
对马岛危机是征韩论提出的历史诱因。
对马岛是东亚海上的要冲，位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之间，扼朝鲜海峡门户，倍受欧洲列强的注目，特别是沙俄。克里米亚战争后，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活动更引起了英国警惕。因此，英国对日本的对马岛产生了兴趣。1859年12月，英国军舰“阿克特恩”号闯入对马海岸测量水情，英国驻日本箱馆领事霍奇森建议英国海军在对马岛建军事基地。沙俄得知此消息后，于1861年3月13日，派军舰“波萨得尼克”号，开入对马岛的芋崎浦，俄舰舰长彼里列夫更以修理军舰为借口，要求允许其在此停泊。不久，俄舰又驶进日本内海古里浦，并不顾对马藩吏的制止，强行测量水情，伐木建造营房、粮库、医院，实际上已将该地占领。同年5月，彼里列夫一面向对马藩厅大肆渲染英国对于对马的野心，一面要求租界土地和谒见藩主。对马藩当局急忙报告幕府，日本幕府立即派外交长官小栗前往交涉，要求该舰撤走。然而，俄舰拒绝撤出对马。幕府求援于英国舰队。英国政府认为对马岛被俄国占领不能容忍，要求“波萨得尼克”号撤走。1861年8月，英国驻日公使阿礼国公开表示：英国政府对俄国军舰开进对马不能袖手旁观。随后，英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霍普海军中将率两艘军舰驶入对马。迫于英国的军事压力和国际舆论及对马岛民的英勇奋斗，9月2日，俄舰被迫撤出对马。对马危机使日本充分认识到了对马海峡和朝鲜半岛在近代东北亚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随着日本幕府对朝鲜事务的重视，一部分人便开始策划“征韩论”。从而导致了日本政府“征韩论”的出笼。
主要观点
吉田松阴
早在幕府末期，长州藩士吉田松阴就主张以讲“信义”的名义屈从欧美，同时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1855年与美俄签订友好条约后，他说：“我与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断然背约，以失信与夷狄。必须严定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蓄养国力，割据易取的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土地作为补偿。”
木户孝允
明治政府最早提出“征韩论”的是木户孝允。1868年12月，他向辅相岩仓具视提出侵略朝鲜半岛的建议，把朝鲜看作“保全皇国的基础，将来侵略进攻之基本”，而“往朝鲜派遣使节，问彼之无礼。彼若不服时，宣布罪状，攻击其国土”，并和军务官副知事大村益次郎等研究了具体的行动计划。次年，明治政府遣使携带国书往朝鲜，被以国书“不合体例”为由拒绝。这次出使，名义上要与朝鲜打开国交，实际是为侵略朝鲜半岛制造借口。木户、岩仓等人到1871年出国访问为止，一直在讨论和拟定侵略朝鲜半岛的计划。
日本企图侵略朝鲜半岛，是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不满情绪，更是为与列强争夺东亚、进一步侵略中国制造跳板。
宗义达
1868年4月，对马藩主宗义达向政府建议：朝鲜正与外国滋生纠纷，日本切不可失“先发制人”之良机，如能确立“思威并行之规模，统御之术得其法”，则朝鲜“数岁之后将如日本外府”。至于日朝交涉时，如朝鲜仍然“抱守向来偏固之风习及鄙陋之旧规”，辜负“皇国厚爱眷顾之厚意”，甚至“万一有非礼倨傲之惰况”发生，政府当可断然采取“赫然膺惩”的行动，以免危及“将来之功业”。
征韩论图
发展
1869年12月4日，日本政府采纳木户孝允建议，派遣“征韩”派佐田白茅等三人到朝鲜，并下达了调查任务，如，朝鲜与清廷关系、内政是否紊乱、有无适宜军港、军备情况，其军事意图昭然若揭。1870年佐田白茅等三人向政府报告朝鲜情况。太政大臣三条实美采纳了，外务省综合三使者报告，向其提出的方案，派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少丞花房义质出使中国谈判建交与通商事宜，另派外务少丞吉田弘毅等三人赴朝刺探国情，并再次递交遭拒之国书。然对朝外交难有明显进展。因此，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决定改弦更张，于1872年8月把驻朝鲜釜山的草梁倭馆转归外务省直接管理。到了1873年，围绕者立刻发动征韩还是等待时机这一问题，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是岩仓具视、大久保礼通、木户孝允，另一派是西乡隆盛、板垣退助、副岛种臣。两派的争执以一场大政变(西南政变)的发生，西乡隆盛等征韩派退出政府而告终。
“征韩论”之争,并不能归结征韩派与反征韩派之争。恰恰相反,双方所争的不是征韩与不征韩的大原则问题，而是对征韩的时机把握的策略问题。所以，所谓“征韩论”之争,只不过是“征韩论”者内部的急征派与缓征派之争而已。事实上，“征韩论”之争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明治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并未改变。
影响
明治维新后兴起的“征韩论”无疑对日本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维新元勋西乡隆盛因此造反，酿成西南之乱。伊藤博文被刺杀，都与此有关。
韩国这时又处于风雨飘摇的时候了，又迎来日本，大院君与儿媳闵妃间矛盾激化，1882年，大院君将闵妃党羽逮捕，日本军队做乱，幸好时任大清国驻韩交涉通商大臣的袁世凯手中有兵权，将日本军杀退，救出了大院君。到了明治43年，韩国终于被日本吞灭，改为朝鲜，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