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共传十六帝，共计276年，明朝灭亡于1644年。

　　“明朝为什么亡国”?至今动不动惹来口水互掐，但比起各类能写一票论文的“深刻原因”，以及与之相关的“大人物大事件”来。下面这几位“晚明老实人”的遭遇，却同样能把这个历史教训，解释得明明白白。

　　首先一位“老实人”，就是万历十九年“阅视辽东”的明朝兵科给事中侯先春。

　　晚明的奏疏，从来以冗长拖沓出名。侯先春这次“阅视辽东”后写下的《安边二十四议疏》就是典型。这部奏疏全文啰嗦，还用了大量生僻词组，以至于被评价为“陈言俗调”。但必须说的是，这位侯先春大人是位非常认真的人，比起“同行”们每次“阅视”时的走过场来，他却在辽东“足迹无不遍历”，真是走遍当地山山水水，其“陈言俗调”的奏疏里，也好歹说中了辽东一桩大问题：缺马。

　　古代战争条件下，骑兵是制胜关键，战马自然是重要战略资源，像辽东这种战略要地，更是一天不能没马。可在侯先春笔下，辽东这“缺马”，缺的太怪：难道是明朝当时没马?当然不是，这时明朝通过西北西南的“互市”贸易，每年都赚取大量上好“市马”，多到北方各边镇都用不了，还照着名臣方逢时的建议，杀了多余战马煮肉，给将士们“改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那难道是朝廷不拨给辽东战马?那更不是，对于辽东这种战略要地，大明往往优先供应优良战马。可侯先春却写下了另一个怪事：“而辽之最不堪用者亦马,辽之最耗国储者马”。也就是再膘肥体壮的战马，送到辽东也活不长，没多久就莫名其妙死掉。朝廷就只好一批批的送来战马，再一批批“速死”，简直成了无底洞。咄咄怪事，叫走遍辽东的“侯大言官”，都百思不得其解。

　　而这个叫侯先春连呼奇怪的问题，十几年后巡按辽东的名将熊廷弼，才终于找到答案：哪里是辽东的水土不好啊，上好的马送到辽东军营里，立刻就被军官士兵们往死了虐待，虐死了就杀马卖肉。为何要如此败家?因为明朝的“马政”，这时已坑到家。将士们如果老老实实养马，那从草料补给到战马核验，处处都要向相关官员送钱行贿，养一年就得活活赔死。还不如把马合理合法“养死”，大家好歹能卖马肉分点钱。

　　如此奇景，也正如熊廷弼奏疏里的一句名言：“是官与军无一人而不咒马之速死者”。确实，“活马”拖累大家，“死马”幸福一群人，辽东的战马，就这样“送一匹死一匹”。曾横扫四方的辽东铁骑，也就这么“合理合法”的衰落下去，然后在新崛起的八旗骑兵面前，输了个稀里哗啦。

　　上好的战马，都能操作出这套路，烂到家的大明朝，还有什么“好牌”打不烂?

　　而与侯先春遭遇类似的，则是崇祯初年另一位“老实人”：崇祯初年的广州府推官颜俊彦。

　　明末常被人津津乐道的，就是空前发达的海上贸易，广州泉州等地都是出名的“黄金口岸”，红红火火的对外贸易，也叫明朝赚取了全世界的白银。以当代学者统计，明朝最后七十年，单菲律宾马尼拉一地，就有5300万比索的白银流入中国。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也在7000万两以上。甚至西方学者认为，晚明至少赚走了世界三分之一的白银。说句寒碜话：这些白银稍微拿出点零头来，风雨飘摇的晚明王朝，又怎会落得国库空空如也?

　　那为什么赚了这么多钱，晚明王朝却偏偏没钱?崇祯初年就任广州府推官的颜俊彦，就精准找到了直接原因：猖獗的走私，确切说，是官商勾结的猖狂走私。

　　当时广州的走私有多泛滥?同时代广东学者屈大均的话说，当时只要有人来广州做官，那这人全家就像过节一样高兴，因为“以为十郡膻境, 可以属餍脂膏”。就等着躺着收钱捞油水了。“捞油水”的主要法子，当然就是走私。

　　走私的法子，更常见简单粗暴。颜俊彦很快发现，合法出海的商船，哪怕你守法纳税，但只要没给经办官员好处，照样给你“盖戳”，说你违法就违法。相反那些一分钱税不交的走私船，好处给足了，竟能顶着“合法”船只的名义，大摇大摆出海。单这一样，每年就是躺着收钱。如此一来，老实人吃大亏，走私犯占大便宜，“合法船只”当然越来越少。

　　这还算是“小钱”，颜俊彦更查明：当时广州府缉查走私的三大衙门，即香山县衙、香山参府、广州市舶司，早已完全腐化，他们三家密切配合，有的给走私船开绿灯放行，有的派战船给走私船护航，有的甚至给走私犯站台，帮助消灭作为竞争对手的“合法商人”。愤怒的颜俊彦大人慷慨上书，要求严查这三大衙门，可从巡按御史到总督，都是装聋作哑，折腾一场不了了之，最后只是抓了几个小吏做替罪羊。

　　因为这操作里，上上下下都收足了好处，除了一个尽职尽责的颜俊彦大人外，所有“官老爷”都从中敲金分肥。所以号称“天子东南银库”的广州，崇祯年间每年只能上交几万两关税，大笔收入都揣入官员自己的腰包。官商勾结下的当地官府，也就彻底腐化，后来面对清军南下的铁蹄，分分钟就被秒杀。

　　而比起这两位“小官”的遭遇来，下面要说的“老实人”，是一位没有留下“真名”的小贩：明代典籍《金陵琐事》记载的，一个叫“陆二”的“灯草小贩”。

　　这位生活在万历二十八年南京城的“陆二”，常年以贩卖灯草为业，“卖灯草”这种小本生意，当时本钱也不过八两银子，他从南京上船去苏州贩卖，没想到一路上遇到各种税卡，每个税卡的“税官”们都如狼似虎，结果还没走一半路，就被盘剥了四五两银子，弄得囊空如洗。船到青山时，又碰上了税卡。没钱交税的“陆二”，这下彻底忍够了。直接把灯草全都摆上来，当着税官的面点火烧个精光——这买卖，真没法做了。

　　后人说起晚明，常津津乐道那一片红火的“资本主义萌芽”，甚至还有人抱怨明末的工商业者“不收商税”。可“老实人陆二”却告诉后人，晚明只是不找“官老爷”们收商税，对小老百姓?那真是敲骨吸髓。

　　这“一把火烧精光”的遭遇，也不止“陆二”一位，就拿北京城来说，北京城的工商业，在万历年间曾出名繁荣，就连大学士于慎行都感慨说，北京城里卖肉卖酒的小贩都有上千万身家，比自己这个大学士还赚得多。可到了万历中晚期，这“繁荣”又成了什么样?

　　万历三十三年，明朝大学士朱赓的奏疏，就揭开痛心真相：由于京城赋税沉重，那些曾经“富裕”的商户们纷纷破产，有门路的商户，能靠着投靠京城权贵“避匿”赋税。那些老实巴交的商户交不起，除了“满路哀告”，甚至“有自缢投河者”。传说中很繁荣的北京工商业，也是“十室九空”。这还是“天子脚下”，这还是明末大乱前夜，沉重的盘剥，已让民力不堪重负。多少“天下大乱”的伏笔，已经预埋。

　　而最后一位要说的，是一位老实巴交的小兵：明末“名臣”杨嗣昌的亲兵俞振龙。

　　晚明战乱频繁，但能成为崇祯帝“股肱之臣”杨嗣昌的亲兵，那还真是好命，既不用去拼命又能温饱无忧。可俞振龙的命运，却因为另一位“老实人”的殉国，在明末留下浓重一笔——卢象升。

　　蝇营狗苟的晚明政坛上，卢象升是出名的老实人，这位铁汉一不贪污二不受贿，更有一身惊艳军事才华，多年来南征北战，打得李自成张献忠高迎祥等“反王”溃不成军，堪称崇祯平乱的“利剑”。崇祯十一年清军入寇，刚刚丧父的卢象升慨然受命，以“督天下兵马”的身份扛起抗清重任，却不料被崇祯宠臣杨嗣昌与太监高起潜接连挖坑，最终只能率五千疲卒，与数万清军在巨鹿血拼到最后一刻，直至壮烈殉国。

　　杨嗣昌

　　但如此忠烈一幕，依然感动不了“能臣”杨嗣昌的冰冷心肠。在杨嗣昌看来，卢象升忠勇为国，却与自己不和，这样的人坑死了还不算，必须“搞臭”才行。这个“任务”，他交给了勘察卢象升尸首的俞振龙，暗示俞振龙顺着自己的心思，宣称卢象升没死。在他看来，作为自己心腹的俞振龙，应该很懂事。

　　可杨嗣昌没想到，这位俞振龙虽是小兵，却也是一条硬汉。明知“主人”的如意算盘，却是根本不接这茬，如实讲出了卢象升为国战死的悲壮真相。气急败坏的杨嗣昌，除了把卢象升的尸首扣了八十多天外，更把俞振龙抓起来严刑拷打，企图叫俞振龙改口。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俞振龙，却在生命最后一息，发出了一句掷地有声，亦羞杀晚明多少“精英”的豪言：“天道神明,无枉忠臣”

　　可是，这样老实的卢象升，这样老实的俞振龙，从总督到小兵，只要你是老实人，就无法在晚明的朝堂上生存下去，反而是杨嗣昌之流，却被当成“股肱”一样宠着，最后留在崇祯身边上蹿下跳的，更是魏藻德陈演等“杨嗣昌都不如”的小人，如此加速的“逆淘汰”，这明朝，怎能不亡?

　　毕竟，一个叫老实人吃亏流血又流泪的王朝，命再硬，也救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