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臣秀吉(日语：とよとみ ひでよし，初名藤吉郎，1536年[1]-1598年9月18日)，出生于日本尾张国爱知郡中村(今爱知县名古屋市中村区)，日本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大名，著名政治家，首次以“天下人”的称号统一日本的战国三杰之一。
1592年，已是日本至尊的丰臣秀吉开启战端，将十多万军队送入朝鲜。由此引发的东亚世界大战，将在半岛燃烧长达六年时间。关于这场浩劫的起因，早有基于不同角度的众多解读。本文并不准备继续复制粘贴，而是希望从相对简单而外交层面入手，探析秀吉个人思维的最大化可能。
长期以来，许多人以第四方视角分析万历朝鲜战争，却只着眼于明朝与李氏朝鲜的外交自闭。简而言之，就是双方无论闭关程度如何，都没有对近在咫尺的外部威胁有任何提前预警。这样的说法自有其合理之处，却很容易忽略同样重要的日本。毕竟，没有丰臣秀吉的一意孤行，就不可能有这场对谁都很艰苦的漫长鏖战。但人们总是希望以脸谱化形象加以打扮，塑造了一个早已备足功课的超级野心家形象。可开启战端前夕的日本同样缺乏对外认识，并没有在本质上拉开与对手的差距。
首先，当时日本政治家们的大部分外交对象来自其内部。这种说法很难被只识19世纪后历史的读者理解，却也是漫长封建时代的固有特色。然而，长期处于各藩大名混战的日本，恰恰有着比较独立的多边内循环体系。如果说当年期望效仿唐制的天皇因升格“神级”而变得较为安全，那么与之形成平衡的幕府世俗权威则容易受到趋势波动。不仅丰臣秀吉自己就是这段乱世的佼佼者，其之上几代的霸主也无不得益于此类大规模震动。
因此，90%以上的强者都很难有功夫放眼世界，而是首先需要与周边势力达成默契。尤其是在1476年的应仁之乱爆发后，有能力的封建领主都必须加强武备、结交豪强自保。除了彼此之间进入战国时代，连地方上的下级势力也容易鸠占鹊巢。以至于所有贵族都陷入不安定状态，在战战兢兢中迎接朝不保夕的未来。其中，出生起点最低的秀吉，在个人权利的安全感上尤为缺失。军事博弈的暂时胜利，并不能抹去权斗层面的侥幸因素。这必将对其决策产生巨大影响。
其次，当时日本的唯一长期涉外对象，是从东南亚各地赶来的伊比利亚商人。其中，从印度-马六甲方向抵达的葡萄人年代较早，稍后才从吕宋跟进的西班牙人则关系单薄。除了必要的贸易和军事技术交流，两国传教士也纷纷在关西地区构建教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为日本提供着近乎全部的世界实时消息。几乎是半独立运作的耶稣会等团体，本身就从欧陆本土分布到远东，也的确可以满足当时日本的有限求知欲。
所以，两国来客的地域经历，直接影响秀吉等决策层的对外认知。在明朝继续恪守海禁、李氏朝鲜完全自绝于世界的背景下，新建幕府可能反而对罗马教廷和马德里宫廷更为熟悉。至于开战少量活动有限的兼职间谍与开展前夕赶往半岛的最后通牒下达者，都没有办法为丰臣秀吉提供更详实信息。触及过江浙沿海的地方幕客，也经常不能以正常途径接触明朝实情，情报作用甚至不如遭重点看管的早期澳门。所以，我们完全能毫不夸张判断，日本对于即将面临的对手也是一无所知。
那么，丰臣秀吉的开战目的和最终期望到底是什么?一些当年留下的外交活动记录就显示，他可能从未期望部下会完成自己的伟大理想。
晚年的秀吉 旨在强化自己的超级强人形象
早在1585年，初步荣登高位的秀吉就有表露过自己想远征半岛。考虑到当时的关东和九州等地，依然没有服从其绝对权威，这样的号召基本还没有脱离嘴炮层面。但利用对外战争去转移内部矛盾的想法已是初具雏形。即便没有更多需要提防的地方大名，他也在继承和使用一个异常不稳定的封建效忠体系。如果不能迅速打破僵局，那么内部人员的利益分配都会出现纰漏。适时的提出对外用兵，更像是为稳定内政而选取的备用方案。他甚至向常驻日本的耶稣会教士求助，希望购买2艘葡萄牙大帆船作为舰队中坚。
1587年后，随着九州大部分地方的臣服，秀吉的一家独大已基本确立。鉴于当地领主的西方亲善背景，开始严格限制欧洲传教士和商人活动。既要求全部的传教士集中到长崎港居住，也从对方手中收回了自由市的自治地位。至于针对本土教名的打压，则采取进三步退两步的狡猾手法。丰臣秀吉当然知道自己不可能马上与对方彻底翻脸，断绝对外贸易和武器输入管道。因此，这些举动更像是为压制九州各大名，而对西方影响力的圈养措施。
到了1591年，关东各地的臣服也让秀吉走上了人生巅峰。但日本战国所塑造的固有矛盾，还是让他的权势反而容易遭到颠覆。于是，曾经运用过的对外战争方案，又在这个时候被推上前台。目标也从当年的小小半岛，迅速扩增为整个大明天下，最后连果阿总督区所在的印度都算入其中。再通过下令各地出兵、筹集粮饷和大规模建造战舰，消耗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做到资源的高度集中。幕僚间的来回奔走，也经常抛出口惠实不至的许诺，吸引更多内部的交涉对象来加盟扩张计划。
此时，丰臣秀吉的外交风格已基本定型。一方面将自己塑造为地方势力的保护人和利益拓展者，也不能丢掉自己的超级强人设定。无论对方是否相信，都要按自己构想的世界观去不断推进。
例如其分别传递给果阿和吕宋总督的信件，就将自己描绘为众望所谓的天选之子，要求对方加入其朝贡体系，成为这个新建立幕府的固定番邦。区别仅仅在于对葡萄牙人说话更客气些，对西班牙人则要强硬不少。至于早已看透日本军事实力的两种如何反应，根本不在秀吉本人的计划之列，或许仅仅是期望以嘴炮讹诈换得更多利益和亲善姿态。类似信息其实也被送往小国琉球和台湾的高山族酋长，并且没有考虑过自己究竟能受到何等回馈。
至于对即将下手的朝鲜，秀吉幕府的外交辞令则稍加修饰圆滑。比如强调自己的军队准备远征明朝，期望李朝识时务的给予借道、补给方便，等于传递出要强拉对方入伙的单方面意愿。而从第二年的战争表现来看，登陆日军对半岛的统御之心无疑远胜笼络之意。丰臣秀吉的铁杆嫡系，无不能从侵占领域内获得封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决策层在战前对半岛能做到知根知底，更多只是借助对方的军力疲软而收获意外奖品。
此后，随着明朝的出兵介入，秀吉等人又必须同一个完全看不上自己的对象交涉。从理论上来说，先下手为强的日本应该跟具有外交偓佺灵活性。但依靠塑造而成的强人设定，是容不得自己的事业遭遇任何挫折。因此，除了依靠一线谈判人员进行两头欺骗，丰臣秀吉实际上不可能与万历皇帝的明朝形成任何共识。情报层面的认知缺陷，让日军从未对即将面临的大陆战争强度有充分认识和准备。最后只能纷纷退居城市和要塞，进行消耗极大的长期对峙。尽管没有从占领区获得太多利益，也必须为拒不后退的伟岸形象支付代价。
1598年，漫长的半岛战争终于因丰臣秀吉的病死而宣告终结。由于没有任何实质的利益支撑，他生前的伟大理想便不再能吸引任何力量继续执行。巨大的成本消耗，也让自己的幕府失去对外控制。秀吉生前所非常担心的内部外交体系，马上以最快速度浮出水面。当关东联军开始向其大本营进发，关西各路诸侯不是早已损兵折将，就是因忌惮而选择临阵倒戈。这一切的源头，与其算是反叛者的能力卓著，不如说是秀吉当年推行预防措施的大概率结果。
虽然战国时代的日本与今日世界存在诸多不同，但不同层面的运作原理依然有很多相近之处。一个国家、集团乃至个人的交涉表现，往往就是其众多内部问题的外在投射。仅从这点而言，那些让无数军迷魂牵梦绕的伟大战事，就足给真正具备思考能力的智者以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