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统一，外文名German unification，发生时间是在1871年1月18日，发生地点是在法国凡尔赛宫镜厅，性质上是在政治和行政层整合为单一国家。
基本简介
时值普法战争结束且法国战败之际，德意志各邦国的皇室在凡尔赛宫聚集一堂，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并加冕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德意志的皇帝。
其实从非官方角度来看，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大多数习德语的邦国就已尝试联合，邦联早已存在。而在逐步合并的过程中，自然出现了各邦在宗教、方言、社会习俗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存在的差异和矛盾，最终走向统一。因此，1871年的仪式仅代表了统一这一漫长进程的尾声。
简史
1801：拿破仑·波拿巴开始入侵莱茵河以东的德意志国家。
1804：奥地利领导的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弗朗茨一世宣布建立奥地利帝国。
1806：拿破仑将德意志国家合并为法国附庸国莱茵邦联。
1815：拿破仑战败后，维也纳会议将德意志国家团结为德意志邦联，由奥地利帝国领导。
1819：卡尔斯巴德法令(英语：Carlsbad Decrees)禁止一切形式的泛德意志活动以避免“德意志国”的出现;普鲁士王国则同其他邦联国家成立了关税同盟。
1834：普鲁士领导的关税同盟发展为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包括几乎所有德意志国家但不含奥地利。
1848：骚乱席卷德意志邦联(包括柏林、德累斯顿和法兰克福)，迫使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立宪。同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召开，试图宣布德国统一，但腓特烈·威廉四世予以拒绝。关于统一德国应当采取“小德意志方案”(不包括奥地利)或是“大德意志方案”(包括奥地利)的争论浮现出来。
1861：威廉一世成为普鲁士国王，任命奥托·冯·俾斯麦为宰相。俾斯麦倾向于通过“铁血政策”建立普鲁士领导的统一德意志。
1864：普鲁士反对丹麦王国吞并石勒苏益格，普丹战争爆发。俾斯麦有意将奥地利帝国拖入这场战争。奥地利-普鲁士的胜利使北部的石勒苏益格归于普鲁士管辖，南部的荷尔斯泰因归于奥地利管辖(《维也纳和约》)。
1866：俾斯麦宣称奥地利在石勒苏益格制造骚乱。普鲁士军队进入荷尔斯泰因，并占领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全部。奥地利对普鲁士宣战，普奥战争(七周战争)爆发。奥地利迅速战败，《布拉格条约》签订，德意志邦联正式解散，普鲁士建立北德意志邦联，包括所有德意志国家，但不包括支持法国的南部国家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
1870：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要求获得莱茵兰地区领土以作为他在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报偿。俾斯麦利用西班牙王室继承问题及埃姆斯密电(1868年)试图将南部国家并入邦联。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宣战。
1871：普鲁士军队开进法兰西第二帝国首都巴黎，普法战争结束。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在《法兰克福条约》后加入北德意志邦联。俾斯麦拥戴国王威廉一世为统一德意志(德意志国)的领导人。德意志军队驻留在巴黎，拿破仑三世宣布法兰西帝国解体，阿道夫·梯也尔领导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
十九世纪初的中欧德语区
菲利普·怀特的壁画中(1834–36)描绘的日耳曼尼亚(德意志人民的化身)形象。她手持绘有德意志邦联徽章(大图见下)的盾牌，下方则绘有神圣罗马帝国七个传统选帝侯的徽章。
德意志邦联徽章
1806年之前，中欧的德语区包括超过300个政治实体，其中大部分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它们大小不一，小至霍恩洛厄家族分支的各个领地，大至诸如巴伐利亚和普鲁士这样边界分明的王国。统治的方式也各自不同：其中包括大小不一的帝国自由城市，从强大的奥格斯堡到微小的魏尔德尔斯塔特;教会领地，大小和影响力亦不同，例如富有的赖兴瑙修道院和强大的科隆总教区;以及王朝国家诸如符腾堡。如上政权的领土(准确地说应当是这些领土的一部分——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普鲁士都还在帝国之外拥有其他土地)组成了神圣罗马帝国，国家数量有时超过1,000个(德语：Liste der Territorien im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自15世纪起，在绝大部分时间中，帝国的选帝侯们都选举哈布斯堡王朝家长为神圣罗马皇帝。在德语国家中，神圣罗马帝国的行政和法律机制为地主和农民、国与国之间和国家之内提供了一个解决争议的平台。通过“帝国行政圈”体系，各组国家整合资源，发展区域和组织利益，促进经济合作和军事保护。
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1799–1802)中，拿破仑·波拿巴击败了帝国和其盟友;《吕内维尔条约》、《亚眠和约》和1803年德意志并吞将大量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转移至了王朝国家名下;世俗化的教会土地和大部分的帝国城市在政治和法律层面绝灭，居住于这些土地的人民则向新的公爵和国王效忠。这一转移尤其扩张了符腾堡和巴登的领土。1806年，拿破仑成功入侵普鲁士，并在耶拿-奥尔斯塔特击败普鲁士和俄罗斯联军。他订立了《普雷斯堡和约》，皇帝被迫解散神圣罗马帝国。
拿破仑体系下德意志民族主义的崛起
在法兰西帝国的霸权之下(1804–1814)，德意志民族主义在重组的德意志国家中盛行。因为这般共同经历，虽然仍然受到法国统治，许多将“德意志”称作一个国家的说法浮现了出来。德意志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说道：共同语言对于一个国家的建立有一定的基础性作用，但当代(19世纪)德意志史学家则认为，若要结合这数百个政体，语言还远远不够。中欧德语区诸国共同经历了法国霸权时期，决心赶走法国入侵者，重新掌控自己的领土。法国在波兰(1806–07)、伊比利亚半岛和西部德意志的战役以及1812年对俄罗斯入侵的惨痛失败使许多德意志人、诸侯和农民对拿破仑的幻想破灭。他的大陆封锁几乎摧毁了中欧的经济。俄罗斯的远征军包括近125,000名来自德意志的士兵，这一严重损失使许多德意志人(不论出身高低)开始设想一个没有拿破仑的中欧。吕佐夫志愿军这类学生民兵队伍的出现便体现了这一倾向。
民族大会战纪念碑建于1913年百年纪念之际，旨在纪念德意志人民在战胜拿破仑过程中的努力
在俄国的惨败使法国对德意志诸侯的控制减弱。1813年，拿破仑在德意志发动战役，意图将诸国拉回法国势力范围内;此后的解放战争在莱比锡战役(又称民族大会战)中达到高潮。1813年10月，超过500,000名士兵在三日内展开激烈战斗，这也是19世纪欧洲最大规模的陆战。这场战役以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萨克森和瑞典同盟的决定性胜利告终，并终结了法国在莱茵河东岸的影响力。同盟军在胜利鼓舞下跨越莱茵河追击拿破仑，他的军队和政府由此垮台，本人亦流放并囚禁于厄尔巴岛。1815年百日王朝时期拿破仑短暂复辟。在第七次反法同盟战役中，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英国-同盟军队和格布哈德·冯·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队在滑铁卢取胜(1815年6月18日)。
布吕歇尔军在前日刚自利尼(英语：Battle of Ligny)成功撤退，在滑铁卢扮演了决定性地位，扭转了战斗的局势。普鲁士骑兵于6月18日夜晚追击战败的法军，为同盟锁定了胜局。从德意志的角度看，布吕歇尔军在滑铁卢的表现以及德意志诸国在莱比锡的协同作战成为了民族自尊和热情的聚合点。这一阐释在19世纪成为亲普鲁士民族主义史学家“普鲁士神话(英语：Borussian myth)”的核心。
中欧重组及二元德意志的崛起
1789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地图。地图上大部分为哈布斯堡王朝(橙色)及普鲁士王国(蓝色)，此外还有大量的小国(许多国家由于太小而无法展现于地图上)。
在拿破仑失败之后，维也纳会议在权力平衡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新的欧洲政治及外交体系。这一体系将欧洲划分为不同势力范围，而在一定程度上这抑制了一些民族的诉求，包括德意志和意大利。大体来看，扩大了领土的普鲁士和在1803年并吞之后整合出的其他38个国家归入奥地利帝国势力范围内。会议建立了松散的德意志邦联(1815–1866)，由奥地利领头，拥有一个“联邦议会”(称Bundestag或Bundesversammlung，为一个任命领袖组成的会议)，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会议。鉴于哈布斯堡王朝在传统上拥有帝国中的重要位置，奥地利皇帝便成为了议会的名义总裁。然而，这一人设的奥地利霸权却没有考虑到普鲁士于18世纪在帝国政治中的崛起。在勃兰登堡选帝侯于该世纪初自命为普鲁士国王之后，他们的领地范围通过战争和继承逐渐得到扩张。在腓特烈大帝治下，普鲁士的实力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中更加明显地展示了出来。在玛丽亚·特蕾西亚和约瑟夫二世试图在神圣罗马帝国中重塑哈布斯堡霸权的同时，腓特烈则相应地于1785年创建了“诸侯联盟(德语：Fürstenbund)”(Fürstenbund)。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德意志二元问题深深植根于旧帝国的政治之中。这一关于势力范围的争夺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或“马铃薯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神圣罗马帝国终结之后，这一竞争仍然影响了19世纪民族主义运动的成长和发展。
重组的问题
联邦议会虽有议会之名，但它却完全不能视为一个广泛且大众的选举代表集合。许多国家没有宪法，而在有宪法的国家(例如巴登大公国)，严格建立于财产基础上的选举权仅仅适用于一小部分的男性人口。此外，这一不实际的解决方案无法反映普鲁士的全新地位。虽然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耶拿-奥埃尔斯特会战中惨败，但在滑铁卢却又完成了强势的回归。由此，普鲁士的领袖们希望能够在德意志政治中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德意志邦联的国境。普鲁士为蓝色，奥地利为黄色，其他为灰色。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在拿破仑时代由于德意志人的共同经历而得到刺激，一开始与自由主义思想相结合，改变了德意志诸国之间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在此背景下，能够感受到这一运动深深植根于拿破仑时代的经历。学生组织和群众示威(例如于1817年10月在瓦尔特堡的示威)使中欧的德语者愈发团结。此外，在解放战争期间许下的明确和不明确的承诺也使人对人民主权产生了期望，并且使人广泛参与到政治中来，但许多承诺在和平到来后却没有得到实现。学生组织的骚动使保守派领袖诸如克莱门斯·梅特涅开始担心民族主义思想的崛起;1819年3月德意志戏剧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德语：August von Kotzebue)死于一个追求统一的激进学生刺杀，而在1819年9月20日，卡尔斯巴德法令(德语：Karlsbader Beschlüsse)颁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思想领导。
保守势力对于刺杀行为感到十分愤怒，梅特涅也借此通过法律，进一步限制媒体，遏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由此，这一系列法令使学生组织转入地下，限制了民族主义出版物的出版，扩张了对媒体和私人的审查，并通过禁止大学教授鼓励民族主义讨论而限制了学术传播。这些法令成为了约翰·约瑟夫·冯·戈雷斯(德语：Joseph Görres)的小册《德意志与革命》(Teutschland und die Revolution，1820年)的主题，他在其中表示通过反动手段来压制公众观点的自由表达是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当的。
经济合作
关税同盟
另一大统一德意志诸国的重要制度——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帮助创造了在经济上的统一。1818年普鲁士财政大臣汉斯·冯·比洛(德语：Hans Graf von Bülow)最初构想了普鲁士的关税同盟;此后关税同盟将许多普鲁士和霍亨索伦王朝的土地连结到了一起。在此后超过三十年的时间内，许多德意志国家也加入其中。这一同盟在德意志诸国之间削减了贸易保护壁垒，尤其是促进了原材料和成品的运输，于是跨境运输货品变得更加容易，购买、运输和销售原材料的成本也变得更加低廉。对于新兴的工业中心来说这相当重要——大部分工业中心都位于莱茵兰、萨尔河和鲁尔河河谷地带。
道路和铁路
1817年10月，近500名学生在瓦尔特堡(三个多世纪前马丁·路德在此寻求庇护)前进行抗议，支持民族统一。之所以选择瓦尔特堡是因为它对德意志民族精神具有象征性地位。当代彩色木刻画。
至19世纪初，德意志的道路状况已经恶化至令人震惊的地步。国内和国外的旅者都对“军道”(Heerstraßen，军用道路，原先的作用是为运输军队提供便利)的状况叫苦不迭。但在德意志诸国不再是军事叉路之后，道路的状况得到了改善;普鲁士的硬面道路长度从1816年的3,800千米(2,400英里)增加到了1852年的16,600千米(10,300英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碎石路的发明推动的。至1835年，海因里希·冯·加更(德语：Heinrich von Gagern)已称这些道路为“国民的命脉”，并预测它们将会促进自由、独立和繁荣。人们四处流动，在火车、旅馆、参观或诸如巴登-巴登的浴场这般的时髦度假地相互接触。水上交通也得到了改善。在拿破仑的命令下，撤销了莱茵河上的封锁，而到1820年代，蒸汽机则使内河船从不便的人力和畜力牵引系统中解放出来。至1846年，有180艘蒸汽船定期往返于德意志河流与博登湖，一系列的运河从多瑙河、威悉河和易北河延展开去。
这些改善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重要性方面却无法与铁路相提并论。德意志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将铁路和关税同盟称作“连体双胎”，强调了二者之间的重要关系。他并不孤单：诗人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德语：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作诗颂扬关税同盟，在诗的开头他列举了一系列商品，这些商品相比政治和外交对德意志统一的作用更大。德意志帝国的史学家日后称铁路是统一国家的第一个指示;爱国主义小说家威廉·拉贝(德语：Wilhelm Raabe)则写道：“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条铁路建设时建立了起来”。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对这“钢铁怪兽”持有热情的态度。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不认为将柏林至波茨坦的旅程缩短几个小时有什么益处，而梅特涅则直接拒绝搭乘火车。其他人则思考铁路是否是威胁景观的邪恶力量：尼古拉斯·雷瑙1838年的诗作《致春》(An den Frühling)即哀叹火车摧毁了德意志森林的纯朴静谧。
巴伐利亚路德维希铁路(德语：Bayerische Ludwigsbahn)是德意志第一条乘运或货运铁路，1835年建成，连接纽伦堡和菲尔特。它的长度只有6千米(3.7英里)，并只在日间运营，但却获得很大收益并且广受欢迎。在三年内便铺设了141千米(88英里)的铁轨，而1840年则是462千米(287英里)，至1860年达到了11,157千米(6,933英里)。由于缺少一个地理上的中心(例如国都)，铁路便以网状分布，在区域内连结城镇和市场，连结区域与区域，等等。随着铁路网的扩张，运输货物的成本更低：在1840年每吨/公里为18芬尼，而在1870年则为5芬尼。铁路的影响是即刻的，例如原材料可以来往鲁尔河河谷而无需装卸。铁路通过创造商品需求和推动贸易促进了经济活动。1850年，内河运输装载货量是铁路的三倍;而到1870年这一情况则发生了逆转，铁路装载量是内河的四倍。铁路还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和人们旅行的方式。它的影响超越了社会阶层，从贵族至平民。虽然一些较远的德意志省份直至1890年代才连入铁路，但在1865年之前，绝大多数人口、制造业中心和生产中心都已经连入了铁路网。
约1834年。这一漫画讽刺了德意志诸国收费站的广布。有些国家实在太小以至于运输者在一天内需要两三次卸装货。
地理、爱国主义及语言
当旅行变得便捷、快速和廉价，使德意志人开始看到除了语言之外的其他统一因素。格林兄弟编纂了一本大词典，并且搜集了一系列的民间故事和寓言，显示出了不同区域内故事的相似性。卡尔·贝德克尔(英语：Karl Baedeker)出版欧洲不同城市和地区的旅行指南，指明居住地和目的地，并包括了城堡、战场、名建筑和名人的简史。他的指南还包括了旅行的距离、不应旅行的道路以及徒步旅行的路线。
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莱本(德语：August Heinrich Hoffmann von Fallersleben)的诗句不仅表达了德意志人民在语言上的统一，还表现了地理上的统一。在《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 Deutschland über Alles)，正式名称为《德意志之歌》(Das Lied der Deutschen)中，法勒斯莱本号召德意志诸国君主承认德意志人民的一统特性。其他爱国歌曲如马克斯·施内肯伯格(英语：Max Schneckenburger)的《守护莱茵河》(Die Wacht am Rhein)则将注意力集中至地理上，而不仅仅是共同语言中的“德意志性”。施内肯伯格创作《守护莱茵河》是为了对法国称莱茵河为“天然东部国境”做出回应。歌曲的副歌部分，以及其他爱国诗歌如尼古拉斯·贝克的《莱茵河》(Das Rheinlied)，号召德意志人民保卫自己的领土和家园。1807年，亚历山大·冯·洪堡提出民族性反映了地理的影响，将景观同人民联系到一起。与这一思想同时发生的是保护古城堡和史迹的运动，这一运动主要集中于与法国和西班牙发生频繁冲突的莱茵兰地区。
三月革命前及十九世纪自由主义
在德意志1848年革命前奥地利和普鲁士成为警察国家并广泛进行审查的时期后来称作“三月前”(Vormärz)，指的是1848年的3月。在这段时间内，欧洲自由主义的发展势头增长;其议程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议题。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欧洲自由主义者希望能在民族主义原则下达成统一，推动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扩展男性选举权，等等。他们的激进程度则取决于他们对于男性选举权的立场：选举权越广泛便越激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