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明思宗，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出生于北京，明光宗第五子，母为孝纯皇后刘氏，明朝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年号“崇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大顺，年号永昌。

　　而明廷对此却毫无办法，甚至连出兵征剿都办不到，因为明朝在关内的最后一支精锐——秦军去年底已经随着孙传庭在潼关覆没。

　　彼时的李自成已经拥有湖广部分地区，河南部分地区以及关中，和明廷已经完成了攻防互换，越来越多的原明朝官吏投入到他的麾下。

　　所以在称帝的同时，李自成也发布了东征檄文，这是对明朝的宣战书，文章又臭又长，但核心只有两句——“嗟尔明朝，大数已终”。

　　李建泰代帝亲征

　　李自成是正月初三离开西安开始亲征的，而明朝方面，正月初九就得到了李自成来犯的消息，这并不是因为明朝方面的信息传递多有效率，而是李自成直接派人把战书送到了北京兵部。

　　战书上约定双方三月十日在京师决战。

　　对明朝方面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五年前还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反贼如今不仅僭号称帝，还气势汹汹的叫嚣着要灭掉自己。

　　崇祯得知这个消息忧心如焚，又急又气，甚至好几天“愤惫不食”。(吴伟业《绥寇纪略》)

　　俗话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面对火急火燎的崇祯，阁臣们自然不能当泥塑木雕。

　　内阁首辅陈演首先出列表态，请求代帝出征，但却被崇祯拒绝了，理由是“南人不可”，其余内阁大臣魏藻德、蒋德璟等人也纷纷主动请缨，依然被崇祯拒绝。

　　直到新进入阁的大臣李建泰站出来表示愿意代帝亲征，崇祯才欣然同意。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有两点：一点是李建泰是曲沃人，山西正是他的乡土，由山西籍内阁大臣去号召山西人“保卫乡梓”还是很靠谱的;二是李建泰答应了——

　　“愿意以家财佐军，可资万人数月之粮食。”

　　李家在曲沃本地是土豪，很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晋商，崇祯让李建泰督师正是希望后者能够联络山西本地士绅来抵御闯军。

　　代帝亲征的人选就这样敲定了。

　　正月二十六日，崇祯派驸马都尉万炜亲告太庙，并亲自在正阳门楼为李建泰举办践行宴，隆重无比，并且赐给他龙节加尚方宝剑。

　　在当时朝廷无兵可派的情况下，任命重臣持节号召晋人守晋土。

　　这确实是最好的权宜之计，而朝堂上的有识之士，也积极建言献策，提醒李建泰必须要星夜兼程赶往太原，安定人心，再联络三晋之士，抵御抵御顺军，以拱卫京师。

　　但李建泰虽然号称“知兵”，却并非行伍出身，拘泥于兵法，日行三十里，又纵兵滋扰地方，这样就更加拖慢了行程。

　　说白了，李建泰本身就不是啥公忠体国的人，自请督师也主要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家乡及家业——

　　“李自成逼山西。建泰虑乡邦被祸，而家富于赀，可藉以佐军，毅然有灭贼志。”

　　所以在获悉曲沃被破，自家被掠的情况后，便“惊怛而病”，再无心按照朝廷的规划西进据太行山一带固守，而是逡巡在保定观望局势。

　　遣重臣督师山西，御顺军于黄河以西的计划正式宣告破产，李自成进入山西，一路畅通无阻，几乎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顺军占领山西，离京畿只有一步之遥了。

　　南迁之议

　　早在斟酌督师人选的同时，有大局观的人也在做着另一手准备，即是后世争议颇多的“南迁之议”。

　　南迁的最早提议者，按《明史 · 后妃传》，应该是崇祯的皇后周氏——

　　后性后性严慎。尝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

　　同时崇祯也曾与首辅周延儒秘密商议过南迁事宜，还特地交待周延儒不要把消息泄露出去——

　　“上以边寇交织,与周延儒议南迁,命无泄。”(《三垣笔记》)

　　但当时形势还没到危急存亡的关头，再加上皇室内部的反对，南迁之议就暂时被搁置了。

　　等到崇祯十七年，在李自成正式称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豫变纪略》)的情况下，南下避祸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于是南迁之议又再次被提起。

　　崇祯十七年二月初八，太原失守，山西大半沦陷，以山西为京师屏障成为空谈，在这种情况下，南迁计划被迅速完善并加紧提上日程。

　　二月十九日，左都御史李邦华及右庶子李明睿正式上疏请求南迁，还专门为南迁计划拟定了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天子巡狩南京，中策是太子抚军南京，下策是让崇祯另外两个儿子永王、定王前往南直隶，以“就藩”的名义，这三策无论哪种，都能够保证万一事有不逮，帝系都不会断了传承。

　　同时有感于皇帝南巡影响太大，李邦华密疏建议崇祯让太子南下，皇帝则固守北京，

　　“择大臣奉太子南行，臣等辅皇上固守”­——《烈皇小识》

　　崇祯对这个建议很感兴趣，并拿到朝会上正式讨论。

　　而时任内阁首辅陈演是南迁的反对者，悄悄把这份奏疏泄露给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指示后者阻止这个提议。

　　于是在当天的朝议时，商议到太子南行事宜，光时亨大呼：

　　“奉太子往江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

　　“灵武故事”指的是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往成都，而太子李亨在灵武被诸将拥立为帝，逼迫唐玄宗成为太上皇。

　　——这就是诛心之言了，影射诸臣想在南京拥立太子，此话一出，李邦华等人再不敢言。

　　而崇祯也因为这句话被挑动了帝王最为敏感的心思，再联想到连“蜗居”保定的李建泰也上疏“主动请缨”护卫太子南下，所以也不再提让太子南下的事，南迁之议就此流产。

　　南迁计划的流传直接导致北京城破后太子及永王、定王被李自成俘虏，为南明后来的帝位纷争埋下伏笔。

　　调吴三桂入卫勤王

　　崇祯之所以在南迁问题上态度不甚坚决，除了担心造成人心混乱之外，还因为他有最后一条措施——调关宁军入卫。

　　截止到崇祯十七年，明朝在关外只有宁远、前屯二城，辽东总兵吴三桂率关宁军驻守在二城，孤零零的宣示着明朝对辽东的主权。

　　关宁军又有另外一个称呼——关宁铁骑，是明末最为精锐的部队之一，连清朝也大为忌惮，如果调关宁军入关，不说平灭李自成，最起码能够保证北京安稳无虞。

　　早在崇祯十七年正月，闯军刚进入山西时，崇祯就有意放弃宁远退守山海关，调关宁军去山西与李建泰一起“剿灭”李自成。

　　但内阁首辅陈演却以“祖宗之土不可弃”为理由，坚决反对，并在此后的朝会中多次推诿搪塞，拒不拟旨。

　　其实陈演坚决反对的原因很自私——

　　“上有急，故行其计，即事定，而以弃地杀我辈，且奈何?”

　　二月初八太原陷落后，事态危急，蓟辽总督王永吉与顺天巡抚杨鹗联名上疏请求调关宁军入卫京师。

　　甚至连远在辽东的吴三桂本人都表态支持，见再无理由搪塞，陈演等人无奈提出一个缓冲方案，让崇祯咨询吴三桂的父亲吴襄。

　　崇祯与吴襄的奏对繁且杂，主要内容就两点，一是关宁军有兵三万，家丁三千，用来打流寇如同砍瓜切菜，二是宁远、前屯二城尚有军民五十万，如果全部迁到关内，需要饷银一百万。

　　而崇祯恰恰最缺的就是钱。入卫勤王之事，因为饷银问题就这样拖着。

　　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大同、宣府二镇望风而降，闯军已经进犯到京畿。

　　崇祯排除万难，不计后果般的下令调吴三桂入卫，这个时候陈演仍“习惯性”的阻拦一番，坚持要先看到蓟辽总督同意调兵的文书才肯拟旨。

　　崇祯立刻派人前去索要文书，这样来回有耽搁了六七天，直到三月初四，崇祯才下达调吴三桂入卫勤王的诏书，此时，距离崇祯殉国还有半个月。

　　吴三桂收到诏书后即刻率军民往关内迁徙，日夜兼程，三月十六日方到达山海关。

　　此时闯军已经占领昌平，等到三月二十日他到达丰润时，北京已经失陷。而丰润离北京，满打满算也就三百多里路。

　　吴三桂画像

　　崇祯生命的最后几个时辰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很遗憾?事实上任谁也想不到堂堂大明朝的首都不到三天就被李自成攻陷了。

　　闯军十六日占领昌平，十七日开始攻城，十八日晚就已经攻破内城。

　　破城的原因，有“张缙彦献城说”、“曹化淳献城说”，众说纷坛。

　　但是据“甲申国变”的亲历者、时任锦衣卫指挥佥事王世德记载，开门投降的却另有其人。

　　“十八日，贼攻广宁门急，群回倡乱开门，外城遂陷。”(《崇祯遗录》)

　　王世德是甲申国变的亲历者，又任职锦衣卫，他的记载应该较为可信。

　　三月十八日晚外城破后，崇祯召集新乐侯刘文炳，驸马都尉巩永固，让他们带领家丁随其巷战，并流露出死志——

　　“朕志决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

　　关于三月十八日晚崇祯都做了些什么，大部分野史都记载崇祯率内侍准备从正阳门出逃，却被守门官兵赶了回来，走投无路，最终自刎。

　　其实稍微看一下明朝的皇城图就知道这记载有多么的可笑，正阳门是内城的南大门，当时外城已经失陷，崇祯如果想逃跑，也不会去外城自投罗网吧。

　　也是在这晚，崇祯开始交待起了后事，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让人为他们换上平民的衣服，嘱托道：

　　尔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罢，不必恋我。

　　朕必死社稷，否则有何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尔等切要谨慎小心。

　　若逢做官的人，老者当呼为老爷，幼者呼为相公，或称为长兄。

　　呼文人为先生;呼军士为户长，或称曰长官。

　　——《野史无文.卷三》

　　查看完整族谱崇祯帝的族谱于是崇祯将三子分别托付给三个亲信太监。交待完后事，崇祯在乾清宫写下了生平最后一道诏书，随后登上紫禁城后面的万岁山，在山上的寿皇殿自缢殉国，此时为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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