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瓶泉居士等，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区)人，清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因为主张严禁鸦片及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有“民族英雄”之称誉。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诞生的110年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与封建统治阶级相互勾结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重灾难中。为了谋求祖国的独立富强，我们的先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其中，林则徐是“最早抵抗外国侵略的伟大的民族英雄”。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进行了一百多年。林则徐不愧为中华民族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第一位最有影响的民族伟人。
林则徐雕像
林则徐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主要有三项：
第一，领导禁烟运动，主持了气吞山河的虎门销烟壮举，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第二，在鸦片战争中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持抵抗英国的侵略，极大地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正气。
第三，倡导睁眼看世界，积极了解和研究资本主义世界各方面的情况，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成为冲破长期闭关锁国、主张对外开放的先驱者。
这三项功绩，从根本上看：都是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谋求中国的繁荣富强，是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密切关联着的。
不仅如此，林则徐的这些作为，还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本文将在简要地回顾林则徐这些历史功绩的同时，阐明它们在国际上所产生的影响。
一、禁烟
也就是严禁鸦片，在当时烟毒泛滥的中国是一项极端艰巨的事情，有着很多很大的阻力。这些阻力不仅来自从鸦片贸易中牟取暴利的英国侵略者和中外鸦片贩子，还来自清朝中央至地方层层借鸦片走私而营私舞弊受贿得益的大小官吏及社会上的黑暗势力，同时更来自清廷亲贵大臣和嫉妒林则徐声望的权势人物，如穆彰阿、琦善等人。当时，与林则徐接近的“京朝官、故人子弟”都为他接受这项使命而担心，龚自珍还在送行的信中多方提醒和叮嘱。但是，任何险阻都没有动摇林则徐禁绝鸦片的决心。
多年来，他目睹鸦片烟流毒无穷，深知这个国计民生中最主要的祸害如不铲除，国家的前途将不堪设想。因而他虽明知“此役乃蹈汤火”也毅然受命南行，前往当时清政府指定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和鸦片烟土大量走私入口的广州，执行他的庄严使命。这种胸怀和气概，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包括不存偏见的一些西方学者。美国著名历史学者张馨保就认为：“林则徐对国家的真正贡献是：他及时指出了鸦片对人民健康和国家的危害。”
严禁鸦片，尽管内外上下阻力重重，但却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也取得有爱国心的官吏将领士兵们的一致赞同。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于1839年3月抵达广州后，便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一起，严禁鸦片入口、贩卖与吸食，限令外国鸦片商缴出所有烟土，并具结保证不再夹带鸦片到中国来。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复杂的斗争，在林则徐严厉有力的措施下，英国驻广州的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不得不答应缴烟，随后英国鸦片烟贩一共交出鸦片烟土19187箱又2119袋，共重237万多斤。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邓廷桢等在虎门海滩上，将这些鸦片全数当众销毁。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壮举。
在为时23天的销烟期间，不仅“沿海居民观者如堵”，而且外国商人、传教士、水手等也都获准前来参观。林则徐还当场接见美国商人京(或译作经、金)、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一行，向他们宣传禁烟政策，说明严厉禁烟不影响中外正常贸易，要他们“永远不可夹带”鸦片，“专作正经贸易”。
事先，在广州和澳门的外国人“对于钦差大臣如何处理已经呈缴的鸦片，揣测颇多”。他们曾经预言这些鸦片将为林则徐等官员中饱私吞，“有许多人曾断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鸦片的。另外有许多人深信即使会真的烧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因此他们都怀着猜疑的心情，要“亲眼看看销毁鸦片”。前面提到的美国商人京便携带女眷和传教士裨治文、船长弁逊等，驾船由澳门到虎门亲往观察。
经过认真的实地考察，回去后，裨治文著文刊登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他写道：“我们反复检查过销烟的每一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个工作更为忠实的了。”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卫三畏在他写的《中国总论》一书上也说：“鸦片是在最彻底手段下被销毁的……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这样，林则徐赢得了原先抱怀疑态度的外国人的崇敬。
作为林则徐的对手、中国人民敌人的英国侵略者，在禁烟问题上也不能不承认林则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在鸦片战争后，英国伦敦一座专门陈列世界名人、伟人的蜡像馆里，在大门右首，特为林则徐塑了一尊坐像。虎门销烟后38年(光绪三年，1877年)，清政府派遣的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副公使刘锡鸿偕随员等前往参观，据他们看到，在林则徐蜡像前放着一张书桌，“摊书一卷，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
为此，刘锡鸿深有感慨地写道：“夫文忠办禁烟事，几窘英人;然而彼固重之者，为其忠正勇毅，不以苟且图息肩也，可谓知所敬。”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的文章中，更充分注意到林则徐的禁烟运动，他写道：“中国政府在1837年、1838年和1839年采取了非常措施，这些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
由此可知，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的严禁鸦片运动和虎门销烟壮举在国际上产生的巨大影响。
二、林则徐在主持禁烟运动的同时也抓紧海防，积极整顿和加强军事上的设备，以迎接英军的偷袭和挑衅。他立足于战，以有备无患的战略思想对付蓄意发动战争的英国侵略者。
林则徐不同于一般的封建官僚，面对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既不虚骄，也不畏惧。在亲自视察和调查的基础上，他一方面认为“英人非不可制”，另一方面相信“民心可用”，从而树立起对敌斗争的必胜信心。
林则徐认为英军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早在道光十九年七月(1839年8月)，他就清楚地看到侵略者的长技是“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他认为敌人的这种优势可以乘风破浪，取胜于外洋;而其短处则是他们的舰船大而笨重，吃水深至数丈，“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敌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他认为，对付它的办法是避其长而就其短，“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倘若来到岸上，则“更无能为”。因此他深信“其强非不可制”，主张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以守为战，以逸待劳”的方法来制服来敌;以夜战和火攻的突击方法来围扰敌船。
到第二年6月，由他和巡抚怡良会衔发出的“安民告示”里，就更进一步地发挥其“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发扬我方优势，暴露敌军短处的观点。《告示》上说，英国“来兵即极多，亦不过一万余人为止。彼之数有尽，而内地兵用之不尽，不独以十抵一，以百抵一，直以千千万万抵一，又何不能剿灭之有?”并且指出敌军如敢进内河，就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阻碍：“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尽罄;三则军火不继，如鱼处涸河，自来送死，安能生全?”
另一方面，林则徐通过实地考察了解到广大人民群众中潜藏有巨大的反侵略力量。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里写道：“臣等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士端人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俱恨其强梁，必能保其身家，团练抵御。”因此，他在注重水师训练和招募水勇作为辅助外，同时鼓励广大民众自己组织起来。他支持“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村庄，或由府县雇觅壮丁以资捍卫”,并多次发布告示悬赏，奖励民众勇敢杀敌，号召沿海渔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见夷人上岸滋事，一切民人各准开枪阻止”。他赞许粤东渔人疍户以及滨海居民不畏风涛之险的勇敢精神，招募他们为水勇，进行操练，投入反侵略的战斗，并进而动员广大民众“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尔人人持刀痛杀”。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能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努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爱国热情，发挥他们保乡卫国的积极性，确是难能可贵的。
1839年9月和11月间，义律多次率英舰进行挑衅，在九龙、穿鼻洋和官涌的多次战役中，正是由于林则徐、关天培作了周密的防备和将士们的英勇抗击，而使侵略者无法得逞。林则徐招募训练的水勇，夜袭火攻英国兵船，也取得相当的战果。在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主持禁烟和以后担任两广总督期间，英国侵略者根本无法在广东占到什么便宜。尽管有许多材料说明英国政府发动这场侵华战争首攻目标是舟山群岛而不是广东，但林则徐在广东领导和组织军民进行卓有成效的反侵略斗争，使英国侵略者始终无隙可乘，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但是，林则徐的所作所为并不为清朝最高当局所赏识，由于严禁鸦片和坚持抵御侵略损害了英国侵略者的利益，打乱了他们的如意算盘，在英舰北上大沽威胁下，道光帝罢了林则徐的官，给他加上“轻启边衅”的罪名。对于封建专制君主这种颠倒是非的行径，人民群众是深为愤慨的。当林则徐被“奉旨革职”的消息传开以后，“连日铺户居民攀辕者填于街巷”，他们向林则徐赠送靴、伞、香炉、明镜和“颂牌”等物以表示敬意。在“颂牌”上写有“民沾其惠，夷畏其威”“恩留东粤，泽遍南邦”“明察秋毫，忠心对天”等。一个参加侵华战争的英国军官在他的记事里写道：“若说林公虽然不为皇帝所喜，但是他却很受他新近所管治人民的爱戴，这对于林公来说，只是公道而已。他的最大的死敌也不得不承认他的手从来没有被贿赂玷污过。在中国的政治家中，这种情形是闻所未闻的。”
此后林则徐虽处于逆境中，但仍密切关心时事，力所能及做了一些有益于抗英的事。1841年5月，林则徐被批准以四品卿衔赴浙江前线协助闽浙总督裕谦抗击侵略者。他在浙江沿海前沿镇海一带地方积极参与前线的军事防御，考察各炮台、修筑工事、研制大炮、战船等，并将自己在广东搜集和研究的制炮技术以及八种战船图样全部交给当地的技术人员作参考。但是在浙江仅仅一个多月，他又被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在赴新疆途中奉旨赴河南祥符河工工地襄助大学士王鼎办理堵口工程，第二年(1842年)春，东河河工告竣，仍被勒令西行。
林则徐是因坚持捍卫民族利益、坚决抵抗外来资本主义侵略而受遣戍的。但是这种极不公平的待遇并没有丝毫削弱他的爱国精神和抗敌信念。随着他的西行，他与战场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他忧国忧民的情思却越来越强烈。他热切关注着战事的进展，一路上多方打听有关信息。奕经浙东溃败、镇江失守以及英舰长驱直入长江等条条战讯，都牵动他的心，使他无限挂念。1842年9月上旬，他在到达兰州后致友人信中痛切地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自念祸福死生，早已度外置之，唯逆焰已若燎原，身虽放逸，安能委诸不闻不见?……愈行愈远，徒觉忧心如焚耳。”直到抵达伊犁戍所后，他还对“东南事局……无时不悬于心目间，不知何所终极。”他虽身遭放逐，但爱国之心不已。
这时他更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抵抗英国侵略者的主张和办法。其要点为：第一，筹计船、炮，建设水军，力争水上主动出击，改变此前株守陆战的打法;第二，立足于本地，招募当地壮勇，编练成精锐武装，作为御敌的主力，反对远调客军。他不仅向一些友人讲述上列主张，而且还一再向清政府建议。他总结自己的反侵略“八字要言”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殷切地期望长江的战事能“大得捷音”，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如果侵略者长期赖着不走，则“恢复之策”应是“扼要首在荆襄，须连结秦蜀以为之”。这就是说，应当在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与西北、西南各省的广大地域里与侵略者周旋作持久战，而绝不能向他们妥协屈服。
对于林则徐坚持抵抗侵略及其战略战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多加以贬低和指责，这是不奇怪的。但是也有不囿成见，比较客观地加以评论的，例如张馨保在20世纪50年代问世的《林钦差与鸦片战争》就评论道：“许多历史学者指责林钦差的总政策是落后的产物，这是不公平的。”他认为“强大的军队、优良的武器并不一定都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历史上有不少弱小一方获得最后胜利的例子。”这就是说，他认为，鸦片战争并不一定以中国失败告终，如果林则徐不被革职而主持抗英战争的话，中国就有可能获得胜利。他特别赞赏前述林则徐关于“扼要首在荆襄，须连结秦蜀以为之”的持久战主张，认为这种战略思想“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对抗日本人的战争中所实行的战略十分相似”。他接着写道：“许多有头脑的英国人认为，如果中国采取这一战略，英国的远征就会遇到危险，他们对此感到担心。”然而，事实不可能是这样。他说：“林则徐是为错误的主人服务的忠诚的政治家，是早出生一个世纪的理想主义者。……所以即使像林则徐这样正直、有才干、有远见的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是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他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件被发现并得到研究，西方历史学家们将不得不重新评价林则徐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
是的，以林则徐的爱国热诚和他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的扬长避短的战略战术，如果得到实行的话，是可以取得应有的成效的。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清皇朝政治机构从上到下日趋腐败的情况下，林则徐是无能为力的。林则徐是失败了，但是，随着岁月的推移，他的价值却愈益被人发现和认识，包括原来贬低和奚落他的西方学者。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敢于向坚船利炮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作不妥协斗争的带头人。他在鸦片战争时期代表了中华民族不屈服于外来压迫势力的峥峥骨气。中国人民高度评价了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抵抗侵略的光辉表现，赞赏他对外来侵略者坚韧不拔、绝不妥协的斗争精神。
三、林则徐是近代早期先进的中国人的光辉代表。他的伟大和杰出还在于首开了近代中国了解世界、学习西方之端，成为冲破长期闭关自守，主张对外开放的先驱。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世界大势和各国情况茫然无知。封建统治者与知识界中一般人士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奇技淫巧”，形成与世隔绝、妄自尊大的局面。林则徐起初由于对外国很少接触，对中国以外的事物缺乏了解，这是很自然的事。但他不自满于现状，到广东以后，在斗争的需要下，他认真学习，非常重视了解和研究西方，倡导要睁眼看世界。
为了“采访夷情”，他到广州后不久，即物色和组织了一批当时还很少有的通晓外文的人才，从外国报刊上搜集有关资料编译成《澳门新闻纸》，并“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在他到广州后的两年中，即使后来被革了职，组织翻译西书、西报的工作一直都坚持下来没有停顿过。除了编译外国报刊汇编《澳门新闻纸》，分类整理专题式的报导资料《澳门月报》外，还请人译述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将它编辑整理成《四洲志》。《四洲志》是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大观，它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概况，成为后来魏源编辑《海国图志》的蓝本和基础。
此外，他还组织有关人员摘译西方报刊上议论中国的资料辑成《华事夷言》，连同《澳门新闻纸》、《澳门月报》一起发给手下的官员阅读和参考。他还请人摘译瑞士人瓦特尔关于国际法的著作编成《各国律例》，摘译英国僧侣池尔洼的《对华鸦片贸易》等书，在实际斗争中参考应用。通过这些，他制定了“控制之方”，也就是有针对性的斗争策略。林则徐在被革职后向新来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和两广总督祁贡介绍情况时曾特别强调说，从外国报刊书籍翻译过来的资料，“其中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不仅如此，他还请人搜集和翻译西方关于大炮瞄准法等新式武器制造方面的应用科技书籍，以学习外国的先进军事技术，改进和提高清朝军队的武器和作战能力，并在广东防务中加以应用。
《海国图志》
林则徐了解“夷情”，目的十分明确。了解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全在于应用：“尽得西人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以抵抗外来侵略。这个指导思想在魏源后来受林则徐委托根据《四洲志》扩充而编成《海国图志》中被概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它对当时和后来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林则徐倡导的“师夷长技”，还主要局限于军事技术方面。在当时外敌来侵的紧急状况下，为了改变中国因落后而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只好先从军事技术向先进的敌人或外国学习，然后再求推广及于经济、生产等各个领域。
“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指导思想区分了林则徐、魏源等一些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与一般封建官僚闭目塞听、抱残守缺的保守思想之间的界限，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对此，当时西方舆论曾评论道：“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又不询问考求，故至今中国仍不知西洋……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养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探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林系聪明人，不辞辛苦，常时习用，记在心中。于今观其知会英吉利国王第二封信，好似初学知识之效验。”
林则徐主张学习西方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国内，它开辟了中国人走向世界，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长处用以振兴中华的道路。自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开始，到提出“自强求富”的洋务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等，主张维新的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冯桂芬、薛福成、郑观应等，以至戊戌变法运动的领导、发动者康有为、梁启超等，莫不是在林则徐的思想影响或启蒙下向西方学习的。尽管他们学习的成绩不一样，所产生的效果很有参差，但他们都是沿着林则徐开辟的这一条路走的。特别是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基础上编辑而成的《海国图志》所产生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显著。梁启超在他1924年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甚至认为：“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
林则徐学习西方的思想，在欧美学者中一般都是予以肯定的。被西方学术界推为研究鸦片战争最重要代表作之一的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评论说：“在所有19世纪的中国政治家中，林则徐的形象和影响都超过了其他的人。鸦片战争对中国国内的发展和外交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曾国藩、李鸿章早二三代人的时间(原文如此——引者)，林则徐就已提出提倡和发动了向蛮夷学习的自强运动。”他认为：“如果说曾、李二人精于完成可行之事，那么林在预见势在必至之事却超过他们。”
在国外，林则徐学习西方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对当时处于与我国类似状况的日本影响尤为显著。日本士人对林则徐极为崇拜。早年在英国留学达10年之久的日本政治家井上馨1877年再度访英时在伦敦会见清政府驻英正、副公使郭嵩焘、刘锡鸿时就直率询问：“中国尚有林则徐其人否!”当刘锡鸿答以有曾国藩、左宗棠时，井上馨则以“否、否!”表示这些人都无法与林则徐相比。《海国图志》问世后于19世纪50年代初即传入日本，两三年内，日本国内进行部分翻刻的版本竟达20余种。《海国图志》在日本流传，促使日本爱国者惊醒，他们从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认识到闭关锁国只能导致危亡，而积极向西方学习，提倡变法图强以抑制西方侵略，从而对明治维新起了启迪和推动作用。“日本之平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辈，无不得《海国图志》，读而愤悱焉!攘臂而起，遂以成明治尊攘维新之大业，则源有以发其机也。”
由此可见，林则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他倡导的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方的长处，亦即对外实行开放的思想之深远影响，直至今日。对于新中国正蓬勃发展走向更加繁荣富强的改革开放时期，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同样是一个有益的启迪。当然，我们今日学习西方已不仅仅满足于为了抵御西方的侵略，也不局限于军事、国防上的先进科技，而是为了更好地振兴中华，使社会主义祖国在巩固独立自主地位的基础上更加繁荣富强。
综上所述，林则徐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之所以享有崇高的地位，是与他立下的功业和表现的凛然民族正气、伟大的爱国精神分不开的。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和世界的伟大人物。他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一切伟大的人物一样，林则徐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局限，但那些毕竟是次要的。他的丰功伟绩彪炳史册，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