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外文名Sigmund Freud，生卒时间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主要成就是创立精神分析理论。

　　现象学与精神分析学有共同的老师布伦塔诺。他们的学术后代和生物学后代有过一次有趣的会面。

　　在弗洛伊德逃离纳粹迫害，达到伦敦之前，他的儿子恩斯特已经移居英国。孙子吕西安·弗洛伊德于1922年出生于柏林，到英国时11岁。祖父的私生活很严肃，登徒子吕西安似乎最能突出祖父的性理论。吕西安是画家，喜欢卡夫卡的小说。一位批评家把他称为“存在主义的安格尔”。

　　吕西安是伦敦的石像鬼俱乐部(Gargoyle　Club)会员。这是一家会员制俱乐部，建于1925年。俱乐部的一部分室内装饰是亨利·马蒂斯设计的，他的绘画《红房间》曾经挂在俱乐部内，俱乐部早在1978年已关闭。吕西安和他的好友弗朗西斯·培根都是20世纪最杰出的英国画家。他们有时在石像鬼里连饮数天。吕西安有一次喝得大头朝下倒在厕所里。

　　据培根回忆，有一次，他们在俱乐部里遇到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和西蒙·波伏娃。萨特邀请他们来到自己的桌前，看着吕西安问他：“这位英俊的人儿是谁?”不知道吕西安当时有什么想法，或许他已经喝醉。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1939年9月23日)，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萨特对意识的研究

　　在1980年代的中国，萨特和弗洛伊德两人大概是被谈论最多的非德国思想家。让 -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年轻时把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当作老师，沿着现象学的道路走向存在主义。他的《存在与虚无》(1943年)以海德格尔的思想为基础。

　　萨特在开篇即说：“近代思想把存在物还原为一系列显露存在物的显像，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因为现象学的方法使人们摆脱了认为存在物有内部和外表的对立的二元论。但萨特又说，这个消除二元论的方法并不是成功的。萨特引入“虚无”的概念，作为“存在”的对立面。其实，存在与虚无也是二元论。

　　萨特专门用一章来写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并把黑格尔也放在其中。萨特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哲学似乎已经懂得，如果首先以两个分离的实体的角度去看待我本身和他人，唯我论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实体的完全统一，事实上应被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在作为实体存在的人之下，还应该有共同的基础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萨特说：“一切有意识的存在都是作为存在的意识存在的。”他用现象学消除二元论的方法，把意识和存在联结在一起：有意识的存在，是意识的显露。

　　存在主义离不开对意识的探讨，而心理学则是意识研究的重要部分。在精神分析学的鼎盛时期，萨特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没有回避这个学说。在《存在与虚无》第四卷的“存在的精神分析法”一章中，萨特提出要预防两个错误。

　　他说：“经验心理学，在以人的欲望来定义人时，仍然是实体的幻觉的牺牲品。它以为欲望是作为人的意识的‘内容’在人之中，并且相信欲望的意义固有地在欲望本身之中。于是它避免了一切可能引起一个超越性的观念的东西。”这是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和对荣格的赞同。这个错误要避免的“超越性的观念”正是荣格心理学的精髓。

　　萨特接着又说，另一个错误与此密切相关：“这个错误在于认为，心理学的探索是一完成人们达到经验欲望的具体总体的东西。于是，通过经验的观察所确立的一堆意向能够给一个人下定义。”萨特认为，经验心理学只能得到心理的表层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堆加起来。可是，心理并不是这些意向的总和。

　　萨特认为，在心理学揭示出来的背后，还有更多的东西。他所指的“欲望”，包括弗洛伊德的“性欲”概念。这些欲望都有具体的对象。但这些对象不是意识本身，更不能构成人的完整意识。这是荣格的出发点。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扩大了意识的范围，加深了无意识的深度。当然，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在萨特发表《存在与虚无》之前就已经完成。

　　然而，实证学科不同于哲学，它们的表述应该是清晰的，不适用于哲学化的晦涩语言——并且在翻译中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在哲学中谈论心理学或其他实证学科有先天的缺陷，容易显得空疏。哲学是非实证的，在具体的问题上不能像数学和科学那样拿出扎实的证据。这也是数百年来数学和科学逐渐取代哲学的一个原因。

　　在中世纪之后，欧洲哲学家中多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他们不断地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并从他们揭示的逻辑和物理的世界给人以启发。这是实践理性的力量。但理性有所不及，在人和社会的领域，更有理性的滥用。

　　与法兰克福的批评家一样，萨特也是左翼人士。在20世纪中期，左翼在欧美形成一股潮流。萨特是苏联的同路人，相信苏联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相信，为了历史(具有基督教含义的历史)，可以合理地牺牲一大部分人。当被揭露的现实与他们的理论发生冲突时，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了沉默，甚至还要掩饰展示在他们眼前的事实。不过，萨特后来承认，他访问苏联时发表的言论是谎言。

　　精神分析学的法国继承人

　　米歇尔·福柯(1926-1984)是精神分析学的法国传人。他在《性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1976年)的开始就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忍受着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规范，至今仍然如此。这位一本正经的女王还出现在我们性经验的徽章上，矜持、缄默和虚伪。”

　　弗洛伊德

　　与他的同时代的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相似，福柯也有左翼倾向。他在性压抑方面的观点部分地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其实都源自弗洛伊德。福柯说，《认知的意志》最重要而且基本的内容，是对权力的论述。

　　福柯说：“不要认为存在着一个理当属于科学的、中立的和自由的知识的性经验领域。相反，在性经验的领域里，权力的各种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要求启动了各种禁忌的机制。”这个批评的目标更加广泛。显然，福柯比马尔库塞更少预设的意识形态，也更具洞察力。

　　20世纪法国哲学的活跃，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精神分析学。精神分析学在《存在与虚无》中所占的篇幅不多。与萨特相比，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有更深的研究，在哲学上的诠释也更成功。利科在大学时学习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战俘营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和雅斯贝斯的存在主义，1956年在巴黎大学创建胡塞尔现象学研究中心。所以，他的哲学基础是现象学。1969年，福柯、利科等三人同时被提名为法兰西学院教授。次年，福柯当选，利科落选。

　　利科的《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源于他在1961年在耶鲁大学的讲座。在此后的数年中，利科仍集中精力研究精神分析学。因为他的学术背景，利科使得现象学和精神分析学再次走近彼此。他指出“精神分析不是现象学”，但这一否定本身就说明了两者的近似。他说，现象学“通过接近和减少差异的方式，给出一种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其中的关键词，是意识和无意识。

　　在《弗洛伊德与哲学》中，利科的清晰解释使弗洛伊德的病例和分析具有了哲学上的意义。这是从精神分析学进入哲学的重要一步，丰富了哲学对意识的认识。

　　利科指出，弗洛伊德的理论有严格的界限，但这种界限不是封闭的，而是可以移动的，是理论内在有效性的一种功能。利科说：“我应该说正是这种坚定和这种严格，使我喜欢弗洛伊德而不是荣格。与弗洛伊德在一起，我知道我去哪儿和我去往何处;和荣格在一起，一切都有混淆的可能：心理现象、爱、原型、神圣。”这个论断符合事实，说明了荣格的接受程度有时不如弗洛伊德的原因之一。

　　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位心理学家体现出西方思维和东方思维的差别。严格限定的概念，可以使人们更好地接受这个理论，但未必对理解心理现象有很大的帮助。心理现象并不总是清晰的，难以被严格限定。荣格在中国受到欢迎可能是因为他的“混淆”，其实是混沌。这是庄子以来的传统。

　　混沌是精神的一个特征，理性并不能“整理”精神。卡夫卡的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的叙述者是一个中国人。他说：“人们的精神世界比较混沌。”这是一个准确的判断。他又说：“人性本自然，犹如空中浮尘，不受拘束。如果背负枷锁，它终将猛然挣脱枷锁，摧毁城墙，挣断锁链，甚至将自己弄得粉身碎骨。”长城是小说中的一个象征，对人性的不可预知的破坏性有制约作用，如理性对无意识的约束，但压制又导致强烈反抗。

　　传记作者对弗洛伊德的评价

　　弗洛伊德去世之后，影响继续扩大。彼得·盖伊的《弗洛伊德传》(1988年)、彼得·克拉玛的《弗洛伊德传》(2006年)是时间比较晚近的两种传记。这两本书的汉译本有同样的书名，副标题也相似：前者是“现代精神的发明者”，后者是“为了我们时代的一生”。

　　“我们时代”是现代的后期，“发明”是创造本来不存在的东西。他们都相信弗洛伊德创造了现代精神。有一个事实或许可以作为这个论断的一个旁证：中国在1980年代初重返现代的时候，读者们挤在书店里抢购《梦的解析》等著作。那时，距《梦的解析》的首次出版已经过去80多年，在中国也是再次引进。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之后的现代思想，发源于阅读弗洛伊德以及其他西方思想家。

　　这两位传记作者都和弗洛伊德没有直接关系。不过，他们的犹太人身份可能是他们研究精神分析学的原因之一。彼得·克拉玛(Peter　D.　Kramer)的父母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美国的第一代移民。

　　他于1948年出生在纽约市，在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文学硕士，曾在布朗大学医学院教授精神病学，临床专长是抑郁症的治疗。克拉玛称赞弗洛伊德创造了现代精神，也对传主做了无情的精神分析——在有说服力的资料基础之上。他指出，弗洛伊德在儿童期的个人经历是他强调“性”与俄狄浦斯情结的原因。

　　另一位传记作者盖伊(Peter　Gay，1923-2015)出生在柏林，1939年随家人逃出纳粹德国，于1941年辗转到达美国。在1946年获得美国国籍后，他把原来的德国姓Frhlich(意思是“幸福的”)改成英文同义词Gay(盖伊)。改姓割断了他和德国的联系，也是他重新塑造自我(心理上得新我)的起点。从1948年起，盖伊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科学，1955年转入同校的历史系。1969年，盖伊到耶鲁大学任欧洲史教授，直到退休。

　　盖伊在历史系如鱼得水。所以，他对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转系非常满意，认为是可以比拟他逃离纳粹德国的第二次逃亡。他完全投入历史学之后的著作大致可以被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关于启蒙运动，二是关于现代主义。如本系列已经说过的，前者倡导理性，后者反抗理性。

　　盖伊把现代主义看作是与启蒙运动同样重大的一个历史时期，而弗洛伊德是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对于盖伊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人物，没有之一。

　　现代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反抗。其实，启蒙运动本身也是一次反抗，用理性反抗宗教的专制与蒙昧。现代主义的反抗是全面的，目标不仅是理性。在尼采宣布基督教的上帝死了之后，弗洛伊德又向犹太教的立法者摩西插了一刀。摩西的法是敬上帝的法。因此，弗洛伊德要在更古老的源头上杀死上帝。精神的自由就是一个不断反抗的过程。

　　盖伊对弗洛伊德的理解主要在文化方面，不在社会问题上。他的著述颇丰，在中国也属热门。除了《弗洛伊德传》之外，他的《启蒙时代：一种解释》(获1967年美国全国图书奖)、《现代主义：异端的诱惑》(2007年)等著作都出了汉译本。《现代主义》的叙述从1840年代开始，那时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在位)统治的初期。

　　盖伊把“现代主义”视为异教的反叛——对启蒙运动和理性的反叛。他论述了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和建筑，涉及的人物众多，除了封面上说到的波德莱尔、贝克特之外，还有王尔德、毕加索、乔伊斯、伍尔芙、艾略特、格罗皮乌斯、勋伯格……以及波普艺术家沃霍尔。从维多利亚(时期)到弗洛伊德，构成了现代主义反叛不断壮大的过程。

　　盖伊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弗洛伊德，并且把现代主义反抗的大旗立在弗洛伊德身边。从1970年代起，盖伊以弗洛伊德为主要人物写过多本书：《弗洛伊德、犹太人和其他德国人：现代主义文化中的大师和受害者》(1978年)、五卷本《布尔乔亚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在1984-1998年陆续出版)、《一位没有上帝的犹太人：弗洛伊德、无神论和心理分析的产生》(1987年)，并编辑出版了《弗洛伊德读本》(1989年)。此外，他还发表过多篇以弗洛伊德为题的文章。盖伊把弗洛伊德放在现代主义的历史背景之中，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视角看现代主义。

　　在《布尔乔亚经验》的第二卷，盖伊说：“如弗洛伊德展示出的，他对里必多的研究不仅解释了神经症、变态心理以及正常的情欲满足的起源，还解释了迄今似乎远离性行为的情感方式和行为模式：儿童对新出生弟妹的愤怒、成年人的多变友谊、单身女对性骚扰的不可平息的恐惧、和平主义者对和平的好斗的热爱、狂热分子的泡沫式改变信仰、胖人不可控制的过度饮食，此外还照亮了被认为不含有情欲冲动的探究和行为，如民谣和历史、艺术和政治。”他把政治放在弗洛伊德照亮的领域的最后。这是一个清醒的见解。

　　弗洛伊德

　　对比弗洛伊德与荣格

　　弗洛伊德掀起了一场反叛。精神分析学反抗性压抑的父权，在弗洛伊德那里还没有明显表现为对政治权力的反叛——这项工作要等他的反资本主义的继承人来做。荣格则把这场反叛发展为一种异教，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精神、理性和(政治的和商业的)权力三足鼎立。但不受制约的权力仍在践踏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科学有一支沿着自己的内在逻辑走向“异教”。对宇宙的一些解释正在变得虚无、神秘，但还没有得到实验的证明，也许永远不会。

　　在学术界，荣格似乎不曾享有对弗洛伊德的接受程度。这有几个可能的原因：弗洛伊德是一个开创者，而荣格起初是他的一个跟随者，虽然成熟期的荣格极大地拓宽了弗洛伊德开拓的领域;弗洛伊德的理论较容易被理解，可以被用于日常交谈，他的发行量最大的书是《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4)，而荣格的思想庞杂，深入到哲学、神秘主义、东方文化，并且没有一个可以用来概括的关键词(在弗洛伊德是“性”)，不容易被把握;荣格有神秘主义倾向，教授们无法在理性的范围内支持或反驳他(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较好)，也就不能发表学术论文，更何况支持他还有被视为“迷信”的风险。

　　荣格和弗洛伊德都指责对方偏离了科学的方法，落入了神秘主义之中。荣格说，弗洛伊德曾经是心灵真相的伟大发现者，却变得狭隘和偏颇。弗洛伊德则批评荣格被神秘现象所欺骗，并对东方宗教过于热衷。从理性的角度看，弗洛伊德对荣格的批评是正确的。但人的心理显然不只有理性。很多时候，非理性的力量更强大。

　　在1959年出版的《弗洛伊德的使命》中，埃里希·弗罗姆说：“弗洛伊德是个理性主义者，他之所以了解无意识，是因为他要征服和控制无意识。相反，荣格属于浪漫主义的、反理性的传统。”弗洛伊德打开了无意识的盒子，其影响是他喜闻乐见的。荣格则进入到盒子的深处。

　　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概念也有不同。盖伊指出：“作为一个向病人学习的精神医师和临床工作者，荣格发展出一种和弗洛伊德式精神分析很相近的心理学，但其区别也很根本。”荣格提出了新的概念：原型、集体无意识、无所不在的超自然的神秘感、对宗教经验的同理感受以及对神话和炼金术的想像。这些不同导致了他和弗洛伊德的分裂。例如，原型在弗洛伊德那里就找不到对应点。盖伊说：“原型可以说是创造力的基础原则，深植于种族的天性，是在宗教教义、神话、梦境、艺术与文学工作里都会出现的人类潜力。”盖伊认为，“原型”类似生物学上的“行为模式”。

　　弗洛伊德没有提出类似原型的概念，但他在《自我与本我》中说：“被压抑的东西是无意识的原型。”他后期的著作对原型表现出的人类潜力有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